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發生了多次文字獄，如莊廷鑨《明史》案，由於他的書中有所謂「違礙」之詞。呂留良被剉屍，是由於他公開地鼓吹「夷夏」之防。發生在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此被斬，所宣布的罪名是他在《與餘生書》中引用了方孝標的《滇黔紀聞》，而《滇黔紀聞》中使用了永曆的年號，因此從形式上看，《南山集》案的性質與民族思想鬥爭聯繫起來。可是細看一看戴氏的《與餘生書》以及《南山集》全書和趙中喬參奏的原文，確實找不出戴名世有反對清政權的思想言論。那麼這樣一件流血大案，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這就有必要作深進一步的探索了。
較早記載這一件血案的專文是全祖望的《江浙兩大獄記》（《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二），他的記載非常簡略，而且多妄傳之說，主要是這樣寫的：「桐城方孝標……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採錄孝標所紀事。」又《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銘》（《鮚埼亭集》卷一七）云：「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裡人戴名世《日記》多採其言。」
《滇黔紀聞》今不可見，在《南山集》中，惟《與餘生書》提到了《滇黔紀聞》之名，而無「採錄」之事，也不見所謂「悖逆」之語，更不要說「極多」了，《南山集》中也無戴名世的《日記》，可知全氏所記不過為傳聞之詞，並無事實依據。我們再看一看趙申喬的參奏原疏：「題為特參狂妄不謹之詞臣，以肅官方，以昭法紀事。……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徒使市井書坊翻刻貿鬻，射利營生。識者嗤為妄人，士林責其乖謬。聖明無微不察，諒俱在洞鑒之中。今名世身府異數，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
在這篇參奏中根本沒有提到《滇黔紀聞》，也沒有「悖逆」之說，所加的罪名不過是「狂妄不謹」，「語多狂悖」；所提的要求也不過是「以肅官方」，「以昭法紀」，絕無民族思想鬥爭和反對清政權的蹤跡形影。從「狂妄」、「狂悖」發展到「悖逆」，從「不謹」發展到「反清」，其中原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一向為讀史者所忽略，又由於這是一件欽案大獄，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即使深知其中別有委曲，也便諱而不言了。
《清史稿·戴名世傳》云：「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趙申喬傳》云：「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鞫實坐斬。」都直書為「悖逆」或「大逆」，已經是經過發展的罪名，但只是空洞的籠統之詞，沒有具體事實可舉，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漏洞。清末印行的《古學匯刊》第一集中有一篇《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所記《南山集》案的經過，遠較全祖望記的為翔實，近年臺灣有關方面編印的《清史》，有《方玄成傳》（即方孝標），紀事略同於此文，都可以作為我們瞭解此案的素材，和作進一步分析的根據。
戴名世考中進士，作翰林院編修時，已經是五十七歲的高齡了。過了兩年，為趙申喬所參，下在獄中，又過兩年而喪命於屠刀之下，所以他的主要活動是在作「諸生」的時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戴氏三十四歲，由貢生入京師國子監。幾年之內，在京師結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如劉齊字言潔，徐念祖字貽孫等，連同他的同鄉舊友，如方苞字靈皋，朱書字字絲，劉輝祖字北固等。
戴名世自己曾說：「此數人者，持論齗齗，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為狂士。」（《徐貽孫遺稿序》）方苞也說：「齊與其友數人為清議所從出。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概不足以動人，清議由是消萎雲。」（《望溪集·四君子傳》）可見這些人的言行不同於一般人，因而一般人對之也就側目而視，另眼看待。戴氏自述其處世態度：「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懟，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為罵人。」（《與何屺瞻書》）義說：「宰輔大官，相見一揖外無他語。酒酣論事，咄嗟呼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北行日紀序》）這正是趙申喬所攻擊的「恃才放蕩」、「語多狂悖」的實際內容。《清史稿·戴名世傳》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所言深得其情。戴氏的言論文章得到了一般人的欣賞喝采，同時卻引起了老於世故的當權人物和鑽營奔走者的恐懼。
