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發生的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案，至今令人悲嘆不已。在4月21日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操場的遇難者悼念儀式上，33塊紀念遇難者的悼念碑中卻一樣有凶手趙承熙的悼念石，旁邊同樣放著玫瑰、百合、康乃馨等鮮花和紫色蠟燭。在趙承熙的悼念碑上，和其他悼念碑一樣，在剪成「VT(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縮寫)」模樣的橘黃色彩紙上寫著「2007年4月16日，趙承熙」，並沒有其他別的修飾語。而悼念碑前的留言更是十分令人動容：
「你沒能得到必要的幫助，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盡快得到安慰並恢復平靜。上帝的恩寵……」（巴貝拉）「今後如果看到像你一樣的孩子，我會對他伸出雙手，給予他勇氣和力量，把他的人生變得更好。」（大衛）「希望你知道我並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裡。」（勞拉）。。。。。。無論是網路、媒體還是新聞，也無論是平民還是精英，人們都是流淚禱告，很少對趙承熙的漫罵和指責，更多的是對其家人的安慰，對自己的社會和文化的缺失的悲哀、反思和自省。
看了這則新聞，我們不禁要從內心裏佩服和讚賞美國人的氣度與寬恕的精神。於是進一步聯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人身上，會怎麼樣呢？一個明顯的對比就是馬加爵被判死刑的時候，雲南大學學生說「大快人心」，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慶祝，正是在社會的巨大壓力下，馬加爵的家人至今不敢去領骨灰；9。11事件，我們當時也是有很多人因為炸的是美國人而拍手稱快；就是此次槍擊案，我也不止一次看到「怎麼不多殺幾個美國人」的帖子；再對比前幾天剛剛發生的盲目抵制日本盲人摸兵馬俑事件，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是一個外國人殺了中國的學生，首先是對凶手，理所當然是食肉寢皮、除之後快，惡毒咒罵，不會原諒，自殺更是咎由自取。對其家屬，恐怕是指責多於安慰。誰要是還敢站出來對凶手錶示寬恕，不被冠於「漢奸，賣國賊」的罪名也絕對要在網上被國人痛罵得狗血淋頭，至少，很少有人流淚。
面對同樣的事情，為什麼我們的表現會和美國人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這就是社會和文化的價值取向問題，歸根到底也是人性與心靈的問題。
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生存哲學，很大時候是一種鬥爭哲學。我這樣說，肯定會有人站出來反對，並搬出一套一套的孔孟之道，中庸哲學來說明。不錯，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要從孔孟的「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稱之為「原善」）之類的寬恕仁慈，慈悲為懷說起。大家知道，孔孟理論一直有個前提，那就是先忠後愛，一切言行，都是被限制在「忠」和綱常倫理的範圍內的。孔子對寬恕的詮釋是「以直報怨，可也。」這裡的「直」是道理的意思，而這個理就是孔子的三綱無常、忠君愛國理。所以孔孟的寬恕是理性的回應，而非愛的關懷，是現實關懷而非終極關懷。因為以為自己「有理」，所以寬恕就有條件，即「黨同罰異」。寬恕可以寬恕者（忠於自己或者是我認為有理者），這是「黨同」，同時也絕對不寬恕不可寬恕者（無理或不忠之人），這是「罰異」。至於「施仁政」，則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手腕，不但收放自如，而且並非出自「原諒」，而是出自恩賜。即便是「原諒」，也就是去寬恕不可寬恕者，也仍舊是存在前提的，那就是不可寬恕者必須首先「懺悔」，從而將「寬恕者」與「不可寬恕者」之間的關係改變為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寬恕」也就為「赦免」所僭代。因為人性本善，那麼變惡肯定就是後天人自身主觀的問題，是「為」惡，受罰是天經地義，是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而只值得「千刀萬刮」。 所謂君子不計小人過、惻隱之心、辭讓之心，通通只不過是一種沒有愛的居高臨下的憐憫。在這種看似廣愛的人性本善理論支撐下，只要是沒犯大惡的人，就總認為理在自己手中，就有一種無與倫比的至高無上和自我優越感，很少會反思自己的行為。