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NGO往來密切，但環保記者的交流可說前所未見！今年9月，大陸環保記者首度應邀來臺，展開為期十天的交流，他們在臺灣從北到南，走訪了7個縣市，接觸環境在經濟發展下所呈現的真實面，這場交流讓外界看到兩岸媒體在「環境起義」的過程中，有著相似的脈絡！現今則朝著各自的目標前進，但不變的是媒體人在環境資訊揭露中的堅持。
『老百姓當時跟我反應說我們吃的水沒法兒吃了，還有空氣污染，他們吃飯不敢在室外吃飯！因為在室外吃弄不好空中會掉下來灰塵。』山西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晉瑛談到他採訪中國臨汾環境新聞時的景況，位於山西的古城臨汾，過去稱「花果城」，滿城果香，但從 1980年代開始，在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口令下，臨汾境內焦化廠、煉鐵廠林立，帶給地方莫大的發展，造就山西購房大戶聞名全中國，但榮景背後，隨之而來的是 2004年起臨汾連續3年名列中國污染城市之首。
晉瑛來自山西，對這些感觸特別多，工廠老闆賺錢買房不稀奇，但別處的有錢人是置產，山西購房群體則是舉家「異地而居」，逃離這天空佈滿黑色粉塵的城市，不過，這是有錢人的作為，那沒錢的百姓該怎麼辦呢？
過去數十年間，臺灣的「經濟奇蹟」與中國「改革開放」促成地方快速發展，也讓兩岸人民享受物質生活的滿足，當大家荷包滿滿後，才想起田間成群飛舞的昆蟲、潺潺小溪中漫遊的魚群上哪兒去了！在這過程中，媒體扮演著資訊的引導者，也有機會成為環境保護的關鍵影響者，於是兩岸首次的媒體環境交流在2007年 9月展開。
◎首度兩岸環保媒體交流踏上臺灣土地
9月7日，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市的六位環保記者降落臺灣桃園機場，頭一回踏上臺灣土地，他們立即感受到兩岸環境落差，南方農村報記者江華說：『從臺灣海峽漸漸的接近臺北時，我沒有看到臺北市上空一個像灰灰的空氣的蓋子，這顯然說臺北的空氣是好的。』臺北人常抱怨的空氣，沒想到在大陸人士的眼中竟還算乾淨！
放下行李，大陸記者第一站直奔臺北的後花園－陽明山。
看著臺灣生態工作假期的志工在度假與環境保護結合中，享受為環境貢獻的成就感，大陸記者們也跟著穿上濕地工作服「青蛙裝」，走進生態池與大夥一塊兒移除妨害水池生態的外來種，天津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同時也是天津綠色之友秘書長孫艷君說，中國環保活動多要由媒體帶動，民眾環保意識處於萌芽階段，中外對話記者王冬瑩對臺灣民眾在環保上的熱情印象深刻，但相反地中國人已習慣污染的環境了，她說：『(中國人)他已經習慣了，他已經覺得好像新鮮的空氣只是在電視裡看到，現在只是發達國家享受的，我們享受不到的。』
◎對於環境公害兩岸媒體紛紛起義
新鮮的空氣在中國竟成了奢侈品！面對排山倒海的環境議題，兩岸媒體角色如何扮演？回顧臺灣，80年代環保意識興起，當時記者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臺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回憶，28年前臺灣還是戒嚴時期，記者追蹤環境報導會被情治人員約談，上街頭抗議污染的民眾被稱作暴民，他當時是聯合報記者，揭發水庫上游蓋學校影響水源事件，不過，由於該校校長是國民黨中常委，政商關係良好，導致該報導無法刊出，最後才突破了困難，讓消息上報，保住了水源！他說：『我說總統有多特別啊？你也沒有自己的水庫，你也要喝這個水，媒體居然不去報導這個你不是很荒謬嗎？主管就為了這個事情寫了一個長篇大論給我們(報社) 董事長，當時是王惕吾也是國民黨中常委，看完了以後他批幾個大字說，有證據就寫，我們就干了。』
與臺灣戒嚴時期相似，目前大陸記者揭發環境新聞不時會遭遇到人身安全問題，香港文匯報上海辦事處主任章子峰提到，大陸有一家名為「三點水」的供水商，主要提供中小學生飲用水，審批16個單位全部通過，最後卻讓學生喝出了病，於是記者暗訪發現水源竟在駐軍化糞池邊，但記者不幸被軍方發現，扣留了一天一夜，最後是報社主管打電話給軍方，記者才放了出來，不過也因此揭露這項消息，孩子喝的水，終於得到了保障。
◎真相不能報大陸媒體無奈
不過，揭發公害的風險也不是人人都能冒，否則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絆腳石！大陸環保記者只能依尋報社訂定的「生存之道」，一位不願公布姓名的中國媒體人說：『在大陸做記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大陸幹上一年你就會瞭解，聽到一些消息就知道這個稿子肯定是做不出來，有些記者知道登不出來，還會努力去做，但(稿子)最後還給總編給槍斃掉，這種情況很多啦！每個(大陸)記者都有這樣的經驗。』
