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風險向胡耀邦、楊尚昆匯報四川死人問題嚴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楊尚昆匯報四川的真實情況，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委員。1962年6月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這時各地已有不少團中央委員調離了團的系統。
如果已調出團組織系統的委員不去開會，人數超不過半數。團中央將這一情況向中央書記處分管青年團工作的楊尚昆反映後，中央辦公廳為此發了通知，要求三屆團中央委員都要出席這次全會。我將中央的通知報告辛易之，辛易之說雖然工作很忙，但是還得去啊！這樣我同於克書（團中央候補委員）一道赴京參加這次團中央全會。到團中央開會，我想肯定要見到胡耀邦，考慮到四川情況如此嚴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臨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思想非常矛盾。
因為省委主要領導人打擊報復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後重點整的人都是在重慶開會批判的。殺雞給猴看。他有一塊心病，總是懷疑重慶有人反對他。我妻子羅楨很單純，她天真地說，向中央反映情況還睡不著覺，未免顧慮太多！她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件關係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財政局副局長戎佔芳的遭遇。戎佔芳是山西「犧盟會」的老戰士，滿懷正氣，富有經驗。1956年在一次會議中，我與他同住一個寢室，有一夜他翻來覆去不能入星。我問他什麼事情，他說他有些情況要反映，有些意見想提，但顧慮很大，思想鬥爭激烈，因而睡不著覺。
我那時三十多歲，血氣方剛，不知厲害，勸他說，在黨的會議上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提批評意見是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權利，有什麼值得顧慮的？果然他聽了我的勸，在會上坦率提出意見，結果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份子。為這事，我對戎佔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幾年之後在同一種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卻輪到了我。我不禁為之苦澀暗嘆。
冥想中，又一組畫面縈繞心頭，揮之不去：1961年我到長壽縣渡舟公社親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鄉的人群因飢餓而週身浮腫，氣息奄奄。什麼叫「家徒四壁」，什麼叫「野有餓殍」什麼叫「易子而食」！我這才真正是眼見為實。人民群猩釗绱吮遙拇ㄋ廊巳绱酥啵移衲苤椴槐ǎ空庖灰冠に伎嘞氳慕峁儷晌夷譴偽本┲械乃魎鶢憽＞」軤懘嗽饈芰私甑慕倌眩抑丈砦拊刮藁凇
我去北京時，作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準備。在北京，老戰友的小聚成了導火線。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陳家俊夫婦便請我吃飯，陪客是曾德林、羅玉清夫婦，都是原來團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飲頗豐，當時北京糧食定量是三十斤，重慶幹部定量是二十一斤，還要「節約」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飯時我說，在重慶要想吃到這些東西很困難。曾德林說，你們四川怎麼搞的，不斷有人寫信說吃不飽，腫病多，要求我們寄糧票回去。我說，實際情況比你們知道的要嚴重得多，你們所說的困難都是城市的困難，都是幹部家庭裡面的困難，真正困難的地方，餓死人的情況，你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問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說死了一千萬以上啊！並對中央封鎖，下情難於上達，許多情況不為中央所全知。這次小聚中的談話，引起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視和深深憂慮，隨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後，中央為了瞭解四川實情，煞費苦心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從這次小聚的談話中引發出來的。所以80年代我對曾德林和向洛新開玩笑說：「蕭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們兩個人。……
團中央這次全會開的時間很長，從6月19日開始到7月9日結束。為什麼開這麼長時間？因為七千人大會後各地傳達貫徹情況尚未充分反映到黨中央。黨中央建議此次團中央全會在討論原定議題之前，先用三天時間讓大家充分反映各地傳達貫徹七千人大會的情況，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幹部的情緒。團中央三屆七中全會一開始便宣布：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應反映黨的方針政策在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
西南地區雲、貴、川、藏四省區是一個小組，組長是四川團省委書記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組會上，我基本沒有發言。我認為在人多嘴雜的小組會上談如此重大的問題不合適。搞不好傳了回去，也許我人還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舉以待了。
過去到團中央開會我比較愛發言，也敢講真話，這次三天的小組會我基本未發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問，廖伯康為什麼不講話啊？一定是有難言之處。胡耀邦說，目前全國最困難的地區有安徽、甘肅、河南，還有四川，有關地區的團幹部我都單獨談過。我再單獨找廖伯康談談四川的情況。
胡耀邦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過去找我瞭解情況時一般都帶有秘書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速記員等。而這次他卻是隻身來到我們住的前門飯店，手裡拿著厚厚一疊稿紙和幾支削好的鉛筆。在前門飯店偌大一個會議室裡，就只有我們倆對談。我一向對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為他的職務，而是因為他的才識，他的作風，他的人品，他那一顆真正為人民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對他十分信任，願意向他傾吐積鬱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匯報四川的問題，是我來北京的一大願望。
當時，我心情有點激動，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平靜地說，他平靜地聽，不斷地記，有時還插一兩句話，說這個問題安徽有，那個問題甘肅也發生過，另一個問題河南也有，我覺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釋，而對四川如此嚴重的問題既未直接發表看法，又未提出解決的意見，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風不大一樣，我感到納悶，談到後來我的情緒愈來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覺到我情緒的變化未能暢所欲言。就這樣結束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匯報。但隨後卻出現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匯報完後，耀邦即將我向他匯報的筆記交給了團中央另一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專門組織整理了一份簡報，直接報送黨中央書記處。與此同時，耀邦又親自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口頭匯報，並建議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談話。耀邦同志說，廖伯康談了許多四川的嚴重情況，但似乎言猶未盡。尚昆同志問，如果中央書記處找他談話，他會不會談？
耀邦說他肯定會全盤托出的。就這樣給我開闢了一條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四川問題的途徑。這時，我才領悟到耀邦和我談話時為什麼採取那樣的態度。因為我匯報的不是一般的問題，是在一個中國最大的省區，死人達千萬之多如此嚴重突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又是由於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左」的指導思想所致。