一旦出現問題，總是先進行外向歸咎：那一定又是壞人幹的！這都是社會造成的！總之與自己沒關係！這種意識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我陶醉，沒有共同責任感和缺乏反思內省意識。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的罪惡本來與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同在，本來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靈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殘忍、懦弱、虛偽而懺悔，但是一場災難過後，除「四大惡人」之外，所有的中國人頃刻之間就令人遺憾地都成了受害者。至於現在，我們的國人更是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房子高漲怪建設部，看不起病怪衛生部，腐敗案件自然是怪政府，總之一切是外人或者外界的錯，有幾人反思自己或許也曾炒搶房屋，主動行賄或送紅包，在裡面推波助瀾？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沒完沒了地彼此控訴，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別人中開脫自己的罪責，並強化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但是卻從未意識到「罪惡」並不端坐於我們對面，而是獰笑於我們內心。善惡被絕對分開，善被留給自己，惡被推給他人，他人成為自身罪惡的「替罪羊」。結果是人性的本質越來越惡，社會的公德越來越差，反省意識越來越少。這，在我們現在年輕人的身上體現尤為明顯。
在這種理論支撐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一種二元立論即非此即彼的文化，不是愛就是恨。博愛、同情、憐憫、快樂、陶醉、欽羨、妒忌……等第三者情感都沒有了，至於「無緣無故的愛」（超越敵我、人種和民族的博愛）更是無從談起。愛的缺席必然就是恨的出場。仇恨的種子因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伍員鞭屍、臥薪嘗膽、荊柯刺秦王，在「正義」背後，隱含的是仇恨；《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在「革命」背後，隱含的是仇恨；至於「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斬草除根」，「殺人滅口」，「有仇報仇，有冤申冤」，隱含的更是仇恨。在此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以仇恨立國的歷史，也並不過分。正是這種鬥爭的哲學使我們失掉了寬恕、自省和博愛的意識，有的，只是自大、等級、尊卑和恩惠。
反觀西方的傳統文化和寬恕意識，則正好和我們相反。西方文化傳統中關於「寬恕」的看法，與西方文化傳統「原罪」的價值維度完全一致。作為一種人性假設，西方文化傳統認定：人之初，性本惡。在它看來，天生本性由於抽掉了自由意志而無法自然為善，較之天生本性，自由意志本身要更為根本，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也因此，人的第一個自由意志行動只能是打破天真狀態而犯罪（正如《聖經》所強調的，人是從"天真狀態"墮入原罪的），而且一旦犯罪就永遠不能無法洗刷。這是人的全部偉大所在，也是人的全部罪責所在。顯然，這一原罪正是人的高貴（高於動物）的標誌，也是他可以與上帝平起平坐的標誌。
這種原罪的意識，首先就是人自身的絕對權利、絕對尊嚴和絕對責任的意識，他由此開始走向對於絕對尊嚴、絕對權利和絕對責任的自覺確認與自覺承擔。換言之，「原罪」使得「罪」被絕對化、先天化，因而人的尊嚴、權利、責任也被絕對化、先天化，而且，既然現實生活是人類「原罪」的後果，那麼人類就沒有理由不去勇敢地予以承當。這同樣是人類的絕對尊嚴、絕對權利和絕對責任。在此意義上，原罪無疑就是一個針對絕對責任的基本假設。這就使得西方的人權高於一切，但同時，共同責任意識也「與生俱來」。同時，既然強調了一切善惡都來自自由意志，對於善惡的探討也就必須容納性惡的作為本體的存在。既然「天生」有罪，你就必須時刻自我反省，通過它，每個人都意識到罪惡的彼此息息相關，意識到喪鐘為每一個人而鳴。而能夠拯救這一切的，正是愛，也惟有愛（它不再是「自性」的「同情」，而是「神性」的「悲情」）。 這就出現了「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原諒的！這種愛超越時空，超越階級，超越種族，愛的種子因此而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它不但寬恕可以寬恕者，而且寬恕不可寬恕者，也無須以不可寬恕者的懺悔為前提，而是只要一味去愛就行（所謂「無緣無故的愛」）。這，就是耶穌說的：「愛你們的仇敵」，也就是保羅說的：「只要祝福，不可咒詛」！正是在這種觀點下，人們一旦遇到問題，也總是先行內向歸咎，找自己的責任，責任和內省的意識也「與生俱來」，在每個個體的心中神聖而又根深蒂固，不需外力強化，每個人都力爭自覺去體現一種真正的文明、大度和寬容胸懷。從文化的角度，這正是西方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也是一種世界胸懷和充分自信的表現。從而形成了現代的、高度的文明。
