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30日，黃思永上書光緒《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提出應發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積聚華民的財富，尤其是應「嚴責中外臣僚，激以忠義奮發之氣，先派官借，以為民倡」，則「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財力，類別區分，各出其餘，以應國家之急；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
這次上書提意見自有其原因。甲午戰爭後，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中第四款規定：「中國約將庫平銀貳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同時還約定，這筆兩億兩的賠款必須在3年內分8次付清，否則，未付清的款目要另外支付5%的年息。這筆賠款相當於清廷兩年的全部稅收，當清廷交付了第4期賠款後，再也拿不出錢來。1897年清政府籌辦第三次借款時，英國和沙俄為獨佔貸款權爭執不下，形成僵局。清政府對雙方都不敢得罪，決定停借外款，自己想辦法解決。光緒允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並下詔要求臣下「籌劃開源之計以償付賠款。」
此項借款關乎國家的自立自強，所以黃思永請將借款「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希望讓老百姓明瞭政府借款是「因國計自強派股」，進而「人人曉以休戚相關之理，人人動其忠君愛國之忱」。後來，在制定章程之時，侍郎張蔭桓將之改名為「昭信股票」，意即「就認股數目以昭信守」，顯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項股票定以一年見利，「既速且准」。黃思永樂觀地指出：通過精神激勵和收益保障，華商一定會積極響應，「安見將來風行之盛，不如外洋」。正為財政危機困擾的光緒帝對黃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視，傳旨「著戶部速議具奏」。戶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疏》，基本上同意黃思永的方案。光緒皇帝當即批准，並對此次募集公債寄予了厚望。
根據黃思永建議「先按官之品級、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數之多少，查照官冊分派，漸及民間。」戶部官員在會商時作了較為實際的考慮：「第缺分肥瘠、家道厚薄，一時既難周知；且按官之品級以定數之多少，亦恐跡近抑勒，窒礙難行。」經過「會同商酌」，戶部定出了較為折衷的方案：由該部印造「股票」百萬張，凡官紳商民均「量力出借，無庸拘定數目」。但考慮到「內外大小臣工，受國厚恩，際此帑絀時艱，尤當熟計安危」，發揮帶頭作用，「出家資以佐國用」。所以「擬請降旨飭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各項官員，均領票繳銀，以為商民之倡」。即將政府強制攤派，變為動員官員認購。
對於朝廷發行昭信股票的「萬不得已」的苦衷，時人評論認為蒙受過浩蕩皇恩的官紳正宜趁此時機主動報答，捐款而不受票，以助君上度過難關。而封疆大吏對朝廷此舉也多表示「理解」，項措施由朝廷允准施行後，有文人即作詩紀頌。其中這樣寫道：
紆難不毀家，思源由飲水。吁嗟昭信票，昨已奉廷旨。
伏讀甫終篇，淚下不可止。本朝浩蕩恩，久浹人肌髓。
魚相忘江湖，曠代罕倫比。今乃為此舉，誠萬不得已。
自樞臣以下，紆青而拖紫。各各思報恩，恩實難殫紀。
文起家毛錐，武出身弓矢。離蔬釋屩來，大半蓽門士。
全家脫寒飢，不官胡能爾?