作為團中央的書記，對一個來自當地的中層幹部，他能夠對這些問題公開說什麼，提出什麼解決辦法或處理意見呢？耀邦的冷靜正說明他在黨內久經磨煉，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說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這樣嚴重突出的問題，只能向黨中央書記處直接匯報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是由於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後黨中央的相應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團迷霧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辦公廳向楊尚昆同志匯報，是兩個人分頭通知我的，一個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偉，另一個是曾德林。看來，向黨中央書記處匯報之事，團中央書記處是正式研究過的。我提出於克書參加過農村整風整社，對農村情況瞭解更深入、更具體，是不是一道去？他們說可以。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對我們這次匯報採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調我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瞭解一些情況也請了假。去之前我同於克書商量，全面情況由我匯報，涉及農村某些具體情況由於克書補充。在當時向黨中央反映情況還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狀態，這說明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種程度！當然我們也理解，這是團中央對我們的保護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帶領，我們乘專車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書記處的一間小會議室。楊尚昆同志，以及中央辦公廳的群工組組長，還有兩位書記處工作人員（三個人作記錄），加上我們去的三個人共七人在場。入座後，尚昆同志一開始就端正我的態度說：聽說你反映情況有顧慮，有什麼顧慮啊？你們省裡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們談過。
重慶的廖蘇華我也找她談過，不過她不瞭解情況，談不出什麼來。我也找任白戈談過，他有顧慮不敢講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處在他那個位子我也怕。最近我還找了一位你們四川來京開會的省委部長談，他環顧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極拳，也不得要領。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我說，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全局情況尤其是對農村情況不完全瞭解，怕反映得不夠全面。但我一定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如實向中央匯報。
尚昆同志說，又不是要你們來決定問題，只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麼？接著楊尚昆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知道四川情況很嚴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覺。國務院辦公廳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鳳州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楊尚昆說他們看了也很震驚，並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看了。同時他也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好，簡明扼要只有兩頁半，明確提出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聽到這裡，我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位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問我，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這時我伸出一個指頭說，四川的問題是這個問題，楊尚昆說是什麼問題？我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尚昆同志問一個指頭的問題是啥子問題？我說死了一千萬人。他問我，你這個一千萬是怎麼來的？我說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他說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我說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樣，你看文件是備查性質，我看文件要貫徹執行，為了貫徹執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各市、地、州要分別按照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身很簡單，但後面附有一個各個地區的人口數位及各地幹部定編數。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另一個材料《戶籍年報》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我又說，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位，實際上不止這個數位。楊尚昆問為什麼？我說從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
我舉了幾個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安法孝帶領整風整社工作團到江北縣，副團長是團省委副書記王毓培，他住在縣上都餓得受不了，每個禮拜天到團市委來打牙祭（團市委食堂自己餵豬，伙食辦得好，頗有名氣）。他說江北縣餓死不少的人。第二個例子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蕭澤寬和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蘭戈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情況怎麼樣？他說他們問了一下，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第三個例子就是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反映滎經縣情況的這份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上報中央，但我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據後來瞭解，到職不過半年左右的前滎經縣委書記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當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因到滎經調查死人情況寫成報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見當時下面各級幹部都瞭解四川死人嚴重的情況，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誰敢反映誰挨整）。
我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講了這幾個典型後我對尚昆同志說，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死的人還應加上二百五十萬，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我說，我認為這個數位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位！」並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裡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舊式折疊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位！」