綜觀中西方文化，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差異，也不難找到我們自己的民族劣根性。回歸面對槍殺案這一現實，逝者已矣，生者要面對的，是生者的責任，譴責趙承熙、將他從學校花名冊中刪除，無論做什麼復仇或懲罰，都已經沒有實質意義，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放下心頭的仇恨呢？繼續仇恨於事無益，而寬容與同情心，卻可以使趙承熙的家人以及與趙承熙熟識的人們獲得精神上的緩解，並因此認識到，他們生活的社會裏還有寬容與關愛，他們甚至會將這種愛心回饋到自己所在的社群之中，成為這種精神與價值的體現者。這，就是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產生的社會和文明效益的最大差別！如果，我們，也有這樣的胸懷，我想， 馬加爵那天真、善良、老實的農村父母，又何至於事隔這麼久都不敢去領自己親生兒子的骨灰！
面對人為的災難，人類有很多方式去面對，有一種愛的方式，它基於寬容、理性與內省，它時刻意識到社會與個人未來的責任，通過追思過去、反思現實，來提升自己與社會的精神境界，來表明在絕望裡我們還有超越的希望。這就是信仰的力量，這才是真正的世界高度的文明！
寬恕的結果，或許並沒有在現實中獲得回報，但是所有的人都會看到：它在人類的心靈中激起了巨大的迴響。正是這巨大的迴響，釀造著人類的過去、人類的現在，也必將釀造著人類的未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國人的鬥爭哲學在封建強權和專制時代可能是一劑靈丹妙藥，但在世界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發達的今天，可能有點行不通了。在美國人的寬恕、反思和自省中，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進行反思和自省，以得到超越的希望？以釀造我們自己的未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你沒能得到必要的幫助，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盡快得到安慰並恢復平靜。上帝的恩寵……」（巴貝拉）「今後如果看到像你一樣的孩子，我會對他伸出雙手，給予他勇氣和力量，把他的人生變得更好。」（大衛）「希望你知道我並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裡。」（勞拉）。。。。。。無論是網路、媒體還是新聞，也無論是平民還是精英，人們都是流淚禱告，很少對趙承熙的漫罵和指責，更多的是對其家人的安慰，對自己的社會和文化的缺失的悲哀、反思和自省。
看了這則新聞，我們不禁要從內心裏佩服和讚賞美國人的氣度與寬恕的精神。於是進一步聯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人身上，會怎麼樣呢？一個明顯的對比就是馬加爵被判死刑的時候，雲南大學學生說「大快人心」，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慶祝，正是在社會的巨大壓力下，馬加爵的家人至今不敢去領骨灰；9。11事件，我們當時也是有很多人因為炸的是美國人而拍手稱快；就是此次槍擊案，我也不止一次看到「怎麼不多殺幾個美國人」的帖子；再對比前幾天剛剛發生的盲目抵制日本盲人摸兵馬俑事件，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是一個外國人殺了中國的學生，首先是對凶手，理所當然是食肉寢皮、除之後快，惡毒咒罵，不會原諒，自殺更是咎由自取。對其家屬，恐怕是指責多於安慰。誰要是還敢站出來對凶手錶示寬恕，不被冠於「漢奸，賣國賊」的罪名也絕對要在網上被國人痛罵得狗血淋頭，至少，很少有人流淚。
面對同樣的事情，為什麼我們的表現會和美國人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這就是社會和文化的價值取向問題，歸根到底也是人性與心靈的問題。