戴氏揭露世俗的醜態，深刻而不留餘地。如《送蔣玉度還毗陵序》云：「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週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士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為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為傲，為迂，為誕妄，為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
他不僅這樣盡情揭露，於這樣好士的當權者並公開予以頂撞。如吏部侍郎趙士麟，為了附庸風雅，拼湊了一部文集，求戴氏作序，戴氏因離京遷延未作，趙使人代作一篇，戴知道後即作《答趙少宰書》，明言：「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人而序閣下之文，宜為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為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對於一位現任的吏部侍郎，直指其面而斥其醜，已經夠大膽了，而這原是一件私人通訊，後來卻收入《南山集》中，公之於世。這樣作的結果，雖使被壓抑者吐出一口惡氣，在當權者方面自然就更「畏其口」而「忌嫉之」了。
戴氏身為諸生，既無官位，亦無產業，惟以賣文授徒取得生活之資，而敢於傲視賣弄權勢的達官貴人，常道一般人不能說不敢說的話。他的文章平易清淡，又有較為切合實際的內容，所以每出一篇，即不脛而走，以致名滿天下，成為文壇上受人重視的人物。但他在思想言行方面有一個很大的弱點，使他深陷於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戴氏思想和言行的矛盾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他有逃世隱居的思想，而實際上採取了入世的行動，當年近五十歲時，在本縣南山買了田宅，準備退隱，可是他並不在此安居，仍奔波於四方。平時極力反對科舉時文，可是到晚年自己又參加考試，取得了舉人和進士。尤其是對於官場的醜態，嗤之以鼻，而自己終於又進入官場之中，這就注定了難免要遭遇兇惡的結局。在這方面他不是毫無所知，而是雖有所知而不能自免。
如《與劉大山書》云：「僕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可是終於由他自己把這些「憤世嫉俗之作」編入文集，刻板印行了。方苞年少於名世而相知甚深，他在《送左未生南歸序》中說：「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戴名世被刑後，世人隱其名曰宋潛虛）戴氏的致禍之由，他本人和他的密友都很瞭然，但戴氏無法解決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矛盾。當初為「諸生」時，藉以取得名譽地位的文章作品，在走上仕途後，便轉成為殺身之具了。
趙申喬攻擊戴名世的罪狀是他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至於入朝為官之後，其罪名不過是，「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就戴氏的一生行事說，反對者對於他的攻擊，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實有所指的。既然戴氏自己也走到官場一方面來，舊日的敵對者自然可以指摘他不肯改變立場是一條罪狀。這時趙申喬對戴名世發動攻擊，還另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原來戴名世會試考中第一名，殿試時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狀元被趙申喬的兒子趙熊詔得去，熊詔的名氣遠在名世之下，當時便有傳言說，這是由於趙申喬在幕後活動的結果。
趙恐黑幕被揭破，便假藉口實予戴以打擊，在參疏中特別表明「臣與名世素無嫌怨」，這正如自己標明「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拙劣表演一樣，說明他上奏疏時內心的空虛。可是戴氏平日已經樹敵甚多，此時正是對於戴氏投井下石的好機會，於是這些人在《南山集》中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見《與餘生書》中提到了《滇黔紀聞》，引用永曆等年號，便指為「大逆」。恰好方孝標曾為翰林學士，戴氏文中稱之為方學士，而別有方學詩者，曾附吳三桂反清，失敗後隱匿起來，在滿文中「方學士」與「方學詩」正同音，康熙帝誤以為是在逃的方學詩，特別重視，指明要從嚴查辦。主子有令，臣下便加緊行動起來，凡集中掛名者都被捕捉入獄，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其實方學詩是歙縣人，方孝標是桐城人，當時同屬於江南省，而一在大江之南，一在大江之北，同姓而不同宗。這個偶然的因素，使案情更為擴大了。後來知道是出於誤會，但事情已經鬧大了，而朝官對於戴名世並無好感，最後仍當以「大逆」之罪，擬處極刑。在明代末期，東林黨和復社都以主持清議見重於時，結果造成統治者內部嚴重不合，終致明皇朝覆滅。戴名世為諸生時即有左右清議的力量，雖然沒有結成黨或社，可是確實具有這個條件。康熙帝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對此早有戒心，所以對於此案的處理，拖了很長時間，曾五上折本，最後算是由皇帝特別「開恩」，戴名世免予凌遲，只處斬刑；方苞免死，以白衣參加修撰工作；其它牽連人犯，也都免除死刑，分別受到流放或入旗的處分。這時已是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了。
