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北京時間凌晨1點33分。
走過黑夜長路，在一間網吧坐定，點燃煙盒裡的第一支煙，沉默良久。我決意通宵為懺悔而疾筆，將一生悔恨都傾注於此。
這裡是重慶市永川區，中國西南部之西部。就在這個地方，就在今夜的此時此刻，我，楊銀波，深感靈魂的罪惡與底線的喪失，我有罪！在這之前的時間——準備地說，自5月3日9時至5月8日23時——，約計六天，我已犯下罪行，無可饒恕的源於內心壓迫的罪。我不能饒恕我自己。坦白說，這種不可原諒，幾乎使我在決定來通宵疾筆之前的兩個小時如同監禁，諸念俱灰，遭受譴責的聲音與形象被我無限放大。在整個房間裡，我把自己這個人看個徹底的透徹。我必須清醒到極限，即使這之後即將發生的一切，可能更非我一人之思所能構想。
這一切，如今看來，已不僅僅因為我向我的諸多朋友同時借錢，而是已經上升至我的整個人生之抉擇，都將我帶至難以想像的否定之中。是的，我焦急非常——掙扎於底層的我，總是如此焦急。我為眾朋友倍增負擔，我為資源嚴重緊缺的全世界最正直勇敢的華人帶來了沈重與傷感，甚至於厭煩、唾棄與鄙視。我一直在乞討著，2003年如此，2005年如此，2007年亦如此。從我不可想像的如今的態勢來評價，其嚴重性質，已幾近自我毀滅。我已感受到，數年努力，一朝即毀。失敗與卑微，自慚形穢與無地自容，比所有最顯自棄與哀嚎的搖滾樂更為真實。
現在，我要回頭想想，我這24年的青春，究竟是什麼樣的軌跡讓我滑至此步——堪稱墮落的此步。我必須承認，我有惡的一面，有偽的一面，以及懦弱、無知、盲目與投機……。混雜無數，必不澄清。在底層，在一個又一個非常具體、非常逼真的底層，很多雙眼睛，很多種眼淚，一直都在我的面前，還有血與汗，還有痛與死，還有許多許多。就在我寫這篇懺悔書的前四個小時，一個來自貴州的急救電話又向我打來，一位名叫賈長江的民工——本村熟識的村民，在廈門發生嚴重工傷。此類事件，多如牛毛，我無法抑製出於本能的吶喊與解決。
類似於我，中國有很多人保持著如此的本能；類似於我，曾有許多人對其寄予厚望；類似於我，總以近乎瘋狂的行事態度，接近於將自己逼瘋。我絕望過，而且次數不止一次。我見不得死人，見不得被欺壓，因此我反抗，不計後果。單槍匹馬，單打獨鬥，許多過來人都經歷過這個階段，而我，將這一階段保留至今。但是，當一個人將所謂的"英雄"演繹到此種地步的時候，其幕後卻充滿了辛酸、痛苦、折磨，那是不可承受卻非承受不可的代價。尤其在這個國家，滿目瘡痍，百感交集，就像癌症，肺癌、肝癌、胃癌、大腸癌、乳腺癌、宮頸癌……，一爛到底，從外到內，由粗而細，自一個系統到另一個系統，自一種極限到另一種極限。過於敏感與固執的我，浸染其中，醫患同病。
四年了，老天，我出道四年了。四年以來，我究竟為這個國家做過什麼？此案、彼案，此事、彼事，此文、彼文，如此而已。我已記錄下四年的每一天，倘若一概編排，彷彿一段光輝史。但是，如今我要否定它，否定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最清楚，我太渺小，我簡直太渺小了。我依然在浪費著許多時間，依然放棄過，膽怯過，在我可以回憶的勇敢之奮鬥中，我依然有著顧慮與彷徨，只能說"挺了過來"、"活了過來"，如此而已。至今，我不認為我的起點就在昨天，恰恰相反，我的起點只是一個零（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負數，因為我虧欠著許多人，包括虧欠我自己以及家人。
我當然沒有想到我會失敗得如此之快——身敗名裂。就算別人不承認，我也認為現在的我至少是個有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年前的某一天，我給自己留下半天的時間來整理我自己，想到應以40年後的某一天來回顧今日的青年楊銀波，以歲月的長河來衝擊覆蓋此時的狂亂流 沙，多一點厚重與踏實。但是今天，我決意更堅決地正視我的罪惡。我這不屈服的人，或許比前生更為倔強，曾經試圖"解釋"或者"澄清"，讓很多人對我保持信心與信任，然而我自己就給自己鋪下了死路。這條路將會延續多久？我不清楚。在這一刻，我不會隱瞞我的真實想法，我想大聲說的是：我恨我自己，簡直痛心疾首！
可事實是，不敢面對自己卻又必須去面對，不敢面對朋友也必須去面對。倘若這些朋友聚集為一體，就像一列長隊，那麼在他們痛心疾首的面孔之前，我的姿勢便絕不能站著，而是跪下！這一刻，且不說朋友——那一個又一個絕對一流的人——看不起我，就連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每當夜深人靜，每當鴉雀無聲，每當眼睛鑽不進一個字，每當煙味嗆了喉嚨，我這樣的一個所謂"敢言青年"、"維權作家"，唯一能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哭泣，深深地哭泣，恰似一個找不到方向的棄兒。四年了，人們沒有拋棄我，而我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拋棄著我自己，強烈的孤獨感、失落感比慣有的憂鬱和憤怒更為猛烈地襲擊著我。然而，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種覺悟教導著我，說"生命本無意義，但有些努力會讓生命有意義"的時候，我就成了"捨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馬"的人。
我有一雙勤奮的手，我有一張激烈的嘴，我有一顆不願投降的頭顱，我還有一顆就算冰海全然淹沒也能繼續燃燒的火熱的心。但是，我也有背叛我自己的時候。做自己不願意去做的事情，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曾經有兩批人尋求我的幫助，涉及歷史重大問題，並關係其當下眾人生存，其中一些老人已經離世，我卻因恐懼而放棄，我有罪；曾經有一名未獲合法賠償的工傷女工求助於我，我卻因時間緊湊，也放棄了，我有罪；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家中只能吃一個素菜乃至一份泡菜，父母皆病，我有罪……。就在昨天傍晚，一個沒有八元錢車費回家的學生模樣的女孩跪在街頭，我除了詢問一下之外，竟未幫忙——這在以往絕不可能發生——，我有罪。凡此種種，我之罪都在於不故意的或故意的冷漠與麻木。我感到此種巨變，尤顯我的精神分裂。
