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令人敬仰：中國文治武功的頂峰

  當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迅速竄升至收視率第一時，一個兩千年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王朝連同那位偉大君主，頓時成為坊間熱門的談資。後人一句「秦皇漢 武，略輸文采」，讓人對漢武帝產生了「雄才大略」和「好大喜功」這一對好似硬幣兩面的印象。但在他的文治武功背後，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強盛帝國冉冉升起的 偉大歷史。

   
    雖然在漢朝數百年後另一個同樣由華夏民族建立的偉大帝國大唐，在世界上似乎具更為深遠的影響，但《帝國興替啟示錄•漢•白日薄西山》的作者、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興無指出，作為一個全然由華夏文明自身孕育出來的偉大王朝，大漢帝國才在最深的層面影響了此後中國兩千年的全部歷史。
   
    漢帝國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就是郡縣制。雖然早在春秋晚期就已萌芽，在秦朝已被正式推行，但郡縣制是在漢朝開始完善，並第一次真正紮下了根。這無疑是一種 偉大的反封建革命。今天的西方國家認為，一個近代國家的標誌是沒有世襲，沒有宗法血緣，國家機器向全民開放。對於中國，這一歷史早在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就已 經開始完善。帝國的創立者高祖皇帝本身就是一個無賴，而不像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講的那樣，是天的兒子。與此對應，試圖向漢朝皇帝兜售政治理想的諸子百家也大都出身寒門。這的確是史無前例。
   
    柳宗元的《封建論》指出，漢朝分封諸侯之初，郡縣和諸侯國各半，卻「有叛國而無叛郡」。後來繼續沿襲郡縣制的唐朝， 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因此「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這一成功的政治制度為何承自秦卻功在漢？徐興無認為，在文化上實現更新的同時對傳統文化表示了尊 重，是漢朝讓郡縣制完美起來的原因。與郡縣制相輔的文官制度、中央集權和中央與地方兩級制度的建立，同樣是從漢朝開始完善。即便是後來漫長的歷史中其他民 族入主中原，那也只被看作是不同華夏民族政權的更迭，因為他們尊奉的文化都是華夏文明。
   
    在著有《漢武帝傳》的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生明先生看來，漢朝的另一個偉大之處，在於他在四百多年的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漢武帝收復了北匈奴佔領的秦朝故土，統一了兩越，其領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東北部分區域外，幾乎包括現在中國領土的絕大部分，超過前朝秦朝一倍之多。儘管此後政治上的分裂和統一又反覆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整合運動始終沒有停止。
   
    大漢帝國統治的頭兩百年也是中國歷史上詩歌、繪畫、音樂、哲學、文學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榮時期。中國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過對人才才能 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出身與地位，來吸引政府人才。這一制度幾乎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然被採用。漢朝的理想雖然在幾百年後由於它的滅亡而暫時中斷，但是後來 歷代的繼承者都敬仰漢代所創立的偉大傳統。
   
    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指出，中國人在 漢朝統治期間取得的領土和確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一直維持到20世紀。中國人至今仍然稱自己為「漢人」，他們因自己是漢代首次確立的典型中國文化和帝國偉大 傳統的繼承者而深感驕傲。事實上，漢朝之後的中國歷史，基本上由大漢帝國的成就所確定——從起源於有限的華北平原的商朝開始，中國政權和版圖到漢代時已經 擴大到包括了現代中國邊界內的大部分地區。在這同一時期，中國文明的傳統模式也已經確立，那就是在此後20世紀中一直堅持不敗的模式。
   
    這正是大漢王朝的光榮所在。他在兩千年的歷史深處俯視著他所形成、並一直延續至今的這個偉大民族。
   
    大風起兮雲飛揚:帝國初年的艱難
   
    公元前195年10月，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剛剛平息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亂。
   
    漢高祖剛即位時，在當時首都洛陽南宮的一個慶功宴上，曾與手下功臣將領討論過得天下和項羽失天下的問題。在他看來，成功失敗，全在用人。「運籌帷幄，決勝 千里，我不如張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給前方運送軍糧，我比不上蕭何；統領百萬大軍，開戰就打勝仗，攻城就能拿下來，這一點我趕不上韓信。此三人乃天下 豪傑。」
   
    然而功臣在天下平定後面臨的「兔死狐悲」的命運，似乎永遠是一個終極問題。異姓王韓信、彭越、英布在劉邦的猜疑中先後被誅，淮南王英布被迫叛亂。當劉邦親 率大軍擊敗英布後，邊境危機又接踵而至。漢朝雖然取強秦而代之，但國家的命運是否會和亡秦一樣，實在尚未可知。在返回首都長安路過故鄉沛縣時，劉邦在沛宮 擺下盛大酒席，宴請故人親友和沛縣的父老子弟。舊地重遊，回顧半生戎馬生涯的劉邦不禁擊筑高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正如翦伯讚在《秦漢史》裡說:「當漢高祖削平天下、統一中原、得意洋洋、擊筑高歌之時，四周諸種族已經把中原文化區域包圍得水泄不通了。……這些蠻族中，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因為它們具有強大的武裝，而又接近中原種族政權的中心。」
   