（摘自《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直接向胡耀邦和楊尚昆匯報四川的真實情況，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委員。1962年6月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這時各地已有不少團中央委員調離了團的系統。
如果已調出團組織系統的委員不去開會，人數超不過半數。團中央將這一情況向中央書記處分管青年團工作的楊尚昆反映後，中央辦公廳為此發了通知，要求三屆團中央委員都要出席這次全會。我將中央的通知報告辛易之，辛易之說雖然工作很忙，但是還得去啊！這樣我同於克書（團中央候補委員）一道赴京參加這次團中央全會。到團中央開會，我想肯定要見到胡耀邦，考慮到四川情況如此嚴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臨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思想非常矛盾。
因為省委主要領導人打擊報復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後重點整的人都是在重慶開會批判的。殺雞給猴看。他有一塊心病，總是懷疑重慶有人反對他。我妻子羅楨很單純，她天真地說，向中央反映情況還睡不著覺，未免顧慮太多！她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件關係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財政局副局長戎佔芳的遭遇。戎佔芳是山西「犧盟會」的老戰士，滿懷正氣，富有經驗。1956年在一次會議中，我與他同住一個寢室，有一夜他翻來覆去不能入星。我問他什麼事情，他說他有些情況要反映，有些意見想提，但顧慮很大，思想鬥爭激烈，因而睡不著覺。
我那時三十多歲，血氣方剛，不知厲害，勸他說，在黨的會議上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提批評意見是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權利，有什麼值得顧慮的？果然他聽了我的勸，在會上坦率提出意見，結果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份子。為這事，我對戎佔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幾年之後在同一種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卻輪到了我。我不禁為之苦澀暗嘆。
冥想中，又一組畫面縈繞心頭，揮之不去：1961年我到長壽縣渡舟公社親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鄉的人群因飢餓而週身浮腫，氣息奄奄。什麼叫「家徒四壁」，什麼叫「野有餓殍」什麼叫「易子而食」！我這才真正是眼見為實。人民群猩釗绱吮遙拇ㄋ廊巳绱酥啵移衲苤椴槐ǎ空庖灰冠に伎嘞氳慕峁儷晌夷譴偽本┲械乃魎鶢憽＞」軤懘嗽饈芰私甑慕倌眩抑丈砦拊刮藁凇
我去北京時，作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準備。在北京，老戰友的小聚成了導火線。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陳家俊夫婦便請我吃飯，陪客是曾德林、羅玉清夫婦，都是原來團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飲頗豐，當時北京糧食定量是三十斤，重慶幹部定量是二十一斤，還要「節約」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飯時我說，在重慶要想吃到這些東西很困難。曾德林說，你們四川怎麼搞的，不斷有人寫信說吃不飽，腫病多，要求我們寄糧票回去。我說，實際情況比你們知道的要嚴重得多，你們所說的困難都是城市的困難，都是幹部家庭裡面的困難，真正困難的地方，餓死人的情況，你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問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說死了一千萬以上啊！並對中央封鎖，下情難於上達，許多情況不為中央所全知。這次小聚中的談話，引起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視和深深憂慮，隨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後，中央為了瞭解四川實情，煞費苦心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從這次小聚的談話中引發出來的。所以80年代我對曾德林和向洛新開玩笑說：「蕭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們兩個人。……
團中央這次全會開的時間很長，從6月19日開始到7月9日結束。為什麼開這麼長時間？因為七千人大會後各地傳達貫徹情況尚未充分反映到黨中央。黨中央建議此次團中央全會在討論原定議題之前，先用三天時間讓大家充分反映各地傳達貫徹七千人大會的情況，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幹部的情緒。團中央三屆七中全會一開始便宣布：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應反映黨的方針政策在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
西南地區雲、貴、川、藏四省區是一個小組，組長是四川團省委書記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組會上，我基本沒有發言。我認為在人多嘴雜的小組會上談如此重大的問題不合適。搞不好傳了回去，也許我人還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舉以待了。
過去到團中央開會我比較愛發言，也敢講真話，這次三天的小組會我基本未發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問，廖伯康為什麼不講話啊？一定是有難言之處。胡耀邦說，目前全國最困難的地區有安徽、甘肅、河南，還有四川，有關地區的團幹部我都單獨談過。我再單獨找廖伯康談談四川的情況。
胡耀邦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過去找我瞭解情況時一般都帶有秘書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速記員等。而這次他卻是隻身來到我們住的前門飯店，手裡拿著厚厚一疊稿紙和幾支削好的鉛筆。在前門飯店偌大一個會議室裡，就只有我們倆對談。我一向對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為他的職務，而是因為他的才識，他的作風，他的人品，他那一顆真正為人民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對他十分信任，願意向他傾吐積鬱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匯報四川的問題，是我來北京的一大願望。
當時，我心情有點激動，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平靜地說，他平靜地聽，不斷地記，有時還插一兩句話，說這個問題安徽有，那個問題甘肅也發生過，另一個問題河南也有，我覺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釋，而對四川如此嚴重的問題既未直接發表看法，又未提出解決的意見，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風不大一樣，我感到納悶，談到後來我的情緒愈來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覺到我情緒的變化未能暢所欲言。就這樣結束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匯報。但隨後卻出現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匯報完後，耀邦即將我向他匯報的筆記交給了團中央另一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專門組織整理了一份簡報，直接報送黨中央書記處。與此同時，耀邦又親自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口頭匯報，並建議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談話。耀邦同志說，廖伯康談了許多四川的嚴重情況，但似乎言猶未盡。尚昆同志問，如果中央書記處找他談話，他會不會談？
耀邦說他肯定會全盤托出的。就這樣給我開闢了一條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四川問題的途徑。這時，我才領悟到耀邦和我談話時為什麼採取那樣的態度。因為我匯報的不是一般的問題，是在一個中國最大的省區，死人達千萬之多如此嚴重突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又是由於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左」的指導思想所致。
