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都：一場反右，三代受害(上）（圖）

2007-06-21 06:24 作者:馬文都

馬文都在陝北高智晟的老家門前

我的父親

一九七0年作為70屆的初中畢業生，已不會再去嚮往那「廣闊天地…」，更沒有了當年老三屆畢業生那種戴著大紅花，坐著軍用大卡車在鑼鼓的歡送聲中熱血沸騰的激情。嵌入這一屆畢業生記憶中的，是對寒冷的北大荒、黃土高坡的懼怕。很顯然，當時能去服兵役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經過所謂的政審篩選被批准當兵體檢人員中的一個。我很幸運，據武裝部的人講，我校的徵兵名額是兩名，而體檢合格的也只有兩名，是我和另一個男生。從體檢回來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做著踏上軍旅生活前的各種準備工作，甚至還夢想著將來自己會成為一名將軍。可見，少年的夢是多麼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學都準備為我送行的時候，如同晴天霹靂，我突然接到了學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當兵的資格，而學校為了補上這一名額，不得不匆忙將另一個政審稍有陰影的人填補上了這個空缺。這在當年是一個謎，是一個不可能讓一個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謎，連我的樸實、憨厚、少言寡語的養父和五代都出身貧農的養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異常的刻板而枯燥，就像當年的人們見面打招呼時機械的使用那些紅寶書中的問候語一樣。「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這是校方給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時的一副良藥，這副良藥如同算命先生的話一樣，兩頭堵，讓你無法找出什麼更好的理由來反駁他。當時在我那個年齡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卻無法將他進行理性的分析。對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為，我明明看到畢業班的後門兵，一個接一個的從後門耀武揚威的走了，可我們這些貧民百姓卻連正門的路都給堵死了，我在想，為什麼都是一顆紅心，而他們卻只有一種準備，我卻反而要兩手準備呢？這可能是我對一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產生反思的啟蒙時期吧。

一九七五年，不能當兵的謎底終於被揭穿了。

在我終於知道了自己那段近於慘痛的家庭經歷後第一個能使我聯想到的就是當時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與我命運很接近的那個李鐵梅。我清楚的記得那個段子叫「痛說革命家史」，其中的場景是：是窗外寒風淒淒，警車呼嚎，屋內昏暗的油燈下李鐵梅的奶奶緊握著李鐵梅的手說：「你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我清楚地記得當時那個場景它竟然和我的命運有著如此相近之處。這些是我的親弟弟在二十幾年後找到我並告訴了我家庭的真相之後，我內心中真實的感觸。

我祖父是黑龍江省伊春地區的一個大地主，據說方圓百裡相當有名。我的父親姓李，他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中，卻在一九四五投奔瞭解放軍。據家人講，他跟隨著共產黨的隊伍扛過槍、渡過江，當時他所在部隊的團長就是解放後任總政治部主任的XXX。據當時和我父親一個部隊的人講，他槍法很準，作戰勇敢，多次受到部隊領導的表彰，當時追隨的是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解放後，我的父親又跟隨部隊到了朝鮮。

我的母親也姓李，據家人講，她出身名門大戶，她的家就在北京，她的母親在中科院工作。我母親的家是個很大的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戲的，有從政的，有搞教育的，還有經商的。她和我的父親是哪年認識的已無據可查，當時我的母親在師部工作，是個文書。我父母的婚事就是當時的師長給她保的大媒。在那個所謂革命與戰爭的年代，革命隊伍中的戀愛方式，基本上都沿襲著這樣的模式，這可能就是延安作風，也是扼殺人性的作風，難怪有許多後來進城的土八路紛紛拋棄了戰火中結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資產階級小姐的石榴裙下，因為在所謂的資產階級那裡他們的人性和人格才能得到極大的彰顯，這在前一時期許多反思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已都有表現。

在赴朝作戰中我的父親負責後勤供給工作，在一次運送物資當中，他的腿被炸傷了，我的母親也在那場「雄赳赳、氣昂昂」的戰爭中獻出了半個手臂。隨著凱旋的號角，拖著自己的傷殘的身體他們雙雙回國了。當時，中央軍委在鐵嶺地區建立了一所「榮譽軍官學校（這個建制早已取消了）」，我的父親、母親作為傷殘軍人調到那裡去工作，父親當時任營職，母親是連職。

一九九0年，為了尋根，我特意趕到鐵嶺與我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姐見面。那次，我的姐姐帶我去到當時的校址查看，此時已是人去樓空。為了進一步親自證實我過去的經歷，姐姐帶著我拜訪了幾個原來軍校的老人，他們大都已是年過古稀，但對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父母還是記憶猶新。從他們那裡我進一步知道了我們家庭變遷的許多更真實的情況。