顧已一循涯，疇不蒙帝祉。周急有仁人，河潤到鄉里。
如何君有急，乃裒如充耳?朱門酒肉多，惠且及僮婢。
如何君有急，而忍行路視?啟口人人忠，誓將驅命委。
君日姑徐徐，觀票可知矣。受票詎雲忠，其端或在是。
只是，昭信股票在發行過程中，雖然朝廷頒布了嚴格的章程，作了還本付息的規定，但也嚴重背離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發行，最終演化成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強令捐輸，使民眾怨憤激增。光緒多次下詔規定「商民人等願借與否，各聽其便」，嚴禁官吏強行指派和借端勒索。但是，為時不久，彈劾地方官借發行昭信股票肆意勒索的奏章便接二連三地被送到光緒的御案上了。「各省辦理此事，名為勸借，實則勒索，催迫騷擾，貽累閭閻」。尤其是四川、山東等省，「始則勸購，繼則勒購，且有因逼斃命者」。
更有官員將募得的股款扣留別用，拒絕上交，各打各的小算盤。結果是「酷吏得假此盡飽私囊，以其餘歸之公。
昭信股票的發行導致人民怨聲載道，朝臣嘖有煩言，光緒只得在九月間下詔「著即停止」。但很多地方不肯就此罷休，「仍如徵收錢漕故智，於既奉停止股票諭旨後，謄黃不張貼，苛派抑勒，百倍於未停股票之時，……邊省小民，仍不免罹官之餘毒也」。
當時廣東布政使岑春煊針對昭信股票的失敗指出：「伏查泰西強國，皆有國債，其辦理妥善，皆由交銀行經理，不歸地方官吏，且本利清償妥速，行之有素，故集巨款無難」。學者楊鵬程認為，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還未具雛型，這個空白是由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來填補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都設有銀行，通過對華輸出資本牢牢控制著中國的財政金融事業。
有人彈劾奕劻以二厘利率在英商匯豐銀行存銀一百二十萬兩，戶部尚書鹿傳霖和都御史清銳奉旨徹查，卻被匯豐銀行堅決回絕，聲稱「銀行向規，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外國銀行替存戶保密居然可以抗拒聖旨，使得有錢人驚喜交集，他們寧願低利、無利甚至交納手續費把錢存入外國銀行的保險櫃，也不願認購毫無債權保障、形同廢紙的昭信股票。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對發行昭信股票一事堅決反對，斥為亡國之舉，指出其結果只會「徒飽貪吏，於國計無益」。他還認為，無論外債內債都是挖肉補瘡，如果不從經營自強著手的話，「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
梁啟超後來評價昭信股票「實中國內債之嚆矢，而恐亦中國內債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雖欲昭之，其烏可得」。
昭信股票的發行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清政府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制度，在中國試行公債制度，企圖用這種措施解決它所面臨著的嚴重財政危機。由於發行市場、體制缺陷、制度環境等方面的原因，這次公債的發行並不十分成功。儘管如此，由於它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財政觀念和財政制度，對中國的封建財政制度給予了巨大的衝擊。
這次上書提意見自有其原因。甲午戰爭後，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中第四款規定：「中國約將庫平銀貳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同時還約定，這筆兩億兩的賠款必須在3年內分8次付清，否則，未付清的款目要另外支付5%的年息。這筆賠款相當於清廷兩年的全部稅收，當清廷交付了第4期賠款後，再也拿不出錢來。1897年清政府籌辦第三次借款時，英國和沙俄為獨佔貸款權爭執不下，形成僵局。清政府對雙方都不敢得罪，決定停借外款，自己想辦法解決。光緒允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並下詔要求臣下「籌劃開源之計以償付賠款。」
此項借款關乎國家的自立自強，所以黃思永請將借款「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希望讓老百姓明瞭政府借款是「因國計自強派股」，進而「人人曉以休戚相關之理，人人動其忠君愛國之忱」。後來，在制定章程之時，侍郎張蔭桓將之改名為「昭信股票」，意即「就認股數目以昭信守」，顯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項股票定以一年見利，「既速且准」。黃思永樂觀地指出：通過精神激勵和收益保障，華商一定會積極響應，「安見將來風行之盛，不如外洋」。正為財政危機困擾的光緒帝對黃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視，傳旨「著戶部速議具奏」。戶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疏》，基本上同意黃思永的方案。光緒皇帝當即批准，並對此次募集公債寄予了厚望。
根據黃思永建議「先按官之品級、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數之多少，查照官冊分派，漸及民間。」戶部官員在會商時作了較為實際的考慮：「第缺分肥瘠、家道厚薄，一時既難周知；且按官之品級以定數之多少，亦恐跡近抑勒，窒礙難行。」經過「會同商酌」，戶部定出了較為折衷的方案：由該部印造「股票」百萬張，凡官紳商民均「量力出借，無庸拘定數目」。但考慮到「內外大小臣工，受國厚恩，際此帑絀時艱，尤當熟計安危」，發揮帶頭作用，「出家資以佐國用」。所以「擬請降旨飭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各項官員，均領票繳銀，以為商民之倡」。即將政府強制攤派，變為動員官員認購。
對於朝廷發行昭信股票的「萬不得已」的苦衷，時人評論認為蒙受過浩蕩皇恩的官紳正宜趁此時機主動報答，捐款而不受票，以助君上度過難關。而封疆大吏對朝廷此舉也多表示「理解」，項措施由朝廷允准施行後，有文人即作詩紀頌。其中這樣寫道：
紆難不毀家，思源由飲水。吁嗟昭信票，昨已奉廷旨。
伏讀甫終篇，淚下不可止。本朝浩蕩恩，久浹人肌髓。
魚相忘江湖，曠代罕倫比。今乃為此舉，誠萬不得已。
自樞臣以下，紆青而拖紫。各各思報恩，恩實難殫紀。
文起家毛錐，武出身弓矢。離蔬釋屩來，大半蓽門士。
全家脫寒飢，不官胡能爾?