我曾窮困，卻不曾潦倒。苦難意識扎根於我的心靈，不是一年兩年，而是24年。自調查起家，到現在所接觸的林林總總，這種意識在靈魂深處依然未能泯滅。但是，我忽略了整個歷程的負面影響。好比說，研究犯罪的人同時也可能成為犯罪高手，崇尚智慧的人卻攜帶著令人憎恨的小聰明，備受關照的人總讓他人寒心，因為反過來這樣的人也能利用他人，雖然這些利用總是有那麼明顯的破綻，幼稚得就像在法庭上說"殺人無罪"之類的嫌疑人。我的靈魂深處，就參雜著如此的雜質。四年的時間，不算短，也不算長，對於一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少年而言，這段路鋪得很快，但就是以這樣的速度奔跑著，本身就不健全的準備，且不說遭遇的危險與坎坷，就是自己也能戕害自己。
人最危險的敵人是自己，楊銀波最危險的敵人就是楊銀波。現在想來，我確實昏了頭，淡泊不了偏執，急躁、浮躁，凡是跟"躁"有關的詞語都可以形容我的弊病。我從一開始走的路，其實就是走向絕望，而後在絕望中尋求希望，乃至創造希望。然而，當我自己也絕望透頂的時候，任何人都沒有理由相信，這個人價值幾何幾何。我想爬起來，在原來摔倒的地方爬起來，比如說，從頭再來，乞求上蒼再給我一個機會，乞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自己重新看得起自己並重新振作自己。我在廣東奮鬥過，然後我選擇了回鄉，是的，在這裡我有成就，是農民與民工激勵了我的熱血鬥志。我深信，倘若繼續努力下去，我必定可以走得更遠，做得更絕，並且不斷調整自己，奉獻於社會而非尋求社會之奉獻。換句說，我可以成為令人信服的真正的棟樑之材。但是，我所知道的遠比我想像得要複雜數千倍，在許多人與事上，我曾疲憊至極。
現在看來，我的做法十分極端。我有微薄的稿酬，微薄的稿酬卻總是捐給貧困者。事實上，僅解一時之急而已，而意義也僅限於公益 ，也許其價值只是比政府行為更為誠懇和近距離，如此而已。一次，兩次，十次，二十次，總也如此。我發現，我已陷入一個永遠也不能自拔的泥潭。這個泥潭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環：有稿酬就捐，捐完了又借（"借"，往往成了"捐"），借了又等稿酬，稿酬有了又捐，捐完了又借，借了又等稿酬……。那些我永遠也無法以錢來解決問題的問題，總是層出不窮。只要我把眼睛睜開，隨處走走，總能發現。一發現就動心，一動心就相助，自己到最後反而成了乞丐。有人罵過，有人勸過，有人把最憤怒的語言藏在內心，那是愛護、維護著我這呆滯的顏面。然而，一籌莫展的局面，總讓循環繼續循環著。頭腦中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不是"活著還是死去"，而是另外兩個："我怎麼混成這樣"，"我該怎麼辦"。
終於，量變成質變，我一敗塗地，導火索降臨於2007年5月3日——"梁如友尿毒症•借錢事件"。我承諾，我是必須還錢的，總計15000元人民幣，挽救一個普通民工的48歲生命。然而，最開始所估計到的後果遠遜於實際後果，我甚至不敢查閱關於此事件的任何輿論，維護的，抵制的，全不敢看。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子彈，直穿眼睛。這是漫長的六天，我在近乎沉默與昏迷的精神狀態中度過，等待著救命的錢，也等待著良心的審判，更等待著四年努力毀於一旦的殘酷結局，我能想到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所有被傷透了心的人以及媒體皆相抵制，而後，我離開，永遠地離開，從此銷聲匿跡，在遺憾與悔恨中度過餘生，或曰苟活。生命在這一刻變得那麼急促，轉個方向，完全就是另一種人生。沒有什麼能夠麻醉自己，只能自己站出來，必須站出來，向眾人深深道歉。
時間回到2006年12月。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走向鄉村醫療站，退伍軍醫梁勇傑右手一指，我看見四舅梁如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2006年10月他回鄉之時，似乎並沒有嚴重到此種地步。此前，四舅曾在鎮上的中心醫院（朱家灣醫院）化驗，也曾到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化驗，化驗結果顯示：腎功能衰竭，伴隨高度貧血，高血壓，乙肝等。還有舊疾，如耳聾、工傷，如此之類。殘酷的事實就在眼前。這個孤寡之人，可以說是徹底的身無分文，在鄉村醫療站治了一段時間，全是賒帳，共計700元，全然無效。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同為鄉村醫生的羅瓊（梁勇傑之妻）告訴我："再複查，很有可能是尿毒症。如果是，那麼基本上就沒救了。"接下來，便是臨近春節。那時的四舅已經癱徹底地倒在床，全身發黑髮腫，身體顫抖、冰冷，不能說話，吃飯哽咽、嘔吐，其狀極其淒慘。
時間來到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一個原本屬於"辦後事"的家族會議，由於我的參加，成了捐助會。支持此動議的人，是四舅的五弟梁如德和七妹梁如芝，他們兩兄妹都是基督教徒。會議之後是禱告，還有唱詩。作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本人，當晚十分感動。四舅這一輩的弟弟妹妹，以及我與表弟梁榮貴（少年建築民工）這一輩，拿出錢來救治四舅。所謂"救治"，不過是複查而已。我當時預算，全體徹底複查，所剩必然無幾。複查地點在重慶萬盛醫院，當時寄居在以收垃圾維生的七姨梁如芝家。那是一個相當糟糕的生活環境，髒、亂、臭。複查之後，問題變得相當嚴重，尿毒症確認無疑。然而，透析、換腎已無成本支付。
