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裡有這樣一個基於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夥不得不討論決定這 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於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 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 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於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 好人誤會。」 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於是很快就遍佈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餘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餘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姦,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裡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裡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麼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鬥場合,人人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 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 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 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 術,那麼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 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裡,「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 礎上。這裡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 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 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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