作為團中央的書記，對一個來自當地的中層幹部，他能夠對這些問題公開說什麼，提出什麼解決辦法或處理意見呢？耀邦的冷靜正說明他在黨內久經磨煉，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說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這樣嚴重突出的問題，只能向黨中央書記處直接匯報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是由於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後黨中央的相應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團迷霧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辦公廳向楊尚昆同志匯報，是兩個人分頭通知我的，一個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偉，另一個是曾德林。看來，向黨中央書記處匯報之事，團中央書記處是正式研究過的。我提出於克書參加過農村整風整社，對農村情況瞭解更深入、更具體，是不是一道去？他們說可以。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對我們這次匯報採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調我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瞭解一些情況也請了假。去之前我同於克書商量，全面情況由我匯報，涉及農村某些具體情況由於克書補充。在當時向黨中央反映情況還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狀態，這說明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種程度！當然我們也理解，這是團中央對我們的保護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帶領，我們乘專車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書記處的一間小會議室。楊尚昆同志，以及中央辦公廳的群工組組長，還有兩位書記處工作人員（三個人作記錄），加上我們去的三個人共七人在場。入座後，尚昆同志一開始就端正我的態度說：聽說你反映情況有顧慮，有什麼顧慮啊？你們省裡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們談過。
重慶的廖蘇華我也找她談過，不過她不瞭解情況，談不出什麼來。我也找任白戈談過，他有顧慮不敢講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處在他那個位子我也怕。最近我還找了一位你們四川來京開會的省委部長談，他環顧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極拳，也不得要領。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我說，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全局情況尤其是對農村情況不完全瞭解，怕反映得不夠全面。但我一定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如實向中央匯報。
尚昆同志說，又不是要你們來決定問題，只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麼？接著楊尚昆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知道四川情況很嚴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覺。國務院辦公廳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鳳州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楊尚昆說他們看了也很震驚，並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看了。同時他也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好，簡明扼要只有兩頁半，明確提出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聽到這裡，我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位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問我，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這時我伸出一個指頭說，四川的問題是這個問題，楊尚昆說是什麼問題？我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尚昆同志問一個指頭的問題是啥子問題？我說死了一千萬人。他問我，你這個一千萬是怎麼來的？我說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他說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我說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樣，你看文件是備查性質，我看文件要貫徹執行，為了貫徹執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各市、地、州要分別按照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身很簡單，但後面附有一個各個地區的人口數位及各地幹部定編數。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另一個材料《戶籍年報》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我又說，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位，實際上不止這個數位。楊尚昆問為什麼？我說從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
我舉了幾個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安法孝帶領整風整社工作團到江北縣，副團長是團省委副書記王毓培，他住在縣上都餓得受不了，每個禮拜天到團市委來打牙祭（團市委食堂自己餵豬，伙食辦得好，頗有名氣）。他說江北縣餓死不少的人。第二個例子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蕭澤寬和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蘭戈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情況怎麼樣？他說他們問了一下，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第三個例子就是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反映滎經縣情況的這份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上報中央，但我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據後來瞭解，到職不過半年左右的前滎經縣委書記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當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因到滎經調查死人情況寫成報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見當時下面各級幹部都瞭解四川死人嚴重的情況，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誰敢反映誰挨整）。
我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講了這幾個典型後我對尚昆同志說，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死的人還應加上二百五十萬，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我說，我認為這個數位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位！」並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裡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舊式折疊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位！」
（摘自《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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