那時，我的父母親在鐵嶺軍校入住後先後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時的家庭生活環境很好，據叔叔阿姨們講，因為我們家孩子都是隔兩年就出世一個，父母工作又忙，我們家就請了兩個保姆來照顧這幾個孩子，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在我矇矓的記憶中或許是在夢裡，我也多次見到過一個場景：一個大操場，操場的一頭有許多靶子，在對面許多人趴在地上，手裡端著槍在練瞄準，我拿著小石頭子往他們槍的準星上放，在扣動扳機時誰的石頭掉下來我就跑過去給重新放上，這可能就是我唯一能留下的童年的殘破記憶。

一九五七年，我們這個祥和、安逸、平靜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離破碎。這一切都是發生在父母剛剛遠離戰爭的硝煙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的時候，我們兒時的夢想剛剛開始的時候。五七年成了我們家庭的惡夢開始的時候。

我的父親在一夜之間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從他被帶走的那一天，就永遠的告別了這個家庭，直到三十幾年後，他才歷經千辛萬苦通過四處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個大院裡，我們這樣的家庭不只是一家。據那個學校的人回憶，許多想幫助我們的人也是礙於當時的形勢，不敢靠近我們一步。

在這突然而又沈重的打擊下，我的母親就要全部承擔起維持家庭生活，養活我們這幾個孩子的重擔。由於父親的被帶走，經濟條件所限，使我們無法再用保姆，父親、母親的家人又遠在他鄉，很難給與她有效的幫助。離開了沒有保姆，沒有父親日子，顯而易見當時我母親的生活是很困難的。當時的軍校領導在我父親被判刑後，多次找我母親談話，讓她做出選擇：第一，與父親脫離關係能夠保留黨籍，但也要脫下軍裝；第二，不脫離關係就要開除黨籍掃地出門。那個年代的人，把追隨共產黨和加入共產黨，看作是一種至高無尚的榮譽和神聖的使命，有許多人把黨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這類人大多是追隨於中共的平民階層，像我的父母親；更高一層的黨內高官，是否也是這樣的忠誠與純真，那就要畫個問號了。

我的母親做出了第一種選擇。據原來同院的鄰居講，我們全家臨離開那個大院的時候，那個場面很有些慘烈，我的母親懷裡抱著我的弟弟，另一隻手拉著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偎依在我母親的身後，大院的鄰居沒有人敢走上前來與我們道別送行，能夠為我們送行的是院裡的士兵和保衛人員。我母親在離開那所讓她眷戀的房子時，將一身洗得干乾淨淨的去掉了帽徽和軍銜的軍裝，端端正正的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遠，還很依戀的看那屋內一眼。

在好心人的勸說下，也為了孩子能夠健康的成長，我的母親在臨走的時候，把我雙胞胎的姐姐留給了鐵嶺一戶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個兩口之家無兒無女。在當年那個政治出身壓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親為我的姐姐找到了一個不錯的歸宿。

我們隨著母親來到了北京她的媽媽家，當時我三歲，我的弟弟剛滿週歲，我的大姐也只有五歲。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據家人講，她生性要強，性格剛烈，當初我父母的結合她就極不贊成，按照她的意思母親應該找個門當戶對的乘龍快婿，最起碼也應該找個師長、旅長的，像我父親的職務和出身她是極不同意的。如今，我母親的命運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讓人，對我母親沒有一天好臉色，何況又要養活我們這一家四口，從生活條件上來講，的確是非常吃力。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著我母親，讓她盡快嫁人。我母親在年青的時候的確相貌出眾，在軍校的時候，人們也戲稱我母親是一朵校花，據後來在北京為我母親介紹對象的媒人說，生過幾個孩子之後的她依然是風采出眾，她當年二十九歲。

我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聽從了我姥姥的意見，先把我的大姐送給了位於西四頒賞胡同的一戶人家。那是一戶平民家庭，家裡還有一個男孩，那對夫妻都有工作，生活還算不錯。我當時還很小，我的母親並沒有馬上把我送人，現在想起來，她還是有一番苦心的，她當時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帶在身邊，但是，以個人活在世間，又能有多少事會隨人心願呢？

我姥姥東奔西跑為我母親尋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裡不斷有媒人聞訊趕來說媒拉線，把我母親看成了是一塊放在案上沒有出售的鮮肉，恨不能馬上就想讓人們把她吞食掉。但是，在那個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標去選擇母親的對象，沒有一個能夠成功。那些個高官，只要一聽到曾是右派的妻子，唯恐躲閃不及，哪個還敢跟她通婚，更何況身邊還帶著幾個半大的孩子。經過這些嘗試他們終於把目標的著眼點，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是根紅苗正。很快，一個小我母親兩歲的理髮師進入了我母親的視線。那個男的當時在新街口一個國營的大理髮店工作，人長得很帥，他的照片經常被掛在「中國」、「白雪」照相館的展示櫥窗裡。他家三代出身沒有問題，又沒有結過婚，在當時的確是個很好的人選，可對方提出只能帶一個孩子過去，我的母親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我姥姥在當時無論是她的本意還是她真實的想法，對我母親使了個緩兵之計，她對我母親說：「我先把二傻（我兒時的小名）送到親戚家裡代養，日後你那兒寬裕了再把他接回來」。也就是這個決定，使我的童年經歷如同《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流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