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的外交風向球正在地平線升起。美國丶德國丶加拿大丶法國丶紐西蘭丶日本丶奧地利丶澳大利亞丶前東歐各國等…….近幾個月來，各主要民主國家，已經逐步在此氣球下聚合。該氣球的標籤上清晰書寫：「價值觀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
國際外交風向的轉換
最顯著標誌這一風向轉折的，是所謂「達賴旋風」，即：澳大利亞總理丶紐西蘭外長丶奧地利總理丶德國總理丶加拿大總理……，似乎大家有約在先排隊似的，紛紛在官邸或官方正式場合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最近，日本又邀請達賴往訪……。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高潮，是十月十七日美國國會向達賴頒授地位崇高的金獎，布希總統親自頒獎並致詞。這種國際性統一行動，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在這一轉向中，德國成了帶頭羊。其執政黨最近出臺的亞洲政策文件，強調了德國政府必須和中國保持相對的距離，加強與日本丶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
從二○○六年十月到○七年年初，歐盟接連發表了三份有關中國的文件，語氣冷峻；對中國現狀的判斷，語調悲觀。
北大西洋公約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對華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評估，有了更多的協調和默契，出現了向美靠攏的跡象，歐盟最終仍然維持了對華武器禁運，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識」的政治後果。而加拿大丶紐西蘭丶日本丶奧地利丶前東歐國家等，也紛紛跟進，對華政策也日益強硬。民主國家在非洲達爾富問題到亞洲緬甸問題上，千方百計施壓於北京，凸顯中國與國際主流在價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奧運承諾。
傳統的人權問題，日益引人注目地變成北京外交的「滑鐵盧」。最近的戲劇性進展是十一月六日在美國國會就師濤及王小寧案對雅虎公司的聽證會。議員們對雅虎的質詢以及雅虎對受害者親屬的道歉，事實上變成了對中共的一場缺席審判，吸引了全球公眾的眼球。
更敏感「亞洲北約」的萌動
在貿易問題上，歐盟已經表示，歐盟和美國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要和美國在政策層面進行方方面面的協調，對中國施加共同的壓力，包括人民幣匯率丶對華貿易赤字丶中國出口產品質量丶知識產權丶能源外交丶市場開放等等，無所不包。
在亞洲，同樣的故事在上演。二○○七年八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大亞洲」設想，其中包括印度丶日本丶美國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丶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
更為敏感的是所謂「亞洲北約」的萌動。九月，來自印度丶美國丶日本丶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在此構想推動下，亞洲將演化出某種新的地緣軍事結構。
諸事種種，呈現出某種基本的戰略趨向：一個「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
「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會議
回溯以往，其實早有預兆。蘇東波之後，全球政治地圖重畫，政治情勢凸出了建立全球「民主同盟」或「民主國際」的緊迫課題。著名政治學家丶哈佛教授杭廷頓（Huntington, Samuel P.）一九九七年在《民主》雜誌上撰文預言：「共產國際（the Comintern）已經消亡，現在是建立民主國際（the Demintern）的時候了。」
實際上，它隨後就開始付諸了實踐。二○○○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在華沙召開了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國際盛會，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外長和其它官員以及民間代表，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一個名為「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的全球性會議。這個為期二天的國際會議是由美國丶波蘭丶智利丶捷克丶印度丶馬里丶韓國七個國家發起的，主要發動者是波蘭和美國。有一百零七個國家應邀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分成兩個平行部分，一個是由政府領導參與的主要是由外交部長為主的論壇，另一個是由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的民主論壇。
政府參與的會議，其成員是以國家的性質劃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國家來決定參與國的，而且參與國達到一百零七個。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它標誌著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力量的組合體，也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在過去的因為利益丶區域丶軍事等等原因以各種方式短暫聯手的國際組織之外，締造了一個以道義為聯盟基礎的新組織模式，它與以往各類組織的構造模式都不相同。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種新形態的國際組合。
同時，由於中共是殘存的最大的共產國家，華沙會議的針對性也是很清楚的。會議的目標，就是通過民主國際這一「世界民主同盟」的擴展，在全球棋盤下完「冷戰的殘局」，清掃最後的戰場，促使中國等殘存的最後幾個共產國家，改弦易轍，進入民主國際，達至全球的和平。
在全球棋盤裡的「冷戰殘局」
但是，次年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打斷了「民主國際」發育壯大以及發揮其歷史作用的進程。它使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戰略重心轉變，「民主國際」的連續性會議及其偉大歷史使命，被迫暫時淡出歷史舞臺的中心。
時移勢變，六年過去了。反恐的鬥爭雖然仍在繼續，但大局底定，恐怖組織已是強弩之末。然而，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集中力量反恐的這一空檔，作為殘存的共產政權，作為國際反恐的臨時夥伴，中共身上減輕了壓力。在這幾年中，它藉助其「低人權」和廉價勞工優勢吸納資本，作為一個仍然保持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迅速崛起，對世界格局產生衝擊，從而誕生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第三帝國崛起時的類似情勢，構成了對世界秩序的嚴重挑戰。
有鑒於此，世界民主同盟的構想再次復活。各國都緊迫感到，必須提出新戰略，亮出新旗幟，以因應這一歷史性挑戰。上述今日的「世界民主同盟」或曰「民主國際」的隱然成型，實質上正是在接續二○○○年「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的全球性會議的旨趣，重新集結民主國際。其戰略思考也從以反恐及地緣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為重心轉向以價值觀外交為重心，發揮普世價值體系的根本優勢，從而應對所謂「中國模式」的挑戰，在全球棋盤裡真正下完「冷戰的殘局」，影響並驅使中國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真正進入國際文明體系中。
