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海南省林業局最「冷」的處長，負責森林防火，但他在職15年，卻因敢言直諫，竟使自己成為海南最出名的處級幹部，更被稱為「中國生態第一鬥士」、「官場異類」和「海南官場掃把星」。而在他看來，自己只是憑良心做了該做的事，說了該說的話——
在海南省林業局最「冷」的一個處級職位上，劉福堂干了15年，沒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個處級幹部。
不過，他是以「官場異類」的形象出名。他時常在不同場合發出一些「雜音」，讓有些人感覺「刺耳」、「抓心」。他自認「有些不識時務，腦瓜兒不夠靈活」。本月，這位60歲的森林防火辦主任即將退休。回顧這些年的為官經歷，他發現，自己在官場上竟然沒有什麼朋友。
「這樣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現在，而且還干了15年，簡直是個奇蹟。」有網友在讀到有關他的報導後，這樣感慨道。
從1988年海南建省，劉福堂便從東北航空護林局被調至海南負責森林防火事宜。4年後，他被提拔為森林防火辦主任。這個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漢子開始在海南官場上嶄露頭角，給不少接觸過他的官員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賣情面。當上森林防火辦主任不久，便因為辦公室司機沒有請假擅離職守而堅決要求將其撤換，全然不顧這位司機是省林業局一位已退休領導的兒子。
他會跟領導「頂牛」，認定自己對的，一定力爭到底。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區火災頻發，劉福堂為此很惱火。他輾轉找到該市市委書記，直言不諱：「森林火災嚴重，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經濟投入，森林防火物質上沒保障。」
市委書記起初找各種理由推托，這位防火辦主任卻毫不留情地提起該市在撤縣改市時曾花費巨資一事。市委書記最終讓步：「(雖然)資金上確實有困難，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撥10萬(給森林防火)。」果然，一個星期後，10萬元的防火資金如期到位。也因為這件事，該市委書記自覺地給自己降了一級工資。
他不僅直言批評相關上級官員，對於那些他實在看不過的「無德無能」的市縣林業局長，更是直接建議甚至要求上級罷黜他們的官職。10餘年裡，劉福堂共「參」掉5位市縣林業局局長，其中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先後就有兩位局長被他參掉。
為此一些同僚評價他「簡直是海南官場的一顆掃把星」。
有人問他：「這些被參掉的官員會對你恨之入骨吧？」劉福堂卻說：「‘恨之入骨’，不見得。有時我是在幫他們。比如瓊中縣一位林業局局長，他已經把林業局的800畝橡膠林賣了，還正準備賣林業局三層辦公樓。如不參掉，後果可想而知。」
當這位原本只負責森林防火工作的處級幹部1998年當選海南省第三屆政協委員後，他的名聲開始逐漸傳到官場之外。
為了保護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壞的森林資源，劉福堂利用政協委員的身份，不停地寫提案、政協會議發言材料和各種文章，前前後後寫了幾十篇，還拍攝了20餘盤錄像資料，記錄下森林被毀的真實狀況。
儘管最初幾年裡「人微言輕」，但2003年1月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使這位普通的處長「一夜成名」，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在題為《我省毀林案屢禁不止的原因及對策》的發言裡，劉福堂自揭「家醜」：「1998~2001年，全省共發生各類破壞森林資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據錄像資料分析顯示，……現在實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統計數字的一半。」
這樣的發言無異於在政協會上扔了一枚炸彈。據說，聽了他的發言，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的王岐山「有點坐不住了」，並作了「特殊發言」，表示：「這是個很大的事。」省委書記的即席講話，讓劉福堂熱淚盈眶。
但也因為這個發言，海南省林業局一些領導很生氣。劉福堂因此受到指責：作為一名林業部門的處長，不應到政協去講這些事情。還有領導質問他：這麼做是什麼目的？
劉福堂還遭到「會議封鎖」。當時林業局里許多會議不讓劉福堂參加，就連佈置防火任務的會議，他身為森林防火辦主任竟也沒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政協講壇上發言，這本應無可指責。」他為此感到無奈，不過倒並不怎麼在意，因為「森林防火辦已經是林業局最‘冷’的部門了，他們整我也沒有更多的辦法。」
但他還是很快遭到了「反彈」。2003年2月,一支調查工作小組在未與劉福堂及省政協組織談話的情況下，拿出了「基本全盤否定」劉福堂發言的調查報告。
他當即給王岐山寫信承諾：「我的這個發言稿是經過多次調查研究，在大量翔實的資料基礎上寫成的，我敢於對整個內容甚至每一句話負責。」隨信還附上《海南省沿海防護林實錄》的VCD光碟。數月之後，劉福堂的發言得以「昭雪」。