但第一線的記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心裏早有「變通」，該名記者表示，像重慶釘子戶事件，就是地方記者怕得罪政府不敢寫出真相，於是匿名把消息往網際網路一貼，之後一傳十、十傳百，變成全國矚目的大新聞。
◎中國環境報導媒體團結力道大
中國南方農村報記者江華，長年從事調查報導，多年來走過中國大江南北，現場目擊三峽大壩對生態的衝擊，揭發中國許多土地環境問題，冒著被黑道追殺的風險堅持做對的事，十多年的採訪經驗告訴他，大陸媒體發言空間正在擴大，串聯的力量不容小覷，例如廈門PX廠污染事件就獲得媒體大量關注、國際皆知，江華說：『大陸媒體很多人越來越意識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悖論以及它應該解決的問題，不斷有人在呼籲改善環境，竟然不能做為一個掌握手術刀的醫生，我覺得大陸媒體，一個人說話聲音小，十個人說話聲音就大了一點，我覺得這是媒體在進步的現實。』
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自1991年起幾乎年年赴大陸進行環保交流，對於大陸媒體在環境報導上的深入與進步相當稱許，王教授認為大陸媒體與臺灣相似，都是環境保護上不可缺少的一環，他說：『(大陸)媒體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應該對他們有所期許，如果他們(中國) 領導人說一聲，底下會改，但要說服領導人，這種機會不太多，但是你說服媒體，有機會，所以環保民主運動應該在大陸要被推動，因為那跟政治無關。』
◎臺灣新媒體發展公民環境記者活躍
如今臺灣走向民主，媒體十分活躍，不能報的新聞才真是「新聞」，但資深媒體人楊憲宏認為，令人擔憂的反而是，臺灣媒體不喜歡研究型的深度報導，記者無法處理複雜的環保議題，報導內容走向八卦。
的確！為了因應這樣的情況，關切環境議題的民眾紛紛在網上建立自己的媒體，分享訊息，形成一股由下而上的網路「公民媒體」浪潮，像2006年12月馬爾他籍貨輪在蘇澳港漏油事件，商業媒體報導熱潮過後，中央大學學生陳星宏持續在個人部落格用照片和文字記錄這場生態浩劫，感動許多網友，也讓社會持續關注漏油事件，曾是媒體人的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陳順孝說：『(公民媒體)碰到社運議題一起去支持綠黨，一起去支持樂生，因為我們可以預期長遠的發展，網路媒體持早會超越傳統大眾媒體。』
如同大陸環保記者所言，一個人說話聲音小，十個人聲音就大了，中國有越來越多媒體關注環境議題，而臺灣也有許多公民記者在網路部落格上堅持環保理念，在對的路上前行，相同的是大家在環境資訊揭露中的堅持，永遠未完，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老百姓當時跟我反應說我們吃的水沒法兒吃了，還有空氣污染，他們吃飯不敢在室外吃飯！因為在室外吃弄不好空中會掉下來灰塵。』山西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晉瑛談到他採訪中國臨汾環境新聞時的景況，位於山西的古城臨汾，過去稱「花果城」，滿城果香，但從 1980年代開始，在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口令下，臨汾境內焦化廠、煉鐵廠林立，帶給地方莫大的發展，造就山西購房大戶聞名全中國，但榮景背後，隨之而來的是 2004年起臨汾連續3年名列中國污染城市之首。
晉瑛來自山西，對這些感觸特別多，工廠老闆賺錢買房不稀奇，但別處的有錢人是置產，山西購房群體則是舉家「異地而居」，逃離這天空佈滿黑色粉塵的城市，不過，這是有錢人的作為，那沒錢的百姓該怎麼辦呢？
過去數十年間，臺灣的「經濟奇蹟」與中國「改革開放」促成地方快速發展，也讓兩岸人民享受物質生活的滿足，當大家荷包滿滿後，才想起田間成群飛舞的昆蟲、潺潺小溪中漫遊的魚群上哪兒去了！在這過程中，媒體扮演著資訊的引導者，也有機會成為環境保護的關鍵影響者，於是兩岸首次的媒體環境交流在2007年 9月展開。
◎首度兩岸環保媒體交流踏上臺灣土地
9月7日，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市的六位環保記者降落臺灣桃園機場，頭一回踏上臺灣土地，他們立即感受到兩岸環境落差，南方農村報記者江華說：『從臺灣海峽漸漸的接近臺北時，我沒有看到臺北市上空一個像灰灰的空氣的蓋子，這顯然說臺北的空氣是好的。』臺北人常抱怨的空氣，沒想到在大陸人士的眼中竟還算乾淨！
放下行李，大陸記者第一站直奔臺北的後花園－陽明山。
看著臺灣生態工作假期的志工在度假與環境保護結合中，享受為環境貢獻的成就感，大陸記者們也跟著穿上濕地工作服「青蛙裝」，走進生態池與大夥一塊兒移除妨害水池生態的外來種，天津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同時也是天津綠色之友秘書長孫艷君說，中國環保活動多要由媒體帶動，民眾環保意識處於萌芽階段，中外對話記者王冬瑩對臺灣民眾在環保上的熱情印象深刻，但相反地中國人已習慣污染的環境了，她說：『(中國人)他已經習慣了，他已經覺得好像新鮮的空氣只是在電視裡看到，現在只是發達國家享受的，我們享受不到的。』
