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綁架的歷史有多長

2007-06-13 22:59 作者:狄馬

翻舊報的時候，偶然翻出一條2006年的新聞：1998年3月2日，10歲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學途中被人綁架，從此失蹤。事隔8年，也就是 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綁匪，44歲的通訊師沃爾夫岡·普里克洛皮爾離開汽車打手機的空擋，衝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園裡。直到警察來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離了囚禁她8年的綁匪。從此她成了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人們非常關心她在被囚8年的時間裏，過著怎樣的生活？和綁匪沃爾夫岡是一種什麼關係？ 

出乎人們的意外，娜塔莎雖然被關在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裡，而且經常挨餓，身上到處是傷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證據顯示，她曾長時間地淪為綁匪的「性奴」。但在聽到沃爾夫岡畏罪自殺的消息後，她竟失聲痛哭。她認為，「他完全沒有必要自殺」，「我在某種程度上為他的死感到悲傷」。在談到她的過去時，她認為， 「遭綁架並不全是一件壞事」，「我並不覺得自己錯過了什麼」，甚至慶幸自己「沒有學會吸菸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

專家稱，娜塔莎患上了一種叫「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心理疾病。具體症狀就是，當患者長期與綁架者共同生活後，便開始對綁架者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感。因此，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又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綁架的人質對綁架者產生某種好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反常情結。病名始於1973年8月23日，兩名劫匪闖進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扣押了6名銀行職員當人質。一星期後，綁匪被制服，人質獲救。出乎人們的意料，人質在被救以後，反而悶悶不樂，對警察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質竟然愛上了綁匪，跑到監獄裡要與他私訂終身；另一位則搞了一個救援基金會，四處籌錢請律師為綁匪脫罪。

報導至此，人們當然有理由為娜塔莎的異常表現感到驚奇，但真正使我心頭一怔的，是一個報紙上沒有出現的問題：假如一個人被綁架，可以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那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被綁架會不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按說，國家、民族都是個人的集合體，作為整體最基本單元的個人如果出了毛病，那麼，整體就不能說是健康的。比如，一個人腳上得了腳氣，我們就不能說這個人只是腳上有腳氣，但這個人本身沒有腳氣，一般的說法就是這個人有腳氣。換句話說，整體與整體有機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開來看的，局部的問題就是整體的問題。列寧的晚年得了梅毒，我們就說列寧得了梅毒，而不能說列寧沒有得梅毒，只是列寧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詞典對「綁架」的一般解釋——用強力把人劫走——來解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被強梁者綁架的歷史，那些所謂的「中興盛世」只是被允許放風的次數多一點而已。證據之一就是幾乎每一個王朝的興廢更替都伴隨著陰謀和暴力。即使是被後世儒家所津津樂道的上古「禪讓」，看起來也不像傳說中的那般「天真無邪」。堯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舜，即使真存在所謂「禪讓」，「禪讓」給女婿和「禪讓」給嫡長子，這裡面有本質的區別嗎？舜倒沒聽說把女兒嫁給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還沒等發表重要講話，就死在了那裡。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覺得事出蹊蹺，痛哭流涕，結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還是沒人理。這就是後世儒家所艷稱的兩次「禪讓」，他們堅持說，每一次都是出於自願，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權力交給了下一屆領導人。其實，不用看史學家為評職稱編寫的「史綱」「通覽」一類，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們就知道這不是歷史的普遍規律。通常的情況是，一個強力領導人運用各種手段，包括偷、騙、瞞、哄、嚇、誘、脅、拐、煽、拉，裹挾了大量的無辜百姓，積聚了足夠的武裝力量，推翻了前政權。出於人類好同惡異的心理，這些前政權下的子民開始當然並不能適應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適應新的「奴隸規則」，否則，就不可能有「揚州三日」、「嘉定屠城」一類的史話了。但用不了幾年，這些最初的人質以及人質的子孫就認同了綁架者的價值。因為時間是迄今為止地上最好的藥，它可以醫治世上任何創傷和不幸。當一切仇恨在時間的長河裡化為笑煙之後，綁架者的價值就成了人質的價值，綁架者的目標就成了人質的目標。就像一首流行歌裡唱的，「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