令劉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為了海南的生態建設積極努力，一些領導怎麼能認為這給海南抹了黑呢？不過，這個「刺頭」卻並未因此有所「收斂」。為了保護天然林，他更是與以造紙為主業的大型企業印尼金光集團較上了勁。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團投資上百億元的漿紙林項目，這個以熱帶雨林著稱的寶島上，大片天然林逐漸被毀，改種漿紙林。劉福堂意識到，這是一個「生態炸彈」。在2006年的省政協會議上，劉福堂的發言直指金光集團的毀林惡行：「1999~2000年，在三亞荔枝溝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區，因樹長勢良好，且有許多珍貴樹種，被金光的分公司金華公司看中。三亞市政府和田獨鎮政府都不同意給，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壓下，最終還是被奪走1000多畝，被砍的樹最大胸徑達40厘米。」
「導致金華公司在海南毀林時間之長、面積之大而至今仍在繼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監督不力……因為地球人都知道這是‘某某工程’，所以，為保烏紗，各級領導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違心地不擇手段地去完成任務……寧可看著寶貴的森林資源遭受野蠻瘋狂的破壞，也不肯讓金華公司利益受損；寧可犧牲長遠利益，也不讓首長的眼前‘政績’受影響。」
也是因為「某某工程」的原故，許多官員對金華公司的違章用火等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唯獨劉福堂不買賬。他認定，政府就應該按照法律規定，監督金華林業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與金光集團交鋒的時期，也是劉福堂接受媒體採訪最多的時期，並且「不少記者因此成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劉福堂看來，不僅金光集團接受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海南省領導層也逐漸認可。「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勝利。」對於這些成績，劉福堂很在乎。
金華林業公司總經理助理童凱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和劉福堂先生不存在糾葛，只是一些觀點在某一階段上出現了不一致。經過溝通，我們互相有了瞭解，劉福堂先生也為我們提出了許多可行的建議。」
在這位「對手」的眼裡，劉福堂「敬業」、「坦誠」。
而在與劉福堂共事15年的科員李恩傑看來，「劉主任是個正直、敢說真話的人，是我們這個年代難得的人。」一名縣級防火辦主任則表示：「劉福堂主任‘幹工’(海南話，意為工作)實在，鐵面無私。」
各路媒體也將劉福堂描述為「生態鬥士」、「敢言直諫」。因為這樣的形象，甚至有群眾將「狀紙」遞到劉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為阻止毀林採鈦，文昌市馮坡鎮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逮捕並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給他寫信投訴，他也曾多次親自實地調查。「劉主任是個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說，「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當官的都像劉主任這樣就好了。」
然而，這樣的為官之道讓劉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寫匿名信舉報他，有人打來恐嚇電話。「家裡人對他的人身安全很擔心。」劉福堂次子劉音說。
有時，對於自己的工作方式，劉福堂也會懷疑：對人對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溫和一些是否會更好？劉福堂也曾試著改變，但他發現，對於那些不講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溫和越難解決問題。
當他感到矛盾和猶豫時，他會去海口市區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尋求支持。在海南為官十幾年，這個墓園他去過許多次。
如今，這位海南最出名的處級幹部即將退休。他已為退休後的生活做了計畫，一是讀名著，二是繼續搞關於毀林的社會調查，三是出於自己的愛好搞一些生態文學的寫作。
一路風風雨雨，最終安然無恙，劉福堂相信，是因為「打鐵需要自身硬。」他底氣十足：「這麼多年，我沒有到底下報銷過一個條子；給下面(市縣)撥款時，沒有讓他們返過一分錢。當政協委員時所寫的提案本身無懈可擊，本職工作和遵紀守法方面讓人挑不出毛病。」
「現在有幾個領導敢這樣說？」這個即將離開官場的「官場異類」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態才能維護好自然生態。」
