對毛主席不夠忠誠，9歲的我成批判對象（圖）
為了早點上學，在領我去學校報名的路上，爺爺教我如何瞞報生日、年齡。校長收下了我，爺爺很高興，回到家裡談經過時，媽媽冷冷地說了一句：教這點小的孩子撒謊！
學是上了，但沒過幾天，班主任老師找到家裡來了，說：小孩還太小，先在家裡呆一年吧。我媽說："先讓小孩在學校試一段時間，實在不行就回來吧。"過了一段時間，老師高興地告訴我媽："你的小孩學習還能跟上。"這樣，我就在學校留下了。
後來，也許為了消除爺爺教我撒謊的影響，我媽給我講了《狼來了》的故事。我記住了這個故事，記住了撒謊的危害。稍大一點的時候，還試圖用畫連環畫的形式表現這個故事。可見這個故事給我的深刻印象。
文革開始後，我這個不願撒謊的孩子遇到了麻煩。
先是寫作文遇到了困難。那個時候，大家寫作文都是一個模式：遇到一件事情，該不該做呢？猶豫了。這時，毛主席的教導就在耳邊響起，於是就做了一件好事。
自己也做過好事，但不是每次作文都有可寫的。況且，即便做了，做的時候也並非都因為"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比如，在路上看見一個人拉車上坡，就上前幫忙推了。或者看他是同村鄰居，或著純粹是同情，並沒有想起毛主席那條"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語錄。可寫作文的時候，你就要這樣寫。寫了後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從小學起，別的課程都不怕，就怕寫作文。其它功課、作業都會很快完成、上交，唯有作文，都要拖到實在不能再拖的時候才交上去。不是因為懶惰或困難，而是因為要經歷一番心靈的熬煎！
有時候，為了不再因為寫作文而苦惱，就想乾脆先跑到馬路上去做點"好事"，然後再寫在作文裡。可當自己真的打算這麼做的時候，反而覺得這更卑鄙了。因為前者是被動、無奈地撒謊，後者倒是主動地造假了。於是乾脆打消了念頭。
比如有一次，看到馬路上有一大堆牛糞，恰好帶著鐵鍬，就把它扔到路邊的地裡了。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在"做好事"嗎？下次寫作文可算有寫的了。這個念頭剛一閃過，馬上覺得自己是多麼卑鄙！所以寫作文時反而不用它。
我真希望能擁有毛主席的教導適時地在我耳邊"響起"的特異功能，可總不行。不論幹好事，還是幹壞事，總是事情過去多長時間了，嚴格地說是要寫文章，開始搜腸刮肚時，才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經怎麼說過。
在那個年代，到處講的是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其實全是撒謊、騙人的東西。任何一個純真、幼稚的心靈，都無法避免地要就在經歷這樣的熬煎。
前面說過，文革開始前，我們學校有兩個"劉老師"。文革開始後，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劉老師不管事了，貧農出身的劉老師掌權了。掌權後的貧農出身的劉老師決定幹一件大事：搞一次規模龐大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大到什麼程度?全校師生每個人都在全校大會上講。老師在佈置時還鼓勵我們，"最好脫稿演講、要流利、要激昂"。
在佈置後的一段時間裏，大家都在忙著寫自己的演講稿，我卻面臨更大的心靈的熬煎：這回怎麼應付？茫然若失地到處轉悠，卻被老師呵斥：你的稿子寫完了？只好訕訕地離開人群，去找一個能獨自呆的地方。
"講用會"終於召開了。全校學生一連幾天坐在大操場上，聽一個個同學登臺講他們編造的一個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毛主席的教導總是及時地在空中或者耳邊"響起"，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一個個差點墮落的靈魂！（這種宣告靈魂被拯救的過程，恰恰是靈魂墮落的過程）
在這個"革命"的隊伍裡，隱藏著一個把良知看的比對毛主席的忠誠更重要的人。他也曾經寫過一些片斷，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撕了。現在，他是唯一沒有做好準備人，對於這樣一場嚴肅的活動，採取如此消極的態度，其性質不用說是很嚴重的。我知道我成了異類，混在革命隊伍裡，緊張又無奈地等待著被揭穿、被揪出的那一刻。