顧已一循涯，疇不蒙帝祉。周急有仁人，河潤到鄉里。
如何君有急，乃裒如充耳?朱門酒肉多，惠且及僮婢。
如何君有急，而忍行路視?啟口人人忠，誓將驅命委。
君日姑徐徐，觀票可知矣。受票詎雲忠，其端或在是。
只是，昭信股票在發行過程中，雖然朝廷頒布了嚴格的章程，作了還本付息的規定，但也嚴重背離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發行，最終演化成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強令捐輸，使民眾怨憤激增。光緒多次下詔規定「商民人等願借與否，各聽其便」，嚴禁官吏強行指派和借端勒索。但是，為時不久，彈劾地方官借發行昭信股票肆意勒索的奏章便接二連三地被送到光緒的御案上了。「各省辦理此事，名為勸借，實則勒索，催迫騷擾，貽累閭閻」。尤其是四川、山東等省，「始則勸購，繼則勒購，且有因逼斃命者」。
更有官員將募得的股款扣留別用，拒絕上交，各打各的小算盤。結果是「酷吏得假此盡飽私囊，以其餘歸之公。
昭信股票的發行導致人民怨聲載道，朝臣嘖有煩言，光緒只得在九月間下詔「著即停止」。但很多地方不肯就此罷休，「仍如徵收錢漕故智，於既奉停止股票諭旨後，謄黃不張貼，苛派抑勒，百倍於未停股票之時，……邊省小民，仍不免罹官之餘毒也」。
當時廣東布政使岑春煊針對昭信股票的失敗指出：「伏查泰西強國，皆有國債，其辦理妥善，皆由交銀行經理，不歸地方官吏，且本利清償妥速，行之有素，故集巨款無難」。學者楊鵬程認為，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還未具雛型，這個空白是由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來填補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都設有銀行，通過對華輸出資本牢牢控制著中國的財政金融事業。
有人彈劾奕劻以二厘利率在英商匯豐銀行存銀一百二十萬兩，戶部尚書鹿傳霖和都御史清銳奉旨徹查，卻被匯豐銀行堅決回絕，聲稱「銀行向規，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外國銀行替存戶保密居然可以抗拒聖旨，使得有錢人驚喜交集，他們寧願低利、無利甚至交納手續費把錢存入外國銀行的保險櫃，也不願認購毫無債權保障、形同廢紙的昭信股票。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對發行昭信股票一事堅決反對，斥為亡國之舉，指出其結果只會「徒飽貪吏，於國計無益」。他還認為，無論外債內債都是挖肉補瘡，如果不從經營自強著手的話，「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
梁啟超後來評價昭信股票「實中國內債之嚆矢，而恐亦中國內債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雖欲昭之，其烏可得」。
昭信股票的發行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清政府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制度，在中國試行公債制度，企圖用這種措施解決它所面臨著的嚴重財政危機。由於發行市場、體制缺陷、制度環境等方面的原因，這次公債的發行並不十分成功。儘管如此，由於它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財政觀念和財政制度，對中國的封建財政制度給予了巨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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