這種狀況，對於當時的四舅來說，已經在逼著他立即死去。他的整個狀態，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死人"，這種狀態維持了兩個月左右。我曾調查過許多重症患者，包括許多癌症患者，但是尿毒症患者我是第一次親自遇到。噁心，嘔吐，疲勞，尿頻，浮腫（尤其是眼睛周圍和手足踝），貧血，冰冷，血尿，泡沫尿，高血壓，腹瀉，口渴……，我親眼目睹四舅身上這些百分之百符合尿毒症的症狀。可以說，這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慢性腎功能衰竭問題，而是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消化道、心、肺、神經、肌肉、皮膚、血液等。尿毒、尿毒，又何止尿毒？簡直是全身中毒！
這個人沒治了，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人隱瞞這種看法，包括我自己。但我相信奇蹟。我上網查詢過，結論居然是尿毒症有治。我打電話諮詢過許多醫院，包括陝西中醫腎病研治中心、山東東阿華泰腎病醫院、河南協和醫院腎病診療中心、鄭州鄭臺中醫院腎病科、石家莊現代中醫血液腎病醫院、石家莊燕趙血液病腎病研究院、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尿毒症康復榮華分院、北京恆安中醫院，等等等等。我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尿毒症並非絕對的死症。在那段時間裏，我閱讀得最多的書籍，就是我自己創建的"楊氏小型圖書館"裡珍藏的三本書，分別是：人民軍醫出版社出版的張學軍著作《我是如何戰勝腎病、尿毒症的——腎病、尿毒症病人康復與養生指導》，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李榮山著作《尿毒症的現代診斷與治療》，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郭兆安著作《腎炎尿毒症防治500問》。所有的這些諮詢與閱讀，都使我奠定了一個信念：尿毒症有治。
我如此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中西醫有別。如果以西醫手法來治，要麼透析，要麼腎移植。血液透析就會有依賴感，必須長期透析；腎臟移植必須終生服藥。說得更直接些，西醫無法讓尿毒症康復。但是中醫手法則不然，雖然治療時間長，但它認為由尿毒症所造成的腎臟損壞可以逆轉。我記得福建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醫（同時也是民主人士）就曾給我來信說過："國人對民主的不瞭解，猶如對中醫的不瞭解，完全就是白痴！"我相信中醫可以創造奇蹟。我為我的這一判斷付諸行動，考慮得很清楚，我要承受兩個代價：一是醫療費，二是可能影響四舅生命。後者是基於治療尿毒症的中醫手法本身的唯一擔憂：如果在短期內不能有明顯改善，就會影響生命。這個"短期"，現在已經過了，等於說，中醫在四舅身上的確創造了奇蹟，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奇蹟。
最初尋找中醫，找過很多家，也找過一些人，但是費用仔細算來，都實在太沈重，結果統統放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是陳邙子（邙，按本地音，念mang，一聲）。這是一個開著商店、做著莊稼，也為別人送煤粑和肥料的普通農民，從法律上講，他沒有行醫資格。然而，這個人卻是我和父親的恩人——我心目中的"民間神醫"。1999年，我16歲，在全校體檢中，經查患有慢性乙肝"大三陽"，花了近3000元醫治，結果仍然呈陽性。拖到2000年春節，在家鄉，陳邙子給我醫了不到一個月，很簡單，就是吃藥打針，一天三針，總共花了不到300元，成功了，全部轉陰。我現在還記得，後半段治療期間的糞便全是黑色。我的八年歷史的乙肝，他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結果就全部轉陰，這種欽佩感與謝意，使我對他的醫術從不懷疑。我父親當年是急性黃膽肝炎，情況並不嚴重，但他也沒想到陳邙子只給他拿了一副幾塊錢的中藥，居然徹底好轉，更神。
把四舅交給陳邙子醫治，純粹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但我卻寄予了極大的希望。陳邙子的第一次診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表情輕鬆得就像對待感冒發燒。他的結論驚人："在我看來，這種病，一步一步來，百分之百有救，怎麼可能死人呢？"我直接跟他說："這可是尿毒症！"他完全沒感覺。接下來，就是頻繁的拿藥、打針，拿藥、打針，拿藥、打針……。四舅不能下床，陳邙子就自己動身走路過來醫。我家中沒有多少錢，每一筆都虧欠著。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到處去拿陳邙子開單的藥。那段時間，我向家附近的朋友借錢的次數比較多，最多的是1700元，最少的是110元。奇蹟就這樣一天天地產生，四舅可以下床，可以煮飯。在家中，我們分開飯菜，他的碗、筷由他自己專用，生活上的許多事情，都盡量避免傳染。這種日復一日的努力，而且是與聳人聽聞的絕症之間的鬥爭努力，我是第一次全程參與。
我痛苦過，無數次痛苦過。今天我就不談這種痛苦了，因為我已經談過，不想再重複——雖然那種痛苦乃是所能形容的數倍之多。我在極度無助與忍耐、忍耐、再忍耐之中度過了不短的時日——起碼一個月——，時間終於滑向2007年5月3日 。那是一個愁雲密佈的清晨，五一假期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我寫了第一封信，並以同一封信發向了我想求助的朋友們，而且，主要是海外的朋友。我的愚蠢在這一刻深深地留下了痕跡，相同內容的一封看似私信的信，卻發向了不下50人的電子信箱中，本意是減少單個的或曰平均的承受壓力。僅此一項，必然傷害到太多的人。其一，這是我的又一次向朋友們求助——是"又一次"；其二，有斂財之嫌，我在信中註明15000元人民幣的所須總額，然而這顯然已是求助於數人，倘若超出15000元，我該怎麼做？我會怎麼做？這個疑問非常重要；其三，我擔心朋友們不會幫助我，於是又分別發去第二封信，舊法重演，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挑釁！