在海南省林業局最「冷」的一個處級職位上，劉福堂干了15年，沒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個處級幹部。
不過，他是以「官場異類」的形象出名。他時常在不同場合發出一些「雜音」，讓有些人感覺「刺耳」、「抓心」。他自認「有些不識時務，腦瓜兒不夠靈活」。本月，這位60歲的森林防火辦主任即將退休。回顧這些年的為官經歷，他發現，自己在官場上竟然沒有什麼朋友。
「這樣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現在，而且還干了15年，簡直是個奇蹟。」有網友在讀到有關他的報導後，這樣感慨道。
從1988年海南建省，劉福堂便從東北航空護林局被調至海南負責森林防火事宜。4年後，他被提拔為森林防火辦主任。這個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漢子開始在海南官場上嶄露頭角，給不少接觸過他的官員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賣情面。當上森林防火辦主任不久，便因為辦公室司機沒有請假擅離職守而堅決要求將其撤換，全然不顧這位司機是省林業局一位已退休領導的兒子。
他會跟領導「頂牛」，認定自己對的，一定力爭到底。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區火災頻發，劉福堂為此很惱火。他輾轉找到該市市委書記，直言不諱：「森林火災嚴重，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經濟投入，森林防火物質上沒保障。」
市委書記起初找各種理由推托，這位防火辦主任卻毫不留情地提起該市在撤縣改市時曾花費巨資一事。市委書記最終讓步：「(雖然)資金上確實有困難，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撥10萬(給森林防火)。」果然，一個星期後，10萬元的防火資金如期到位。也因為這件事，該市委書記自覺地給自己降了一級工資。
他不僅直言批評相關上級官員，對於那些他實在看不過的「無德無能」的市縣林業局長，更是直接建議甚至要求上級罷黜他們的官職。10餘年裡，劉福堂共「參」掉5位市縣林業局局長，其中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先後就有兩位局長被他參掉。
為此一些同僚評價他「簡直是海南官場的一顆掃把星」。
有人問他：「這些被參掉的官員會對你恨之入骨吧？」劉福堂卻說：「‘恨之入骨’，不見得。有時我是在幫他們。比如瓊中縣一位林業局局長，他已經把林業局的800畝橡膠林賣了，還正準備賣林業局三層辦公樓。如不參掉，後果可想而知。」
當這位原本只負責森林防火工作的處級幹部1998年當選海南省第三屆政協委員後，他的名聲開始逐漸傳到官場之外。
為了保護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壞的森林資源，劉福堂利用政協委員的身份，不停地寫提案、政協會議發言材料和各種文章，前前後後寫了幾十篇，還拍攝了20餘盤錄像資料，記錄下森林被毀的真實狀況。
儘管最初幾年裡「人微言輕」，但2003年1月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使這位普通的處長「一夜成名」，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在題為《我省毀林案屢禁不止的原因及對策》的發言裡，劉福堂自揭「家醜」：「1998~2001年，全省共發生各類破壞森林資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據錄像資料分析顯示，……現在實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統計數字的一半。」
這樣的發言無異於在政協會上扔了一枚炸彈。據說，聽了他的發言，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的王岐山「有點坐不住了」，並作了「特殊發言」，表示：「這是個很大的事。」省委書記的即席講話，讓劉福堂熱淚盈眶。
但也因為這個發言，海南省林業局一些領導很生氣。劉福堂因此受到指責：作為一名林業部門的處長，不應到政協去講這些事情。還有領導質問他：這麼做是什麼目的？
劉福堂還遭到「會議封鎖」。當時林業局里許多會議不讓劉福堂參加，就連佈置防火任務的會議，他身為森林防火辦主任竟也沒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政協講壇上發言，這本應無可指責。」他為此感到無奈，不過倒並不怎麼在意，因為「森林防火辦已經是林業局最‘冷’的部門了，他們整我也沒有更多的辦法。」
但他還是很快遭到了「反彈」。2003年2月,一支調查工作小組在未與劉福堂及省政協組織談話的情況下，拿出了「基本全盤否定」劉福堂發言的調查報告。
他當即給王岐山寫信承諾：「我的這個發言稿是經過多次調查研究，在大量翔實的資料基礎上寫成的，我敢於對整個內容甚至每一句話負責。」隨信還附上《海南省沿海防護林實錄》的VCD光碟。數月之後，劉福堂的發言得以「昭雪」。
