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號,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為死於癌症的澳洲人班頓(Bernie Banton)舉行隆重的州葬,所有州政府部門下半旗致哀,新當選的總理陸克文丶新南威爾士州州長丶總督等政府要員都出席了葬禮。盛大隆重的葬禮可說是「備極哀榮」。
因為自發參加葬禮的民眾多達三千,沒有任何一個教堂能容納,所以葬禮選在悉尼奧林匹克公園的一個體育館裡舉行。總理丶州長丶反對黨領袖丶死者家屬等都發表了極其感人的講話。
總理陸克文稱班頓為「國家英雄」, 他說:「班頓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但他決心成為一位不平凡的人,也因此在一個缺乏英雄的時代,成為一名時代英雄。他打動了澳洲人的心……班頓,我懷念你,澳大利亞懷念你。」
班頓是一名怎樣的澳洲人,能享有這樣的榮耀呢?
套用一個來自中國的流行「術語」,班頓其實可以被稱作一名「維權人士」。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今年六十一歲。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這六年間,曾在澳洲大建築材料公司哈迪(James Hardie)工作過,在沒有足夠勞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直接接觸過石棉。一九九九年他被查出患上由接觸石棉引起的間皮癌,從而走上一條向哈迪公司索賠的漫漫「維權」路。
與班頓有著同樣遭遇的不只一人,當時與他一起在哈迪公司工作過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到二零零四年,這一百三十七人當中只有十個還活上世上。僅哈迪公司的受害人就有七百多人,全澳洲則大約有三萬人可能在以後患上石棉引起的致命疾病。
由於癌症的影響,班頓的肺部工作能力只剩下20%-40%,走到哪裡都需要帶著氧氣瓶。但他沒有躺倒在患病的悲痛中,也沒有只為自己奮鬥;相反,他將成千上萬的受害者組織起來,與澳洲總工會一起,發動強大的攻勢,要求哈迪公司賠償損失。
他們組織過萬人規模的大型集會遊行,多方遊說,尋求媒體曝光等等;媒體對這批「弱勢」受害人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以至有段時間,班頓在電視上露臉的頻率比總理還高。到後來連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賠償受害者,州政府也將抵制哈迪的產品。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州政府成立了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處理這起索賠案;而哈迪公司則在二零零一年將公部遷到荷蘭,據說就是為了轉移財產,逃避責任。但是,到二零零四年,在媒體丶政府丶公眾和受害人的四方壓力下,哈迪還是不得不同意在未來四十年中拿出高達四十五億澳元(約合二百九十五億人民幣)的賠償金,對受害者進行賠償,每年的賠償額與公司收入掛鉤,最多不超過當年可支配現金流的35%。這是澳洲歷史上金額最高的一起個人賠償案。
因為這起金額最大的索賠案,班頓成為了許多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總理陸克文在發表當選演說時專門提到了他。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悉尼家中去世,有關他的報導再次牽動了澳洲人的心。
其實在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有公費醫療,醫療費可以報銷。哈迪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為上市公司,現在擁有兩千五百多名員工,年收入達十五億澳元。與「有錢有勢」的哈迪比,班頓作為一名個體真所謂「勢單力薄」,要證明近四十年前所受傷害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不畏艱難與哈迪對峙,為的就是一個社會公義。他不屈不撓尋求公義的精神感動了澳洲社會。事實上,在班頓最後的日子裡,他表示已經原諒哈迪公司。
陸克文在葬禮上說:「他有著堅強的意志,那就是要為工人們尋求正義。他提醒我們,我們應該相互關愛,讓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享有公正。」
也可以說,班頓的「維權」之所以能夠取得與中國的維權人士大相逕庭的結果,與整個澳洲的社會公義感以及對於生命的珍視密不可分。 来源:
因為自發參加葬禮的民眾多達三千,沒有任何一個教堂能容納,所以葬禮選在悉尼奧林匹克公園的一個體育館裡舉行。總理丶州長丶反對黨領袖丶死者家屬等都發表了極其感人的講話。
總理陸克文稱班頓為「國家英雄」, 他說:「班頓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但他決心成為一位不平凡的人,也因此在一個缺乏英雄的時代,成為一名時代英雄。他打動了澳洲人的心……班頓,我懷念你,澳大利亞懷念你。」
班頓是一名怎樣的澳洲人,能享有這樣的榮耀呢?
套用一個來自中國的流行「術語」,班頓其實可以被稱作一名「維權人士」。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今年六十一歲。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這六年間,曾在澳洲大建築材料公司哈迪(James Hardie)工作過,在沒有足夠勞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直接接觸過石棉。一九九九年他被查出患上由接觸石棉引起的間皮癌,從而走上一條向哈迪公司索賠的漫漫「維權」路。
與班頓有著同樣遭遇的不只一人,當時與他一起在哈迪公司工作過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到二零零四年,這一百三十七人當中只有十個還活上世上。僅哈迪公司的受害人就有七百多人,全澳洲則大約有三萬人可能在以後患上石棉引起的致命疾病。
由於癌症的影響,班頓的肺部工作能力只剩下20%-40%,走到哪裡都需要帶著氧氣瓶。但他沒有躺倒在患病的悲痛中,也沒有只為自己奮鬥;相反,他將成千上萬的受害者組織起來,與澳洲總工會一起,發動強大的攻勢,要求哈迪公司賠償損失。
他們組織過萬人規模的大型集會遊行,多方遊說,尋求媒體曝光等等;媒體對這批「弱勢」受害人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以至有段時間,班頓在電視上露臉的頻率比總理還高。到後來連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賠償受害者,州政府也將抵制哈迪的產品。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州政府成立了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處理這起索賠案;而哈迪公司則在二零零一年將公部遷到荷蘭,據說就是為了轉移財產,逃避責任。但是,到二零零四年,在媒體丶政府丶公眾和受害人的四方壓力下,哈迪還是不得不同意在未來四十年中拿出高達四十五億澳元(約合二百九十五億人民幣)的賠償金,對受害者進行賠償,每年的賠償額與公司收入掛鉤,最多不超過當年可支配現金流的35%。這是澳洲歷史上金額最高的一起個人賠償案。
因為這起金額最大的索賠案,班頓成為了許多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總理陸克文在發表當選演說時專門提到了他。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悉尼家中去世,有關他的報導再次牽動了澳洲人的心。
其實在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有公費醫療,醫療費可以報銷。哈迪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為上市公司,現在擁有兩千五百多名員工,年收入達十五億澳元。與「有錢有勢」的哈迪比,班頓作為一名個體真所謂「勢單力薄」,要證明近四十年前所受傷害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不畏艱難與哈迪對峙,為的就是一個社會公義。他不屈不撓尋求公義的精神感動了澳洲社會。事實上,在班頓最後的日子裡,他表示已經原諒哈迪公司。
陸克文在葬禮上說:「他有著堅強的意志,那就是要為工人們尋求正義。他提醒我們,我們應該相互關愛,讓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享有公正。」
也可以說,班頓的「維權」之所以能夠取得與中國的維權人士大相逕庭的結果,與整個澳洲的社會公義感以及對於生命的珍視密不可分。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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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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