事態還在往更嚴重的方向發展著。比如說，朋友來信希望擴大傳播，徵集更多力量，解決醫療資金問題，徵求我關於公開信件的意見，我為湊齊款項考慮，同意了。於是，兩封信件成為募捐公函。在慰問關切之外，各方指責、批評、勸戒也隨之襲來，我陷入了恐慌。恐的是我已徹底喪失信譽，自我形象及其它一切遭到懷疑、否定與批判；慌的是，我不知如何面對這種狀況。我曾在這幾天自欺著，希望什麼都沒發生過，希望5月3日重新來過，讓我做第二種選擇乃至第三種選擇，但我唯一不能放棄的選擇就是必須繼續救四舅，直到他恢復健康，重獲新生。
我能聽到的"激烈反響"與此時我自己對自己的憎恨一樣，如同天打雷劈。這一次，因為15000元求助的救命錢，我把自己出賣了，出賣得那麼低賤、卑鄙和愚蠢。四年的努力，到最後成了泡影，人格、品性、良心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海內外，並消失於我自身的24歲青春。我曾想，倘若我過去少捐些，又更節約些，也許能湊出一些錢來，而不必以如此下作的手段來利用並傷害這些第一流的朋友。但是，通過這件事，我才警醒到我身上的劣根——我這個不擇手段到此種地步的丟人現眼的無恥勾當的恥辱者。今天這一切，完全由我一人造成。四年河東，四年河西。我之罪，對比我之四年，我再次、再次、再次自慚形穢、無地自容。我厭煩我自己，我唾棄我自己，我鄙視我自己。
這個罪人，現在要全數公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我，楊銀波，2007年5月3日至5月9日，究竟收到了多少錢？這些錢到哪裡去了？準備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我取過兩次款，取款時間都是5月8日上午，是將款項累積起來取的。一次是取四筆西聯匯款，具體發匯地和金額是：美國，270美元；美國，200美元；加拿大，200加元；加拿大，100加元。取款時的美元匯率是7.6797，加元兌美元匯率是0.8938。四筆外幣，等值於人民幣5668.69元。一次是取一筆工商銀行匯款，具體發匯地和金額是：遼寧，200元人民幣。兩次取款，共計人民幣5868.69元。此外，從我自己收到的電子郵件中顯示，有意匯款而未收到匯款的朋友另有四位，將匯金額總共是550美元與600元人民幣，等值於人民幣4823.84元。倘若匯款成功，加上已取匯款5868.69元，將總計人民幣10692元，距離15000元尚差4308元。
第二個問題。已取到的5868.69元，一分未動，現在就在我身上。
第三個問題。我還是要救四舅，用已有的錢。這個錢是我借的，我要還。如果，我是說"如果"，如果我能湊齊15000元，四舅這條命是一定會留下的。我絕對相信，毫不懷疑。如果，我還是說"如果"，如果我得到的款項超出15000元，我將把超出部分馬上退給幫助我的朋友，馬上。如果，我仍然說的是"如果"，如果所有的外界幫助到此為止，甚至出現更為糟糕的情況，哪怕我不會再向任何人借錢，我自己也會給自己想辦法。碟已經賣了許多，舊幣也換了些，我想，就算最後什麼也不剩了，人始終還是活著的。母親說："人在，錢就在。"只要我活著，不喪失人身自由，我想另一些奇蹟同樣會發生。
當然，我沒有任何資格請求被我傷害的人——被我曾經心存僥倖地耍小聰明的手段傷害的人——原諒我。我能做的，就是道謙、懺悔 ，向所有痛心疾首的心靈下跪！我知道，這樣的一個人，已經靡爛，被高度緊張的醫療壓力所折磨，心靈扭曲，出賣了自己，出賣了前程。我向所有知悉此事的人致歉，向所有更苦難的人、更亟須幫助的人致歉！我有罪，楊銀波有罪，這是個罪人，靈魂之罪人。請銘記。
我不敢想像會有任何一個人在此種情況下依然信任我並給予我鼓勵，不敢想像我的那些曾經為之而激動、興奮、感動的讀者哪怕再讀我的任何一個字，不敢想像在令我驕傲與自豪的組織（獨立中文筆會）中我如何自處與相處，不敢想像這雙曾經寫下過《楊銀波遺書》與《中國人權報告》等數百萬字的手如何再次敲擊時代的強聲，不敢想像記者採訪時我如何笑談風聲、拍案而起。太多的"不敢想像"包圍著，我為這種巨大的"不敢想像"而消沉。許多人在過去的幾年裡，曾經以不同的語言——大多是帶有驚嘆情緒的——來形容我的少年老成，而現在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我是如此幼稚。我需要在摔打中成長，需要更多的並非僅僅是事務技術本身的歷煉。我以為，我能做到，但此種自信用到此處已經不合時宜。
我立志當作家是15歲的事情，那時的我有著比現在更為簡單卻更為浪漫的夢。回顧這並不太長的人生，就像看見昨天的自己在微笑，也像看見昨天的自己在嘲笑。我發誓，我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裡的人民，我愛到想哭卻哭不出來，我愛到想笑卻在笑中帶著悲憤。我知道，我並非入流的人，我不存在"圈子"等概念，我的所有境況不管是被我高估還是被我低估，我都不能想像到最真實的程度。當人們以種種眼光審視著我，我不變的回應都應當是感激，我應感激過去、現在、將來的所有人，包括此時此刻就對我構成一定壓力的官方人物，我同樣感激他們。
我之懺悔，仍然膚淺之極，巨大的感傷洪流貫穿我的身體，將我衝擊至激流及漩渦。世事著沸的揉打，將會讓一個人產生多少與多大的精神撞擊？這樣的問題，只有經歷過的人與敢去經歷的人才能體會。但是，青年是不會倒下的，因為他們還有時間，還有未結束的青春。一些人帶著最具寬容的深刻，希望我能重新站立起來，我反問：我可以嗎？站起來之後，繼續走？怎麼走？到哪裡去？……。不過，有一件事我是必定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做的：我將償還，償還所有的虧欠，為了救贖我自己，為了救贖我的靈魂……
2007年5月9日，北京時間清晨8點25分。
起身，離開網吧。走過薄霧街頭，抽出煙盒裡的最後一支煙，落寞蕭瑟。我決意從頭回顧我之懺悔，將一生悔恨都傾注於此，並拋向我不可想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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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民主論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走過黑夜長路，在一間網吧坐定，點燃煙盒裡的第一支煙，沉默良久。我決意通宵為懺悔而疾筆，將一生悔恨都傾注於此。