但綁匪畢竟是綁匪，有時弄到人質連飯也吃不飽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綁匪要「撕票」了，人質終於揭竿而起，破柵毀柙，要綁綁匪的票了，劫持與被劫持的 「超穩定結構」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質因為做人質的歷史久了，已被體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適應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綁匪，忠臣就這樣產生了。什麼君臣禮義，什麼夷夏之辨，不過是在如何磕頭，如何頌聖的動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與被劫持的關係不管是什麼綁匪坐鎮龍庭都不會改變。不過是因為舊綁匪的「奴隸規則」使起來已經順手了，不想輕易改變罷了。就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裡含冤服刑50年，這幾乎耗盡了他一生的光陰。然而，當他得知自己即將假釋出獄時，反而憂心忡忡，因為他已經離不開這座已完全體制化了的監獄。為此，老布不惜操刀殺人，以求假釋被拒。這時，他已經愛上了這座監獄，監獄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獄後他毅然選擇了自殺。

中國歷史上無數殉難的忠臣，寧死不做「貳臣」的遺老遺少所忠於的都是體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綁匪制定了新的」奴隸規則」,如何納糧，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來的時候，新的人質就漸漸忘記了他們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無數鮮血、眼淚、婦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漸漸被歲月的風沙掩埋。歷史又在靜靜地等待著下一輪的循環。其實，新的綁匪和舊的綁匪有什麼不同呢？姓朱的綁匪和姓愛新覺羅的綁匪有本質的區別嗎？被趙匡胤的子孫強暴與被鐵木真的子孫強暴，這裡面有顛扑不破的真理嗎？換成俗語說，無非是圖個臉熟罷了。然而，在「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作用下，一廂情願的子民們總是幻想舊綁匪要好些。而正是這種幻想性滿足構成了歷史上忠臣、烈士、義僕、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一個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愛上了自己的綁匪？又是什麼使得一方居民對劫持自己國家和土地的綁匪產生幻想性滿足？專家總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種，但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幾條：

1、人質的身體被完全控制，生命處於某種無處可逃的絕望之中。在關於娜塔莎的報導中，人質被證實：關在一間沒有窗戶，面積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車庫裡。食物、陽光都依賴綁架者的賜予，以致奧地利警方事後抱怨說，他們無法查證，她是自願還是被迫與沃爾夫岡發生性關係。實際上，對一個身體都無法自己支配的人來說，自願與非自願有什麼區別呢？就像生活在一個從財產到言論，從肉體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極權社會的人一樣，娜塔莎的所有行為都是別無選擇的。因而，她慶幸自己 「沒有學會吸菸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就和一個太監慶幸自己不會犯「生活作風」 問題一樣荒唐。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嫁不出去的老處女標榜自己是獨身主義，眾叛親離的癮君子標榜自己「寧靜以致遠」，就像在 「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社會裏，一個人標榜自己愛國一樣沒有意義。娜塔莎被救以後，在一份聲明中稱自己的關押地為「我的房間」，人們對此很有意見，可在一個沒有遷徙自由的國度裡，人們稱自己的國家為「我的祖國」，輿論卻視之為天經地義。關鍵的問題不是娜塔莎「錯過了什麼」，而是她想「錯」的時候，有沒有「錯」的機會。報導顯示，在1998年被綁架的最初半年裡，她與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國」，「向牆壁扔瓶子，用拳頭捶牆壁，希望有人能夠聽到，但是所有的掙扎不過只是徒勞。」這時候無處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許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樣，除了熱愛皇帝與他的親貴，還能熱愛什麼？

2、人質獲得的信息是經過綁匪遴選的。除了肉身被嚴格控制以外，「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形成還源於綁匪和人質獲得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娜塔莎在地下室裡，是被允許看電視的，但所有節目都是由綁匪挑選後錄製下來，再放給娜塔莎看的。綁匪甚至教她「讀書寫字」，就像獨裁政府也實行義務教育一樣，但綁匪在娜塔莎看過報紙後，會嚴格檢查，看她在報紙上寫下了什麼。「他非常多疑」，獲救以後的娜塔莎長出了一口氣說。這時候的沃爾夫岡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肉身綁匪，而是一個兼書報檢查官與廣電部門領導於一體的意識形態總指揮。除了控制肉身，他還要改造靈魂。因為綁匪與極權主義領袖一樣，僅僅強迫人質為一個他所設定的目標工作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人們應當把它當成是自己的目標。為了這個偉大目標的順利實現，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為簡陋，那就是隔斷一切可以使民智開啟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編自說的謊話混淆視聽，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類。現代的極權主義宣傳家則比古代的皇帝聰明得多。他們不再斬斷人民與知識資訊的一切聯繫，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編排、過濾，加工成一張帶有明確意圖的信息指南網，然後按「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的原則批量灌輸給人民。這樣,權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說的時候當然義氣衝天，彷彿全人類的安危都繫於一身；實際上，對領袖和制度是否忠誠是決定某條信息是否發表或刪削多少的唯一標準。在這樣的體制過濾下，謊言變成了家常便飯，無處不在。在由中央當局控制的電視新聞中，除了「動物世界」這種純粹講野獸的欄目外，有關人事的沒有一樣不是假的，甚至連天氣預報也不例外。