記得剛上一年級的那會兒，有一次調皮，想放屁的時候把屁股對準了一個女同學。女同學哭了，引來了那個貧農出身的劉老師。照常規，老師應當訓斥我幾句或者讓我罰站就可以了。我也做好了接受這樣的處罰的心理準備。沒想到劉老師聽了女同學的哭訴後，大喝一聲：
"什麼成分？！"
這一聲大喝，嚇得我渾身哆嗦，囁嚅了半天，說：
"上中農"
"就知道不是好成分！怎麼，難道你還想騎在貧下中農頭上拉屎拉尿嗎？告訴你：這樣的日子再也不會來了！"
我扭頭看了看被我氣哭的女同學，心裏一愣：天哪！我怎麼那麼倒霉呢？偏偏碰上一個家是貧農成分的同學，要知道問題如此嚴重，還不如找個同是上中農家的孩子開玩笑呢！
好在老師也沒有進一步處分我，從此我知道自己是個成分不好的人的，處處要小心。
混在革命隊伍裡的我仍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別人能接受這場撒謊的遊戲，自己卻接受不了呢？難道真的是因為我的出身不好，對革命、對毛主席沒有感情？
演講的順序完全沒有規律，由劉老師點名決定。第一天，老師沒有點我，第二天也沒有我，於是我心裏產生了一點僥倖：也許老師會忘了我，從而躲過這一劫。但在"講用會"進行的最後一天，嚴格地講是在僅剩的幾個人中，老師點到了我。
那一刻，我像偷了東西被人抓住的賊一樣，挪著雙腳，來到全校師生前面放著一張辦公桌--主席臺前。我沒有勇氣站在這張桌子的正前面，只是怯懦地、卑微地站在桌子的一邊、扶著桌子的一個角，開始了我的"演講"，當然沒有講稿--這在全校是唯一的。那囁嚅的聲音恐怕只有自己聽得清楚。
"有一次，我在馬路上遇到一個......後來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我就干了。
"有一次，......讓我去幹一件什麼事，我不想去，忽然也想起毛主席的教導......後來我就去了......
"還有一次，我......"
總之，與其是演講，倒不如說是一次小丑的表演。那一兩分鐘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好像過了幾個世紀。
在一旁觀看的這次講用會的組織者，貧下中農出身的、掌管學校的劉老師氣壞了！
在隨後的全校師生大會上，我成了重點批判的對象。他那無不憤怒的講話持續的很長時間，大部分是批判我的：
我是壞了一鍋湯的耗子。
蔣介石學習成績倒好，他不是反革命嗎？
我手裡拿的一根笛子，這證明我的志趣是‘靡靡之音'。
笛子被沒收並摔碎了。我無聊時用笛子在土操場上捅了一個小坑，這也被老師發現，說我是在"自掘墳墓"！
最後，劉老師在講話的宣布：我是本校的"小四類分子*"，要求大家都監督我，改造我！
天鑒可憐：那時我不過是個九歲左右的孩子！
劉老師在最後幾句話把我嚇壞了。要知道，在農村，"四類分子"就是那種成天搭拉著腦袋，任何人都可以欺負，大氣不敢喘一聲的人；就是隨時可以抓過來，給頭上戴個尖尖的紙帽子，脖子上挂個木牌，一根繩子牽著，就可以在村裡游鬥一圈的人；就是隨便有個隆重一點的會議，呼之即來，安置在主席臺兩側，低頭垂臂地示眾，到會議結束再打發回家的那種人。我成了這樣的人，不就完了嗎？
那天下午，我獨自一人來到靠著學校大院的土崖上，坐在那裡，靜靜地、傷心地俯看著我生活了幾年的這座學校。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只是在想：我成了"小四類分子"，這裡還能待下去嗎？
思考的結果是，在決定離開之前，先再待幾天，看看情況再說。
第二天，我模仿"大四類分子"們那種低眉順眼的樣子，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一聲不吭地繼續上學，同時暗中觀察同學們對我的態度。幾天過去了，卻發現一切跟過去並沒有什麼兩樣。噢，原來老師宣布的那個並不管什麼用！於是我心釋然了。
再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恢復了先前那種頑皮的個性。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通稱四類分子，屬於專政對象。在城市裡還加上右派，是五類。規規矩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是四類分子們的唯一出路，隨時低頭認罪是接受改造的起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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