    開國的漢朝國力衰弱，百業凋零。《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大都名城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資治通鑒》描述當時的狀況，甚至連天子出行都 找不到4匹同樣顏色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不過當過亭長的開國皇帝似乎能夠忍受這一點。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通過暴力創建的王朝，從開始便表現 出不凡的氣象。在接受群臣的建議後，高祖將首都從最初的洛陽遷往長安，依靠關中險要的形式高屋建瓴，向東控制天下，從此無後顧之憂。之後漢高祖命故秦博 士、儒生叔孫通制定朝廷禮儀，以確立天子威嚴。面對匈奴的威脅，以武力奪天下的漢高祖也決定還以顏色。
   
    儘管今天的研究顯示，匈奴從人種學上也許不同於漢人，但漢朝司馬遷在《史記》裡卻記述，匈奴人認為他們也是炎黃的子孫。在漢朝人看來，匈奴和漢只是夷夏之別，這種思想在《左傳》中已有反映。在秦始皇的 年代，甚至出現過一則「亡秦者胡」的讖語。為此擁有強大武力的始皇帝修建了長城和從咸陽到陰山的直道(相當於今天的高速公路)這兩個浩大的工程。為了防外 患卻導致了內亂，這對於新科的漢朝同樣是個難題。自匈奴汗國崛起開始，中原政權此後兩千年間的外患幾乎全部來自北方。如何解決內憂和外患，決定著百廢待興 的新王朝的存亡。
   
    文景之治:韜光養晦的年代
   
    漢高祖劉邦去世前曾吩咐手下人殺白馬，要大臣們歃血為盟，起誓未來「不是姓劉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違背這個盟約的，大家共同討伐他」。這就是 「白馬盟」。顯然，異性王的剿滅並未讓劉邦對內政放心。所幸在呂氏試圖奪取江山時，當年誓盟的將領在太尉周勃的率領下消滅了呂氏勢力，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劉 恆為帝，這就是漢文帝。
   
    文帝和其後的景帝在位數十年間，雖然漢王朝對匈奴採取防禦與和親並重的方針，但每次和親只能維持數年和平。漢朝邊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臥，將吏身被甲冑 而睡」。大臣賈誼為此痛哭不已，建議漢文帝要「獵猛敵」，全力對付匈奴。大臣晁錯上書漢文帝陳述防禦匈奴的戰略「籌邊策」。晁錯認為，「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因此要「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整個文景時代，漢朝通過郡國兵和屯田兵組成邊防部隊，防禦匈奴的進攻。通過遷徙內地人民充實邊疆，建築城邑，高城深壘，穩固邊境。採用晁錯的建議，「以夷 制夷」。賜予歸附漢朝的胡、義渠、蠻夷部署以漢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們與匈奴類似的騎射能力和風俗習慣，會同邊境的漢朝部隊，共同守衛邊疆。面對匈奴的多 次襲擊和大舉進攻，漢朝的策略雖然只能做到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但還是保證了內地中原地區的安寧。
   
    如此同時，文景兩代皇帝都採取了「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方針。不但獎勵農耕，宮廷還提倡節儉。半個多世紀農業文明的發展讓漢朝逐漸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繁 衍出眾多的人口。文景兩朝皇帝崇尚黃老哲學，以無為治理天下。對內減免嚴苛的制度，對外採取容忍的外交策略。讓漢朝在建國初期內憂外患中得以安然度過，史 稱「文景之治」的兩代朝廷，成為漢朝的走向強盛前韜光養晦的年代。然而在匈奴的鐵騎威脅下，帝國開國年代一個錯誤的決策在多年孕育後，卻險些在國家上升階 段帶來致命的危機。
   
    大漢帝國內部三十九郡幾乎佔據了帝國領土的大半。與之相比，皇帝直接統轄的不過十五郡。高祖當年為了穩定劉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輔佐中央。然而血緣從來就 不能避免為權力進行的殺戮。同姓諸侯王可以掌握軍隊，任免官吏，徵收賦稅，鑄造錢幣，逐漸形成內部的割據狀態。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決這種尾 大不掉的局面，則必將「制大權，以逼天子」。漢文帝採取「剖分王國策」，將數個大國一分為數國。並任命自己的兒子劉武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這些策略卻適得 其反，使諸侯王與帝國中央的積怨越來越深。當晁錯在景帝時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諸王的領地和實力時，最為強大的吳王劉濞終於聯合楚、趙、膠西、膠東、州、 濟南等六個諸侯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在任命當年為漢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亞夫為主將平定七國之亂後，漢帝國的中央集權得以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