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生存哲學，很大時候是一種鬥爭哲學。我這樣說，肯定會有人站出來反對，並搬出一套一套的孔孟之道，中庸哲學來說明。不錯，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要從孔孟的「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稱之為「原善」）之類的寬恕仁慈，慈悲為懷說起。大家知道，孔孟理論一直有個前提，那就是先忠後愛，一切言行，都是被限制在「忠」和綱常倫理的範圍內的。孔子對寬恕的詮釋是「以直報怨，可也。」這裡的「直」是道理的意思，而這個理就是孔子的三綱無常、忠君愛國理。所以孔孟的寬恕是理性的回應，而非愛的關懷，是現實關懷而非終極關懷。因為以為自己「有理」，所以寬恕就有條件，即「黨同罰異」。寬恕可以寬恕者（忠於自己或者是我認為有理者），這是「黨同」，同時也絕對不寬恕不可寬恕者（無理或不忠之人），這是「罰異」。至於「施仁政」，則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手腕，不但收放自如，而且並非出自「原諒」，而是出自恩賜。即便是「原諒」，也就是去寬恕不可寬恕者，也仍舊是存在前提的，那就是不可寬恕者必須首先「懺悔」，從而將「寬恕者」與「不可寬恕者」之間的關係改變為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寬恕」也就為「赦免」所僭代。因為人性本善，那麼變惡肯定就是後天人自身主觀的問題，是「為」惡，受罰是天經地義，是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而只值得「千刀萬刮」。 所謂君子不計小人過、惻隱之心、辭讓之心，通通只不過是一種沒有愛的居高臨下的憐憫。在這種看似廣愛的人性本善理論支撐下，只要是沒犯大惡的人，就總認為理在自己手中，就有一種無與倫比的至高無上和自我優越感，很少會反思自己的行為。一旦出現問題，總是先進行外向歸咎：那一定又是壞人幹的！這都是社會造成的！總之與自己沒關係！這種意識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我陶醉，沒有共同責任感和缺乏反思內省意識。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的罪惡本來與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同在，本來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靈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殘忍、懦弱、虛偽而懺悔，但是一場災難過後，除「四大惡人」之外，所有的中國人頃刻之間就令人遺憾地都成了受害者。至於現在，我們的國人更是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房子高漲怪建設部，看不起病怪衛生部，腐敗案件自然是怪政府，總之一切是外人或者外界的錯，有幾人反思自己或許也曾炒搶房屋，主動行賄或送紅包，在裡面推波助瀾？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沒完沒了地彼此控訴，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別人中開脫自己的罪責，並強化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但是卻從未意識到「罪惡」並不端坐於我們對面，而是獰笑於我們內心。善惡被絕對分開，善被留給自己，惡被推給他人，他人成為自身罪惡的「替罪羊」。結果是人性的本質越來越惡，社會的公德越來越差，反省意識越來越少。這，在我們現在年輕人的身上體現尤為明顯。
在這種理論支撐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一種二元立論即非此即彼的文化，不是愛就是恨。博愛、同情、憐憫、快樂、陶醉、欽羨、妒忌……等第三者情感都沒有了，至於「無緣無故的愛」（超越敵我、人種和民族的博愛）更是無從談起。愛的缺席必然就是恨的出場。仇恨的種子因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伍員鞭屍、臥薪嘗膽、荊柯刺秦王，在「正義」背後，隱含的是仇恨；《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在「革命」背後，隱含的是仇恨；至於「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斬草除根」，「殺人滅口」，「有仇報仇，有冤申冤」，隱含的更是仇恨。在此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以仇恨立國的歷史，也並不過分。正是這種鬥爭的哲學使我們失掉了寬恕、自省和博愛的意識，有的，只是自大、等級、尊卑和恩惠。