這裡是重慶市永川區，中國西南部之西部。就在這個地方，就在今夜的此時此刻，我，楊銀波，深感靈魂的罪惡與底線的喪失，我有罪！在這之前的時間——準備地說，自5月3日9時至5月8日23時——，約計六天，我已犯下罪行，無可饒恕的源於內心壓迫的罪。我不能饒恕我自己。坦白說，這種不可原諒，幾乎使我在決定來通宵疾筆之前的兩個小時如同監禁，諸念俱灰，遭受譴責的聲音與形象被我無限放大。在整個房間裡，我把自己這個人看個徹底的透徹。我必須清醒到極限，即使這之後即將發生的一切，可能更非我一人之思所能構想。
這一切，如今看來，已不僅僅因為我向我的諸多朋友同時借錢，而是已經上升至我的整個人生之抉擇，都將我帶至難以想像的否定之中。是的，我焦急非常——掙扎於底層的我，總是如此焦急。我為眾朋友倍增負擔，我為資源嚴重緊缺的全世界最正直勇敢的華人帶來了沈重與傷感，甚至於厭煩、唾棄與鄙視。我一直在乞討著，2003年如此，2005年如此，2007年亦如此。從我不可想像的如今的態勢來評價，其嚴重性質，已幾近自我毀滅。我已感受到，數年努力，一朝即毀。失敗與卑微，自慚形穢與無地自容，比所有最顯自棄與哀嚎的搖滾樂更為真實。
現在，我要回頭想想，我這24年的青春，究竟是什麼樣的軌跡讓我滑至此步——堪稱墮落的此步。我必須承認，我有惡的一面，有偽的一面，以及懦弱、無知、盲目與投機……。混雜無數，必不澄清。在底層，在一個又一個非常具體、非常逼真的底層，很多雙眼睛，很多種眼淚，一直都在我的面前，還有血與汗，還有痛與死，還有許多許多。就在我寫這篇懺悔書的前四個小時，一個來自貴州的急救電話又向我打來，一位名叫賈長江的民工——本村熟識的村民，在廈門發生嚴重工傷。此類事件，多如牛毛，我無法抑製出於本能的吶喊與解決。
類似於我，中國有很多人保持著如此的本能；類似於我，曾有許多人對其寄予厚望；類似於我，總以近乎瘋狂的行事態度，接近於將自己逼瘋。我絕望過，而且次數不止一次。我見不得死人，見不得被欺壓，因此我反抗，不計後果。單槍匹馬，單打獨鬥，許多過來人都經歷過這個階段，而我，將這一階段保留至今。但是，當一個人將所謂的"英雄"演繹到此種地步的時候，其幕後卻充滿了辛酸、痛苦、折磨，那是不可承受卻非承受不可的代價。尤其在這個國家，滿目瘡痍，百感交集，就像癌症，肺癌、肝癌、胃癌、大腸癌、乳腺癌、宮頸癌……，一爛到底，從外到內，由粗而細，自一個系統到另一個系統，自一種極限到另一種極限。過於敏感與固執的我，浸染其中，醫患同病。
四年了，老天，我出道四年了。四年以來，我究竟為這個國家做過什麼？此案、彼案，此事、彼事，此文、彼文，如此而已。我已記錄下四年的每一天，倘若一概編排，彷彿一段光輝史。但是，如今我要否定它，否定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最清楚，我太渺小，我簡直太渺小了。我依然在浪費著許多時間，依然放棄過，膽怯過，在我可以回憶的勇敢之奮鬥中，我依然有著顧慮與彷徨，只能說"挺了過來"、"活了過來"，如此而已。至今，我不認為我的起點就在昨天，恰恰相反，我的起點只是一個零（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負數，因為我虧欠著許多人，包括虧欠我自己以及家人。
我當然沒有想到我會失敗得如此之快——身敗名裂。就算別人不承認，我也認為現在的我至少是個有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年前的某一天，我給自己留下半天的時間來整理我自己，想到應以40年後的某一天來回顧今日的青年楊銀波，以歲月的長河來衝擊覆蓋此時的狂亂流 沙，多一點厚重與踏實。但是今天，我決意更堅決地正視我的罪惡。我這不屈服的人，或許比前生更為倔強，曾經試圖"解釋"或者"澄清"，讓很多人對我保持信心與信任，然而我自己就給自己鋪下了死路。這條路將會延續多久？我不清楚。在這一刻，我不會隱瞞我的真實想法，我想大聲說的是：我恨我自己，簡直痛心疾首！
可事實是，不敢面對自己卻又必須去面對，不敢面對朋友也必須去面對。倘若這些朋友聚集為一體，就像一列長隊，那麼在他們痛心疾首的面孔之前，我的姿勢便絕不能站著，而是跪下！這一刻，且不說朋友——那一個又一個絕對一流的人——看不起我，就連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每當夜深人靜，每當鴉雀無聲，每當眼睛鑽不進一個字，每當煙味嗆了喉嚨，我這樣的一個所謂"敢言青年"、"維權作家"，唯一能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哭泣，深深地哭泣，恰似一個找不到方向的棄兒。四年了，人們沒有拋棄我，而我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拋棄著我自己，強烈的孤獨感、失落感比慣有的憂鬱和憤怒更為猛烈地襲擊著我。然而，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種覺悟教導著我，說"生命本無意義，但有些努力會讓生命有意義"的時候，我就成了"捨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馬"的人。
我有一雙勤奮的手，我有一張激烈的嘴，我有一顆不願投降的頭顱，我還有一顆就算冰海全然淹沒也能繼續燃燒的火熱的心。但是，我也有背叛我自己的時候。做自己不願意去做的事情，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曾經有兩批人尋求我的幫助，涉及歷史重大問題，並關係其當下眾人生存，其中一些老人已經離世，我卻因恐懼而放棄，我有罪；曾經有一名未獲合法賠償的工傷女工求助於我，我卻因時間緊湊，也放棄了，我有罪；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家中只能吃一個素菜乃至一份泡菜，父母皆病，我有罪……。就在昨天傍晚，一個沒有八元錢車費回家的學生模樣的女孩跪在街頭，我除了詢問一下之外，竟未幫忙——這在以往絕不可能發生——，我有罪。凡此種種，我之罪都在於不故意的或故意的冷漠與麻木。我感到此種巨變，尤顯我的精神分裂。