令劉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為了海南的生態建設積極努力，一些領導怎麼能認為這給海南抹了黑呢？不過，這個「刺頭」卻並未因此有所「收斂」。為了保護天然林，他更是與以造紙為主業的大型企業印尼金光集團較上了勁。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團投資上百億元的漿紙林項目，這個以熱帶雨林著稱的寶島上，大片天然林逐漸被毀，改種漿紙林。劉福堂意識到，這是一個「生態炸彈」。在2006年的省政協會議上，劉福堂的發言直指金光集團的毀林惡行：「1999~2000年，在三亞荔枝溝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區，因樹長勢良好，且有許多珍貴樹種，被金光的分公司金華公司看中。三亞市政府和田獨鎮政府都不同意給，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壓下，最終還是被奪走1000多畝，被砍的樹最大胸徑達40厘米。」
「導致金華公司在海南毀林時間之長、面積之大而至今仍在繼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監督不力……因為地球人都知道這是‘某某工程’，所以，為保烏紗，各級領導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違心地不擇手段地去完成任務……寧可看著寶貴的森林資源遭受野蠻瘋狂的破壞，也不肯讓金華公司利益受損；寧可犧牲長遠利益，也不讓首長的眼前‘政績’受影響。」
也是因為「某某工程」的原故，許多官員對金華公司的違章用火等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唯獨劉福堂不買賬。他認定，政府就應該按照法律規定，監督金華林業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與金光集團交鋒的時期，也是劉福堂接受媒體採訪最多的時期，並且「不少記者因此成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劉福堂看來，不僅金光集團接受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海南省領導層也逐漸認可。「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勝利。」對於這些成績，劉福堂很在乎。
金華林業公司總經理助理童凱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和劉福堂先生不存在糾葛，只是一些觀點在某一階段上出現了不一致。經過溝通，我們互相有了瞭解，劉福堂先生也為我們提出了許多可行的建議。」
在這位「對手」的眼裡，劉福堂「敬業」、「坦誠」。
而在與劉福堂共事15年的科員李恩傑看來，「劉主任是個正直、敢說真話的人，是我們這個年代難得的人。」一名縣級防火辦主任則表示：「劉福堂主任‘幹工’(海南話，意為工作)實在，鐵面無私。」
各路媒體也將劉福堂描述為「生態鬥士」、「敢言直諫」。因為這樣的形象，甚至有群眾將「狀紙」遞到劉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為阻止毀林採鈦，文昌市馮坡鎮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逮捕並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給他寫信投訴，他也曾多次親自實地調查。「劉主任是個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說，「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當官的都像劉主任這樣就好了。」
然而，這樣的為官之道讓劉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寫匿名信舉報他，有人打來恐嚇電話。「家裡人對他的人身安全很擔心。」劉福堂次子劉音說。
有時，對於自己的工作方式，劉福堂也會懷疑：對人對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溫和一些是否會更好？劉福堂也曾試著改變，但他發現，對於那些不講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溫和越難解決問題。
當他感到矛盾和猶豫時，他會去海口市區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尋求支持。在海南為官十幾年，這個墓園他去過許多次。
如今，這位海南最出名的處級幹部即將退休。他已為退休後的生活做了計畫，一是讀名著，二是繼續搞關於毀林的社會調查，三是出於自己的愛好搞一些生態文學的寫作。
一路風風雨雨，最終安然無恙，劉福堂相信，是因為「打鐵需要自身硬。」他底氣十足：「這麼多年，我沒有到底下報銷過一個條子；給下面(市縣)撥款時，沒有讓他們返過一分錢。當政協委員時所寫的提案本身無懈可擊，本職工作和遵紀守法方面讓人挑不出毛病。」
「現在有幾個領導敢這樣說？」這個即將離開官場的「官場異類」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態才能維護好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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