從這件事情的發生和發展來看，其本身自無民族思想鬥爭的性質可言。當時為加重所要打擊者的罪名，揮舞了民族思想鬥爭的旗號，因而在客觀方面也起到了鎮壓民族反抗的作用，這是事件初起時所意想不到的。世人只從結局方而看待此案，於是將戴名世和方孝標都列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樣就看不到史實真相了。
較早記載這一件血案的專文是全祖望的《江浙兩大獄記》（《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二），他的記載非常簡略，而且多妄傳之說，主要是這樣寫的：「桐城方孝標……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採錄孝標所紀事。」又《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銘》（《鮚埼亭集》卷一七）云：「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裡人戴名世《日記》多採其言。」
《滇黔紀聞》今不可見，在《南山集》中，惟《與餘生書》提到了《滇黔紀聞》之名，而無「採錄」之事，也不見所謂「悖逆」之語，更不要說「極多」了，《南山集》中也無戴名世的《日記》，可知全氏所記不過為傳聞之詞，並無事實依據。我們再看一看趙申喬的參奏原疏：「題為特參狂妄不謹之詞臣，以肅官方，以昭法紀事。……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徒使市井書坊翻刻貿鬻，射利營生。識者嗤為妄人，士林責其乖謬。聖明無微不察，諒俱在洞鑒之中。今名世身府異數，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
在這篇參奏中根本沒有提到《滇黔紀聞》，也沒有「悖逆」之說，所加的罪名不過是「狂妄不謹」，「語多狂悖」；所提的要求也不過是「以肅官方」，「以昭法紀」，絕無民族思想鬥爭和反對清政權的蹤跡形影。從「狂妄」、「狂悖」發展到「悖逆」，從「不謹」發展到「反清」，其中原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一向為讀史者所忽略，又由於這是一件欽案大獄，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即使深知其中別有委曲，也便諱而不言了。
《清史稿·戴名世傳》云：「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趙申喬傳》云：「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鞫實坐斬。」都直書為「悖逆」或「大逆」，已經是經過發展的罪名，但只是空洞的籠統之詞，沒有具體事實可舉，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漏洞。清末印行的《古學匯刊》第一集中有一篇《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所記《南山集》案的經過，遠較全祖望記的為翔實，近年臺灣有關方面編印的《清史》，有《方玄成傳》（即方孝標），紀事略同於此文，都可以作為我們瞭解此案的素材，和作進一步分析的根據。
戴名世考中進士，作翰林院編修時，已經是五十七歲的高齡了。過了兩年，為趙申喬所參，下在獄中，又過兩年而喪命於屠刀之下，所以他的主要活動是在作「諸生」的時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戴氏三十四歲，由貢生入京師國子監。幾年之內，在京師結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如劉齊字言潔，徐念祖字貽孫等，連同他的同鄉舊友，如方苞字靈皋，朱書字字絲，劉輝祖字北固等。
戴名世自己曾說：「此數人者，持論齗齗，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為狂士。」（《徐貽孫遺稿序》）方苞也說：「齊與其友數人為清議所從出。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概不足以動人，清議由是消萎雲。」（《望溪集·四君子傳》）可見這些人的言行不同於一般人，因而一般人對之也就側目而視，另眼看待。戴氏自述其處世態度：「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懟，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為罵人。」（《與何屺瞻書》）義說：「宰輔大官，相見一揖外無他語。酒酣論事，咄嗟呼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北行日紀序》）這正是趙申喬所攻擊的「恃才放蕩」、「語多狂悖」的實際內容。《清史稿·戴名世傳》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所言深得其情。戴氏的言論文章得到了一般人的欣賞喝采，同時卻引起了老於世故的當權人物和鑽營奔走者的恐懼。
戴氏揭露世俗的醜態，深刻而不留餘地。如《送蔣玉度還毗陵序》云：「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週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士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為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為傲，為迂，為誕妄，為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