◎對於環境公害兩岸媒體紛紛起義
新鮮的空氣在中國竟成了奢侈品！面對排山倒海的環境議題，兩岸媒體角色如何扮演？回顧臺灣，80年代環保意識興起，當時記者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臺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回憶，28年前臺灣還是戒嚴時期，記者追蹤環境報導會被情治人員約談，上街頭抗議污染的民眾被稱作暴民，他當時是聯合報記者，揭發水庫上游蓋學校影響水源事件，不過，由於該校校長是國民黨中常委，政商關係良好，導致該報導無法刊出，最後才突破了困難，讓消息上報，保住了水源！他說：『我說總統有多特別啊？你也沒有自己的水庫，你也要喝這個水，媒體居然不去報導這個你不是很荒謬嗎？主管就為了這個事情寫了一個長篇大論給我們(報社) 董事長，當時是王惕吾也是國民黨中常委，看完了以後他批幾個大字說，有證據就寫，我們就干了。』
與臺灣戒嚴時期相似，目前大陸記者揭發環境新聞不時會遭遇到人身安全問題，香港文匯報上海辦事處主任章子峰提到，大陸有一家名為「三點水」的供水商，主要提供中小學生飲用水，審批16個單位全部通過，最後卻讓學生喝出了病，於是記者暗訪發現水源竟在駐軍化糞池邊，但記者不幸被軍方發現，扣留了一天一夜，最後是報社主管打電話給軍方，記者才放了出來，不過也因此揭露這項消息，孩子喝的水，終於得到了保障。
◎真相不能報大陸媒體無奈
不過，揭發公害的風險也不是人人都能冒，否則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絆腳石！大陸環保記者只能依尋報社訂定的「生存之道」，一位不願公布姓名的中國媒體人說：『在大陸做記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大陸幹上一年你就會瞭解，聽到一些消息就知道這個稿子肯定是做不出來，有些記者知道登不出來，還會努力去做，但(稿子)最後還給總編給槍斃掉，這種情況很多啦！每個(大陸)記者都有這樣的經驗。』
但第一線的記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心裏早有「變通」，該名記者表示，像重慶釘子戶事件，就是地方記者怕得罪政府不敢寫出真相，於是匿名把消息往網際網路一貼，之後一傳十、十傳百，變成全國矚目的大新聞。
◎中國環境報導媒體團結力道大
中國南方農村報記者江華，長年從事調查報導，多年來走過中國大江南北，現場目擊三峽大壩對生態的衝擊，揭發中國許多土地環境問題，冒著被黑道追殺的風險堅持做對的事，十多年的採訪經驗告訴他，大陸媒體發言空間正在擴大，串聯的力量不容小覷，例如廈門PX廠污染事件就獲得媒體大量關注、國際皆知，江華說：『大陸媒體很多人越來越意識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悖論以及它應該解決的問題，不斷有人在呼籲改善環境，竟然不能做為一個掌握手術刀的醫生，我覺得大陸媒體，一個人說話聲音小，十個人說話聲音就大了一點，我覺得這是媒體在進步的現實。』
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自1991年起幾乎年年赴大陸進行環保交流，對於大陸媒體在環境報導上的深入與進步相當稱許，王教授認為大陸媒體與臺灣相似，都是環境保護上不可缺少的一環，他說：『(大陸)媒體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應該對他們有所期許，如果他們(中國) 領導人說一聲，底下會改，但要說服領導人，這種機會不太多，但是你說服媒體，有機會，所以環保民主運動應該在大陸要被推動，因為那跟政治無關。』
◎臺灣新媒體發展公民環境記者活躍
如今臺灣走向民主，媒體十分活躍，不能報的新聞才真是「新聞」，但資深媒體人楊憲宏認為，令人擔憂的反而是，臺灣媒體不喜歡研究型的深度報導，記者無法處理複雜的環保議題，報導內容走向八卦。
的確！為了因應這樣的情況，關切環境議題的民眾紛紛在網上建立自己的媒體，分享訊息，形成一股由下而上的網路「公民媒體」浪潮，像2006年12月馬爾他籍貨輪在蘇澳港漏油事件，商業媒體報導熱潮過後，中央大學學生陳星宏持續在個人部落格用照片和文字記錄這場生態浩劫，感動許多網友，也讓社會持續關注漏油事件，曾是媒體人的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陳順孝說：『(公民媒體)碰到社運議題一起去支持綠黨，一起去支持樂生，因為我們可以預期長遠的發展，網路媒體持早會超越傳統大眾媒體。』
如同大陸環保記者所言，一個人說話聲音小，十個人聲音就大了，中國有越來越多媒體關注環境議題，而臺灣也有許多公民記者在網路部落格上堅持環保理念，在對的路上前行，相同的是大家在環境資訊揭露中的堅持，永遠未完，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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