我曾窮困，卻不曾潦倒。苦難意識扎根於我的心靈，不是一年兩年，而是24年。自調查起家，到現在所接觸的林林總總，這種意識在靈魂深處依然未能泯滅。但是，我忽略了整個歷程的負面影響。好比說，研究犯罪的人同時也可能成為犯罪高手，崇尚智慧的人卻攜帶著令人憎恨的小聰明，備受關照的人總讓他人寒心，因為反過來這樣的人也能利用他人，雖然這些利用總是有那麼明顯的破綻，幼稚得就像在法庭上說"殺人無罪"之類的嫌疑人。我的靈魂深處，就參雜著如此的雜質。四年的時間，不算短，也不算長，對於一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少年而言，這段路鋪得很快，但就是以這樣的速度奔跑著，本身就不健全的準備，且不說遭遇的危險與坎坷，就是自己也能戕害自己。
人最危險的敵人是自己，楊銀波最危險的敵人就是楊銀波。現在想來，我確實昏了頭，淡泊不了偏執，急躁、浮躁，凡是跟"躁"有關的詞語都可以形容我的弊病。我從一開始走的路，其實就是走向絕望，而後在絕望中尋求希望，乃至創造希望。然而，當我自己也絕望透頂的時候，任何人都沒有理由相信，這個人價值幾何幾何。我想爬起來，在原來摔倒的地方爬起來，比如說，從頭再來，乞求上蒼再給我一個機會，乞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自己重新看得起自己並重新振作自己。我在廣東奮鬥過，然後我選擇了回鄉，是的，在這裡我有成就，是農民與民工激勵了我的熱血鬥志。我深信，倘若繼續努力下去，我必定可以走得更遠，做得更絕，並且不斷調整自己，奉獻於社會而非尋求社會之奉獻。換句說，我可以成為令人信服的真正的棟樑之材。但是，我所知道的遠比我想像得要複雜數千倍，在許多人與事上，我曾疲憊至極。
現在看來，我的做法十分極端。我有微薄的稿酬，微薄的稿酬卻總是捐給貧困者。事實上，僅解一時之急而已，而意義也僅限於公益 ，也許其價值只是比政府行為更為誠懇和近距離，如此而已。一次，兩次，十次，二十次，總也如此。我發現，我已陷入一個永遠也不能自拔的泥潭。這個泥潭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環：有稿酬就捐，捐完了又借（"借"，往往成了"捐"），借了又等稿酬，稿酬有了又捐，捐完了又借，借了又等稿酬……。那些我永遠也無法以錢來解決問題的問題，總是層出不窮。只要我把眼睛睜開，隨處走走，總能發現。一發現就動心，一動心就相助，自己到最後反而成了乞丐。有人罵過，有人勸過，有人把最憤怒的語言藏在內心，那是愛護、維護著我這呆滯的顏面。然而，一籌莫展的局面，總讓循環繼續循環著。頭腦中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不是"活著還是死去"，而是另外兩個："我怎麼混成這樣"，"我該怎麼辦"。
終於，量變成質變，我一敗塗地，導火索降臨於2007年5月3日——"梁如友尿毒症•借錢事件"。我承諾，我是必須還錢的，總計15000元人民幣，挽救一個普通民工的48歲生命。然而，最開始所估計到的後果遠遜於實際後果，我甚至不敢查閱關於此事件的任何輿論，維護的，抵制的，全不敢看。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子彈，直穿眼睛。這是漫長的六天，我在近乎沉默與昏迷的精神狀態中度過，等待著救命的錢，也等待著良心的審判，更等待著四年努力毀於一旦的殘酷結局，我能想到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所有被傷透了心的人以及媒體皆相抵制，而後，我離開，永遠地離開，從此銷聲匿跡，在遺憾與悔恨中度過餘生，或曰苟活。生命在這一刻變得那麼急促，轉個方向，完全就是另一種人生。沒有什麼能夠麻醉自己，只能自己站出來，必須站出來，向眾人深深道歉。
時間回到2006年12月。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走向鄉村醫療站，退伍軍醫梁勇傑右手一指，我看見四舅梁如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2006年10月他回鄉之時，似乎並沒有嚴重到此種地步。此前，四舅曾在鎮上的中心醫院（朱家灣醫院）化驗，也曾到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化驗，化驗結果顯示：腎功能衰竭，伴隨高度貧血，高血壓，乙肝等。還有舊疾，如耳聾、工傷，如此之類。殘酷的事實就在眼前。這個孤寡之人，可以說是徹底的身無分文，在鄉村醫療站治了一段時間，全是賒帳，共計700元，全然無效。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同為鄉村醫生的羅瓊（梁勇傑之妻）告訴我："再複查，很有可能是尿毒症。如果是，那麼基本上就沒救了。"接下來，便是臨近春節。那時的四舅已經癱徹底地倒在床，全身發黑髮腫，身體顫抖、冰冷，不能說話，吃飯哽咽、嘔吐，其狀極其淒慘。
時間來到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一個原本屬於"辦後事"的家族會議，由於我的參加，成了捐助會。支持此動議的人，是四舅的五弟梁如德和七妹梁如芝，他們兩兄妹都是基督教徒。會議之後是禱告，還有唱詩。作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本人，當晚十分感動。四舅這一輩的弟弟妹妹，以及我與表弟梁榮貴（少年建築民工）這一輩，拿出錢來救治四舅。所謂"救治"，不過是複查而已。我當時預算，全體徹底複查，所剩必然無幾。複查地點在重慶萬盛醫院，當時寄居在以收垃圾維生的七姨梁如芝家。那是一個相當糟糕的生活環境，髒、亂、臭。複查之後，問題變得相當嚴重，尿毒症確認無疑。然而，透析、換腎已無成本支付。
這種狀況，對於當時的四舅來說，已經在逼著他立即死去。他的整個狀態，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死人"，這種狀態維持了兩個月左右。我曾調查過許多重症患者，包括許多癌症患者，但是尿毒症患者我是第一次親自遇到。噁心，嘔吐，疲勞，尿頻，浮腫（尤其是眼睛周圍和手足踝），貧血，冰冷，血尿，泡沫尿，高血壓，腹瀉，口渴……，我親眼目睹四舅身上這些百分之百符合尿毒症的症狀。可以說，這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慢性腎功能衰竭問題，而是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消化道、心、肺、神經、肌肉、皮膚、血液等。尿毒、尿毒，又何止尿毒？簡直是全身中毒！