他不僅這樣盡情揭露，於這樣好士的當權者並公開予以頂撞。如吏部侍郎趙士麟，為了附庸風雅，拼湊了一部文集，求戴氏作序，戴氏因離京遷延未作，趙使人代作一篇，戴知道後即作《答趙少宰書》，明言：「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人而序閣下之文，宜為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為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對於一位現任的吏部侍郎，直指其面而斥其醜，已經夠大膽了，而這原是一件私人通訊，後來卻收入《南山集》中，公之於世。這樣作的結果，雖使被壓抑者吐出一口惡氣，在當權者方面自然就更「畏其口」而「忌嫉之」了。
戴氏身為諸生，既無官位，亦無產業，惟以賣文授徒取得生活之資，而敢於傲視賣弄權勢的達官貴人，常道一般人不能說不敢說的話。他的文章平易清淡，又有較為切合實際的內容，所以每出一篇，即不脛而走，以致名滿天下，成為文壇上受人重視的人物。但他在思想言行方面有一個很大的弱點，使他深陷於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戴氏思想和言行的矛盾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他有逃世隱居的思想，而實際上採取了入世的行動，當年近五十歲時，在本縣南山買了田宅，準備退隱，可是他並不在此安居，仍奔波於四方。平時極力反對科舉時文，可是到晚年自己又參加考試，取得了舉人和進士。尤其是對於官場的醜態，嗤之以鼻，而自己終於又進入官場之中，這就注定了難免要遭遇兇惡的結局。在這方面他不是毫無所知，而是雖有所知而不能自免。
如《與劉大山書》云：「僕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可是終於由他自己把這些「憤世嫉俗之作」編入文集，刻板印行了。方苞年少於名世而相知甚深，他在《送左未生南歸序》中說：「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戴名世被刑後，世人隱其名曰宋潛虛）戴氏的致禍之由，他本人和他的密友都很瞭然，但戴氏無法解決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矛盾。當初為「諸生」時，藉以取得名譽地位的文章作品，在走上仕途後，便轉成為殺身之具了。
趙申喬攻擊戴名世的罪狀是他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至於入朝為官之後，其罪名不過是，「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就戴氏的一生行事說，反對者對於他的攻擊，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實有所指的。既然戴氏自己也走到官場一方面來，舊日的敵對者自然可以指摘他不肯改變立場是一條罪狀。這時趙申喬對戴名世發動攻擊，還另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原來戴名世會試考中第一名，殿試時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狀元被趙申喬的兒子趙熊詔得去，熊詔的名氣遠在名世之下，當時便有傳言說，這是由於趙申喬在幕後活動的結果。
趙恐黑幕被揭破，便假藉口實予戴以打擊，在參疏中特別表明「臣與名世素無嫌怨」，這正如自己標明「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拙劣表演一樣，說明他上奏疏時內心的空虛。可是戴氏平日已經樹敵甚多，此時正是對於戴氏投井下石的好機會，於是這些人在《南山集》中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見《與餘生書》中提到了《滇黔紀聞》，引用永曆等年號，便指為「大逆」。恰好方孝標曾為翰林學士，戴氏文中稱之為方學士，而別有方學詩者，曾附吳三桂反清，失敗後隱匿起來，在滿文中「方學士」與「方學詩」正同音，康熙帝誤以為是在逃的方學詩，特別重視，指明要從嚴查辦。主子有令，臣下便加緊行動起來，凡集中掛名者都被捕捉入獄，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其實方學詩是歙縣人，方孝標是桐城人，當時同屬於江南省，而一在大江之南，一在大江之北，同姓而不同宗。這個偶然的因素，使案情更為擴大了。後來知道是出於誤會，但事情已經鬧大了，而朝官對於戴名世並無好感，最後仍當以「大逆」之罪，擬處極刑。在明代末期，東林黨和復社都以主持清議見重於時，結果造成統治者內部嚴重不合，終致明皇朝覆滅。戴名世為諸生時即有左右清議的力量，雖然沒有結成黨或社，可是確實具有這個條件。康熙帝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對此早有戒心，所以對於此案的處理，拖了很長時間，曾五上折本，最後算是由皇帝特別「開恩」，戴名世免予凌遲，只處斬刑；方苞免死，以白衣參加修撰工作；其它牽連人犯，也都免除死刑，分別受到流放或入旗的處分。這時已是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了。
從這件事情的發生和發展來看，其本身自無民族思想鬥爭的性質可言。當時為加重所要打擊者的罪名，揮舞了民族思想鬥爭的旗號，因而在客觀方面也起到了鎮壓民族反抗的作用，這是事件初起時所意想不到的。世人只從結局方而看待此案，於是將戴名世和方孝標都列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樣就看不到史實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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