反觀西方的傳統文化和寬恕意識，則正好和我們相反。西方文化傳統中關於「寬恕」的看法，與西方文化傳統「原罪」的價值維度完全一致。作為一種人性假設，西方文化傳統認定：人之初，性本惡。在它看來，天生本性由於抽掉了自由意志而無法自然為善，較之天生本性，自由意志本身要更為根本，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也因此，人的第一個自由意志行動只能是打破天真狀態而犯罪（正如《聖經》所強調的，人是從"天真狀態"墮入原罪的），而且一旦犯罪就永遠不能無法洗刷。這是人的全部偉大所在，也是人的全部罪責所在。顯然，這一原罪正是人的高貴（高於動物）的標誌，也是他可以與上帝平起平坐的標誌。
這種原罪的意識，首先就是人自身的絕對權利、絕對尊嚴和絕對責任的意識，他由此開始走向對於絕對尊嚴、絕對權利和絕對責任的自覺確認與自覺承擔。換言之，「原罪」使得「罪」被絕對化、先天化，因而人的尊嚴、權利、責任也被絕對化、先天化，而且，既然現實生活是人類「原罪」的後果，那麼人類就沒有理由不去勇敢地予以承當。這同樣是人類的絕對尊嚴、絕對權利和絕對責任。在此意義上，原罪無疑就是一個針對絕對責任的基本假設。這就使得西方的人權高於一切，但同時，共同責任意識也「與生俱來」。同時，既然強調了一切善惡都來自自由意志，對於善惡的探討也就必須容納性惡的作為本體的存在。既然「天生」有罪，你就必須時刻自我反省，通過它，每個人都意識到罪惡的彼此息息相關，意識到喪鐘為每一個人而鳴。而能夠拯救這一切的，正是愛，也惟有愛（它不再是「自性」的「同情」，而是「神性」的「悲情」）。 這就出現了「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原諒的！這種愛超越時空，超越階級，超越種族，愛的種子因此而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它不但寬恕可以寬恕者，而且寬恕不可寬恕者，也無須以不可寬恕者的懺悔為前提，而是只要一味去愛就行（所謂「無緣無故的愛」）。這，就是耶穌說的：「愛你們的仇敵」，也就是保羅說的：「只要祝福，不可咒詛」！正是在這種觀點下，人們一旦遇到問題，也總是先行內向歸咎，找自己的責任，責任和內省的意識也「與生俱來」，在每個個體的心中神聖而又根深蒂固，不需外力強化，每個人都力爭自覺去體現一種真正的文明、大度和寬容胸懷。從文化的角度，這正是西方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也是一種世界胸懷和充分自信的表現。從而形成了現代的、高度的文明。
綜觀中西方文化，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差異，也不難找到我們自己的民族劣根性。回歸面對槍殺案這一現實，逝者已矣，生者要面對的，是生者的責任，譴責趙承熙、將他從學校花名冊中刪除，無論做什麼復仇或懲罰，都已經沒有實質意義，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放下心頭的仇恨呢？繼續仇恨於事無益，而寬容與同情心，卻可以使趙承熙的家人以及與趙承熙熟識的人們獲得精神上的緩解，並因此認識到，他們生活的社會裏還有寬容與關愛，他們甚至會將這種愛心回饋到自己所在的社群之中，成為這種精神與價值的體現者。這，就是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產生的社會和文明效益的最大差別！如果，我們，也有這樣的胸懷，我想， 馬加爵那天真、善良、老實的農村父母，又何至於事隔這麼久都不敢去領自己親生兒子的骨灰！
面對人為的災難，人類有很多方式去面對，有一種愛的方式，它基於寬容、理性與內省，它時刻意識到社會與個人未來的責任，通過追思過去、反思現實，來提升自己與社會的精神境界，來表明在絕望裡我們還有超越的希望。這就是信仰的力量，這才是真正的世界高度的文明！
寬恕的結果，或許並沒有在現實中獲得回報，但是所有的人都會看到：它在人類的心靈中激起了巨大的迴響。正是這巨大的迴響，釀造著人類的過去、人類的現在，也必將釀造著人類的未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國人的鬥爭哲學在封建強權和專制時代可能是一劑靈丹妙藥，但在世界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發達的今天，可能有點行不通了。在美國人的寬恕、反思和自省中，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進行反思和自省，以得到超越的希望？以釀造我們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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