這個人沒治了，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人隱瞞這種看法，包括我自己。但我相信奇蹟。我上網查詢過，結論居然是尿毒症有治。我打電話諮詢過許多醫院，包括陝西中醫腎病研治中心、山東東阿華泰腎病醫院、河南協和醫院腎病診療中心、鄭州鄭臺中醫院腎病科、石家莊現代中醫血液腎病醫院、石家莊燕趙血液病腎病研究院、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尿毒症康復榮華分院、北京恆安中醫院，等等等等。我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尿毒症並非絕對的死症。在那段時間裏，我閱讀得最多的書籍，就是我自己創建的"楊氏小型圖書館"裡珍藏的三本書，分別是：人民軍醫出版社出版的張學軍著作《我是如何戰勝腎病、尿毒症的——腎病、尿毒症病人康復與養生指導》，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李榮山著作《尿毒症的現代診斷與治療》，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郭兆安著作《腎炎尿毒症防治500問》。所有的這些諮詢與閱讀，都使我奠定了一個信念：尿毒症有治。
我如此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中西醫有別。如果以西醫手法來治，要麼透析，要麼腎移植。血液透析就會有依賴感，必須長期透析；腎臟移植必須終生服藥。說得更直接些，西醫無法讓尿毒症康復。但是中醫手法則不然，雖然治療時間長，但它認為由尿毒症所造成的腎臟損壞可以逆轉。我記得福建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醫（同時也是民主人士）就曾給我來信說過："國人對民主的不瞭解，猶如對中醫的不瞭解，完全就是白痴！"我相信中醫可以創造奇蹟。我為我的這一判斷付諸行動，考慮得很清楚，我要承受兩個代價：一是醫療費，二是可能影響四舅生命。後者是基於治療尿毒症的中醫手法本身的唯一擔憂：如果在短期內不能有明顯改善，就會影響生命。這個"短期"，現在已經過了，等於說，中醫在四舅身上的確創造了奇蹟，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奇蹟。
最初尋找中醫，找過很多家，也找過一些人，但是費用仔細算來，都實在太沈重，結果統統放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是陳邙子（邙，按本地音，念mang，一聲）。這是一個開著商店、做著莊稼，也為別人送煤粑和肥料的普通農民，從法律上講，他沒有行醫資格。然而，這個人卻是我和父親的恩人——我心目中的"民間神醫"。1999年，我16歲，在全校體檢中，經查患有慢性乙肝"大三陽"，花了近3000元醫治，結果仍然呈陽性。拖到2000年春節，在家鄉，陳邙子給我醫了不到一個月，很簡單，就是吃藥打針，一天三針，總共花了不到300元，成功了，全部轉陰。我現在還記得，後半段治療期間的糞便全是黑色。我的八年歷史的乙肝，他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結果就全部轉陰，這種欽佩感與謝意，使我對他的醫術從不懷疑。我父親當年是急性黃膽肝炎，情況並不嚴重，但他也沒想到陳邙子只給他拿了一副幾塊錢的中藥，居然徹底好轉，更神。
把四舅交給陳邙子醫治，純粹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但我卻寄予了極大的希望。陳邙子的第一次診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表情輕鬆得就像對待感冒發燒。他的結論驚人："在我看來，這種病，一步一步來，百分之百有救，怎麼可能死人呢？"我直接跟他說："這可是尿毒症！"他完全沒感覺。接下來，就是頻繁的拿藥、打針，拿藥、打針，拿藥、打針……。四舅不能下床，陳邙子就自己動身走路過來醫。我家中沒有多少錢，每一筆都虧欠著。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到處去拿陳邙子開單的藥。那段時間，我向家附近的朋友借錢的次數比較多，最多的是1700元，最少的是110元。奇蹟就這樣一天天地產生，四舅可以下床，可以煮飯。在家中，我們分開飯菜，他的碗、筷由他自己專用，生活上的許多事情，都盡量避免傳染。這種日復一日的努力，而且是與聳人聽聞的絕症之間的鬥爭努力，我是第一次全程參與。
我痛苦過，無數次痛苦過。今天我就不談這種痛苦了，因為我已經談過，不想再重複——雖然那種痛苦乃是所能形容的數倍之多。我在極度無助與忍耐、忍耐、再忍耐之中度過了不短的時日——起碼一個月——，時間終於滑向2007年5月3日 。那是一個愁雲密佈的清晨，五一假期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我寫了第一封信，並以同一封信發向了我想求助的朋友們，而且，主要是海外的朋友。我的愚蠢在這一刻深深地留下了痕跡，相同內容的一封看似私信的信，卻發向了不下50人的電子信箱中，本意是減少單個的或曰平均的承受壓力。僅此一項，必然傷害到太多的人。其一，這是我的又一次向朋友們求助——是"又一次"；其二，有斂財之嫌，我在信中註明15000元人民幣的所須總額，然而這顯然已是求助於數人，倘若超出15000元，我該怎麼做？我會怎麼做？這個疑問非常重要；其三，我擔心朋友們不會幫助我，於是又分別發去第二封信，舊法重演，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挑釁！