這次西方外交轉向，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戰略轉變。在某種意義上，它將塑造所謂「新新人類」的生存方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國際外交風向的轉換
最顯著標誌這一風向轉折的，是所謂「達賴旋風」，即：澳大利亞總理丶紐西蘭外長丶奧地利總理丶德國總理丶加拿大總理……，似乎大家有約在先排隊似的，紛紛在官邸或官方正式場合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最近，日本又邀請達賴往訪……。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高潮，是十月十七日美國國會向達賴頒授地位崇高的金獎，布希總統親自頒獎並致詞。這種國際性統一行動，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在這一轉向中，德國成了帶頭羊。其執政黨最近出臺的亞洲政策文件，強調了德國政府必須和中國保持相對的距離，加強與日本丶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
從二○○六年十月到○七年年初，歐盟接連發表了三份有關中國的文件，語氣冷峻；對中國現狀的判斷，語調悲觀。
北大西洋公約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對華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評估，有了更多的協調和默契，出現了向美靠攏的跡象，歐盟最終仍然維持了對華武器禁運，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識」的政治後果。而加拿大丶紐西蘭丶日本丶奧地利丶前東歐國家等，也紛紛跟進，對華政策也日益強硬。民主國家在非洲達爾富問題到亞洲緬甸問題上，千方百計施壓於北京，凸顯中國與國際主流在價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奧運承諾。
傳統的人權問題，日益引人注目地變成北京外交的「滑鐵盧」。最近的戲劇性進展是十一月六日在美國國會就師濤及王小寧案對雅虎公司的聽證會。議員們對雅虎的質詢以及雅虎對受害者親屬的道歉，事實上變成了對中共的一場缺席審判，吸引了全球公眾的眼球。
更敏感「亞洲北約」的萌動
在貿易問題上，歐盟已經表示，歐盟和美國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要和美國在政策層面進行方方面面的協調，對中國施加共同的壓力，包括人民幣匯率丶對華貿易赤字丶中國出口產品質量丶知識產權丶能源外交丶市場開放等等，無所不包。
在亞洲，同樣的故事在上演。二○○七年八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大亞洲」設想，其中包括印度丶日本丶美國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丶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
更為敏感的是所謂「亞洲北約」的萌動。九月，來自印度丶美國丶日本丶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在此構想推動下，亞洲將演化出某種新的地緣軍事結構。
諸事種種，呈現出某種基本的戰略趨向：一個「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
「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會議
回溯以往，其實早有預兆。蘇東波之後，全球政治地圖重畫，政治情勢凸出了建立全球「民主同盟」或「民主國際」的緊迫課題。著名政治學家丶哈佛教授杭廷頓（Huntington, Samuel P.）一九九七年在《民主》雜誌上撰文預言：「共產國際（the Comintern）已經消亡，現在是建立民主國際（the Demintern）的時候了。」
實際上，它隨後就開始付諸了實踐。二○○○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在華沙召開了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國際盛會，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外長和其它官員以及民間代表，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一個名為「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的全球性會議。這個為期二天的國際會議是由美國丶波蘭丶智利丶捷克丶印度丶馬里丶韓國七個國家發起的，主要發動者是波蘭和美國。有一百零七個國家應邀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分成兩個平行部分，一個是由政府領導參與的主要是由外交部長為主的論壇，另一個是由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的民主論壇。
政府參與的會議，其成員是以國家的性質劃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國家來決定參與國的，而且參與國達到一百零七個。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它標誌著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力量的組合體，也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在過去的因為利益丶區域丶軍事等等原因以各種方式短暫聯手的國際組織之外，締造了一個以道義為聯盟基礎的新組織模式，它與以往各類組織的構造模式都不相同。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種新形態的國際組合。
同時，由於中共是殘存的最大的共產國家，華沙會議的針對性也是很清楚的。會議的目標，就是通過民主國際這一「世界民主同盟」的擴展，在全球棋盤下完「冷戰的殘局」，清掃最後的戰場，促使中國等殘存的最後幾個共產國家，改弦易轍，進入民主國際，達至全球的和平。
在全球棋盤裡的「冷戰殘局」
但是，次年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打斷了「民主國際」發育壯大以及發揮其歷史作用的進程。它使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戰略重心轉變，「民主國際」的連續性會議及其偉大歷史使命，被迫暫時淡出歷史舞臺的中心。
時移勢變，六年過去了。反恐的鬥爭雖然仍在繼續，但大局底定，恐怖組織已是強弩之末。然而，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集中力量反恐的這一空檔，作為殘存的共產政權，作為國際反恐的臨時夥伴，中共身上減輕了壓力。在這幾年中，它藉助其「低人權」和廉價勞工優勢吸納資本，作為一個仍然保持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迅速崛起，對世界格局產生衝擊，從而誕生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第三帝國崛起時的類似情勢，構成了對世界秩序的嚴重挑戰。
有鑒於此，世界民主同盟的構想再次復活。各國都緊迫感到，必須提出新戰略，亮出新旗幟，以因應這一歷史性挑戰。上述今日的「世界民主同盟」或曰「民主國際」的隱然成型，實質上正是在接續二○○○年「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的全球性會議的旨趣，重新集結民主國際。其戰略思考也從以反恐及地緣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為重心轉向以價值觀外交為重心，發揮普世價值體系的根本優勢，從而應對所謂「中國模式」的挑戰，在全球棋盤裡真正下完「冷戰的殘局」，影響並驅使中國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真正進入國際文明體系中。
這次西方外交轉向，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戰略轉變。在某種意義上，它將塑造所謂「新新人類」的生存方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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