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第一章總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卻總缺乏鴉片在中國傳播史的必要介紹。所謂義憤不能代替科學,僅僅譴責鴉片流毒,很難清楚說明鴉片怎會成為加劇滿清腐敗過程的毒品。
著成於明萬曆六年(1578)的《本草綱目》穀類藥物部分:"李時珍曰: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其實,作為鎮痛藥,早在唐文宗開成(836-840)年間,鴉片(又譯阿片),便在藥舖有售。但曾任宮廷太醫的李時珍,顯然不知罌粟花原產西亞,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結的阿芙蓉,大約通過拜佔庭與唐朝的貿易,傳入中國。不過,他說"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個病例,即他去世(1593)時已胖得難以動彈的萬曆皇帝,可能患痛風而服鴉片丸成癮。
可是,將鴉片混合菸草裝入煙袋吸食,即俗稱抽鴉片煙,應在美洲印第安人用菸斗吸菸草的習俗被西班牙人傳到遠東之後。據魏菲德說,這樣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臺灣人發明的。(見《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183.)
美洲菸草於明中葉傳入中國,很快吸食成風,以致嘉靖、萬曆間王世貞嘆道:"三尺童子無不吸菸矣!"然而很奇怪,儘管臺灣人多閩粵移民,儘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臺灣鄭氏政權並解除海禁,吸鴉片煙的風氣卻似乎在大陸傳播很慢。直到八年後的清雍正七年(1729),滿清三世皇帝才下詔禁鴉片入口,說明這時鴉片已由藥材變成毒品。
作為毒品的鴉片煙在中國蔓延,說來也是滿洲統治者釀成的問題。原來,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菸草,並非關心臣民健康,而是因為種菸草與種糧食爭地,非但妨礙稅收,還可能因為菸草種植區缺糧而發生民變。效應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貴菸草煙具爭奇炫富的東南紳商紈絝子弟,忽然發現臺灣發明的鴉片煙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進口的"洋藥",怎不競相學樣而追求煙膏煙具品質?
早就苦於用白銀換取中國絲綢、陶瓷、茶葉等精良產品的歐美商人,發現中國出現日益增長的毒品市場,怎不抓住商機?馬克思的《鴉片貿易史》(1858年發表),曾追究英國東印度公司頭目,如何與從土耳其販運鴉片來華的葡萄牙商人爭奪這個市場,強迫印度孟加拉邦農民改種鴉片,力求壟斷對華鴉片走私貿易。清嘉慶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締鴉片進口,反而更刺激內外官商勾結的鴉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被取消對華貿易壟斷權,鴉片走私轉入私人企業手中,美國等毒品販子也更賣力競爭。結果不過三年,走私入華的鴉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國是貧銀國。但自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開始實行以銀為主的復本位幣制,商品流通和國庫收入所需白銀,主要來自農工產品出口貿易吸納的域外白銀。全漢升對此有過詳盡研究,曾指出從明隆慶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兩個半世紀,單是經過西班牙人輸出的美洲白銀約四億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國,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軍軍官驚嘆:"中國皇帝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詳參全著《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1987.)
正是越來越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導致支持滿清帝國富甲天下的白銀,由內流變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食鴉片的奏章,是打動鄙吝的道光帝傾向禁菸的由頭,不妨再引一次:"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據清末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八略引。)據記載,道光三年(1823)以前,滿清出口盈餘仍有銀二千六百萬兩左右,至此卻反而外流至少四千萬兩,換來的是"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的鴉片。當然,銀貴錢賤,不加賦而稅增,不漲價而貨昂,民窮財盡,比起老百姓造反還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說,黃爵滋的這道奏章,數落鴉片危害的層面,漏掉了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宮女太監,而此類正是揮霍國帑的煙鬼主體。他們率先造成的貪污腐化,怎樣掏空了滿清的府庫,不是更值得追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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