事態還在往更嚴重的方向發展著。比如說，朋友來信希望擴大傳播，徵集更多力量，解決醫療資金問題，徵求我關於公開信件的意見，我為湊齊款項考慮，同意了。於是，兩封信件成為募捐公函。在慰問關切之外，各方指責、批評、勸戒也隨之襲來，我陷入了恐慌。恐的是我已徹底喪失信譽，自我形象及其它一切遭到懷疑、否定與批判；慌的是，我不知如何面對這種狀況。我曾在這幾天自欺著，希望什麼都沒發生過，希望5月3日重新來過，讓我做第二種選擇乃至第三種選擇，但我唯一不能放棄的選擇就是必須繼續救四舅，直到他恢復健康，重獲新生。
我能聽到的"激烈反響"與此時我自己對自己的憎恨一樣，如同天打雷劈。這一次，因為15000元求助的救命錢，我把自己出賣了，出賣得那麼低賤、卑鄙和愚蠢。四年的努力，到最後成了泡影，人格、品性、良心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海內外，並消失於我自身的24歲青春。我曾想，倘若我過去少捐些，又更節約些，也許能湊出一些錢來，而不必以如此下作的手段來利用並傷害這些第一流的朋友。但是，通過這件事，我才警醒到我身上的劣根——我這個不擇手段到此種地步的丟人現眼的無恥勾當的恥辱者。今天這一切，完全由我一人造成。四年河東，四年河西。我之罪，對比我之四年，我再次、再次、再次自慚形穢、無地自容。我厭煩我自己，我唾棄我自己，我鄙視我自己。
這個罪人，現在要全數公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我，楊銀波，2007年5月3日至5月9日，究竟收到了多少錢？這些錢到哪裡去了？準備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我取過兩次款，取款時間都是5月8日上午，是將款項累積起來取的。一次是取四筆西聯匯款，具體發匯地和金額是：美國，270美元；美國，200美元；加拿大，200加元；加拿大，100加元。取款時的美元匯率是7.6797，加元兌美元匯率是0.8938。四筆外幣，等值於人民幣5668.69元。一次是取一筆工商銀行匯款，具體發匯地和金額是：遼寧，200元人民幣。兩次取款，共計人民幣5868.69元。此外，從我自己收到的電子郵件中顯示，有意匯款而未收到匯款的朋友另有四位，將匯金額總共是550美元與600元人民幣，等值於人民幣4823.84元。倘若匯款成功，加上已取匯款5868.69元，將總計人民幣10692元，距離15000元尚差4308元。
第二個問題。已取到的5868.69元，一分未動，現在就在我身上。
第三個問題。我還是要救四舅，用已有的錢。這個錢是我借的，我要還。如果，我是說"如果"，如果我能湊齊15000元，四舅這條命是一定會留下的。我絕對相信，毫不懷疑。如果，我還是說"如果"，如果我得到的款項超出15000元，我將把超出部分馬上退給幫助我的朋友，馬上。如果，我仍然說的是"如果"，如果所有的外界幫助到此為止，甚至出現更為糟糕的情況，哪怕我不會再向任何人借錢，我自己也會給自己想辦法。碟已經賣了許多，舊幣也換了些，我想，就算最後什麼也不剩了，人始終還是活著的。母親說："人在，錢就在。"只要我活著，不喪失人身自由，我想另一些奇蹟同樣會發生。
當然，我沒有任何資格請求被我傷害的人——被我曾經心存僥倖地耍小聰明的手段傷害的人——原諒我。我能做的，就是道謙、懺悔 ，向所有痛心疾首的心靈下跪！我知道，這樣的一個人，已經靡爛，被高度緊張的醫療壓力所折磨，心靈扭曲，出賣了自己，出賣了前程。我向所有知悉此事的人致歉，向所有更苦難的人、更亟須幫助的人致歉！我有罪，楊銀波有罪，這是個罪人，靈魂之罪人。請銘記。
我不敢想像會有任何一個人在此種情況下依然信任我並給予我鼓勵，不敢想像我的那些曾經為之而激動、興奮、感動的讀者哪怕再讀我的任何一個字，不敢想像在令我驕傲與自豪的組織（獨立中文筆會）中我如何自處與相處，不敢想像這雙曾經寫下過《楊銀波遺書》與《中國人權報告》等數百萬字的手如何再次敲擊時代的強聲，不敢想像記者採訪時我如何笑談風聲、拍案而起。太多的"不敢想像"包圍著，我為這種巨大的"不敢想像"而消沉。許多人在過去的幾年裡，曾經以不同的語言——大多是帶有驚嘆情緒的——來形容我的少年老成，而現在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我是如此幼稚。我需要在摔打中成長，需要更多的並非僅僅是事務技術本身的歷煉。我以為，我能做到，但此種自信用到此處已經不合時宜。
我立志當作家是15歲的事情，那時的我有著比現在更為簡單卻更為浪漫的夢。回顧這並不太長的人生，就像看見昨天的自己在微笑，也像看見昨天的自己在嘲笑。我發誓，我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裡的人民，我愛到想哭卻哭不出來，我愛到想笑卻在笑中帶著悲憤。我知道，我並非入流的人，我不存在"圈子"等概念，我的所有境況不管是被我高估還是被我低估，我都不能想像到最真實的程度。當人們以種種眼光審視著我，我不變的回應都應當是感激，我應感激過去、現在、將來的所有人，包括此時此刻就對我構成一定壓力的官方人物，我同樣感激他們。
我之懺悔，仍然膚淺之極，巨大的感傷洪流貫穿我的身體，將我衝擊至激流及漩渦。世事著沸的揉打，將會讓一個人產生多少與多大的精神撞擊？這樣的問題，只有經歷過的人與敢去經歷的人才能體會。但是，青年是不會倒下的，因為他們還有時間，還有未結束的青春。一些人帶著最具寬容的深刻，希望我能重新站立起來，我反問：我可以嗎？站起來之後，繼續走？怎麼走？到哪裡去？……。不過，有一件事我是必定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做的：我將償還，償還所有的虧欠，為了救贖我自己，為了救贖我的靈魂……
2007年5月9日，北京時間清晨8點25分。
起身，離開網吧。走過薄霧街頭，抽出煙盒裡的最後一支煙，落寞蕭瑟。我決意從頭回顧我之懺悔，將一生悔恨都傾注於此，並拋向我不可想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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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民主論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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