「關起門來，民主就死了。……當政府開始關起門來的時候，它就有選擇地控制了本來屬於民眾的信息。有選擇的信息就是錯誤的信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創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來替我們區分好壞，他們要我們反對秘密的政府。」這是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庭在一份裁決書裡的話。崔健則說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什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你問我還要去何方？我說要上你的路。」

3、人質會不時地得到綁匪的恩惠和眷顧。如果說在君主專制國家，百姓所感到的壓迫遠不像自由國家的公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的話，那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部門，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在峨眉山雇了幾個抬滑竿的轎夫過山。到了山腰，看到他們汗流浹背，好心的哲學家以為他們一定很痛苦，就讓坐下休息。正待言語寬慰，突然見他們並排坐在一起，抽著菸斗，又說又笑，還給哲學家出了一道「腦筋急轉彎」的題：你能用11劃寫出兩個中國人的名字嗎？哲學家說，不能。他們就說，「是王一王二呀!」隨後又大笑不止。這使哲學家得出一個結論：用自以為是的幸福觀看待別人是錯誤的。其實，只要是人，求樂避苦，貪生懼死，都差不多。兩千年前的西塞羅就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會像人那樣，彼此之間如此相像。這話是從人的自然本性上講的，比如，不管是那裡人，也不管是什麼顏色，什麼時代，就絕對沒有人願意自己被無緣無故地抓捕、毆打，也絕對沒有人願意自己被強暴、恐嚇。只要有機會選擇，他們都會選擇溫飽，而不是凍餓；尊嚴，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隨意搶奪；公開審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區別只在人們對這些事情的態度。

66 歲的約瑟夫·揚切克作為沃爾夫岡的鄰居，一年來常常見到娜塔莎，但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就是被綁架的娜塔莎。因為這個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經常看到她在花園裡出現，有時還看見她和沃爾夫岡開著車一起出去兜風。可他哪裡知道，這個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綁匪帶她上街的機會，瘋狂地向路人和商店營業員示意，但沒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當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絕望時，她終於開始放棄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承認了她和綁匪之間的主奴關係。這種泯滅自我和個性的主奴關係一旦在一個人的內心確立，那麼，他就會把來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賜。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裡，她經常沒有東西吃，後來不但吃飽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櫃和收音機，她就覺得「主人」真是寬宏大量，慈悲心腸，潛在的邏輯是，人家本來是有權繼續讓我吃不飽肚子的；兩年之後，她不但被允許讀報紙，而且有了書和影碟機，甚至警察在地牢裡還發現了英國喜劇片《憨豆先生》的錄像帶，這就更使她覺得綁匪不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親，潛在的邏輯是，人家本來是有權繼續讓我看不到書報的；再後來，她不僅每天被允許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還一起上街，甚至有時還一起開著車出去兜風，這就更使她覺得綁匪不僅是自己的父親，而且是自己的戀人，潛在的邏輯是，我本來是不配享有陽光和自由的，現在他竟給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許？……

透過上述診斷，我們不難發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成因複雜，但歸結起來就是因為有綁匪在。只要有綁匪在，就會有人質情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就不會一日根治。治療的方法也不是消腫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熱解毒的藥，而是要從根本上廢除綁架制度，改變被劫持的歷史。一個有志於服務公眾的政治家不再是通過綁架，而只能通過投票來徵得被統治者的同意。這樣綁匪就不再是綁匪，而只是服務於公眾的一個職位；人質也不再是人質，而只是憲法框架內一個通過納稅來換取生命和財產保障的公民。這樣，綁匪沒有了，人質就失去了仰望的對象。人質情結自然冰消雪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隨之痊癒，永不復發。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寫於長安飲馬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