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官員的貪婪和無恥

日本人松岡洋明對中國抱有深厚感情，11年前為了實現心願，把自己在教育行業掙的錢回饋社會反哺教育，希望去中國建希望小學。當年松岡向中國教育部駐日官員賁永中表明心跡後，大喜過望的賁永中夫婦「借下」松岡的錢，卻轉手交給頂頭上司的兒子李洪濤去投資賺錢。錢落到李洪濤之手，從此與松岡「無關」了。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導，松岡分兩次給出7000萬日元，石沉大海。至今松岡追債5年，卻討債無門，求告無果，心力焦瘁，精神幾近崩潰。5月20日，民事起訴面臨時效大限，向來怕影響中日關係而迴避媒體的松岡先生終於敞開了心扉。他向記者訴說自己的悲憤和無奈，呼籲跨越國界的公平和正義。松岡助學受騙案，引起海外媒體關注，香港《明報》、《鳳凰週刊》等已有所報導。本報記者深入採訪當事各方，希望理清事件來龍去脈，為華人讀者給出真相。

一、松岡洋明的善良心願面對無情現實

松岡洋明原是一家預備校會社的社長，退休時企業有了盈利。他認為，從教育上掙得的錢是家長們的心血，不能為自己個人目的而花掉，必須回饋社會，運用在教育上，為孩子們的教育做些事。松岡一生崇拜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多次去中國旅遊，到過雲南等地的山區小學，看到那裡孩子們艱苦的學習條件，興起了為中國孩子興建希望小學的念頭。為此他開始學習中文，並在高田馬場附近的某中文教室得會一位中文老師。那位教師是中國教育部駐日官員，手持名片一張寫著「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後樂寮事務室室長代理賁永中」，另一張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一等書記官賁永中」。雖然對中國駐日官員在中文教室教書感到吃驚，但松岡還是為認識教育部官員而高興，並吐露了自己的心願，希望賁永中幫自己聯繫一些合適的地方。

賁永中聽後大喜過望，稱讚松岡先生熱心之舉，並為松岡取得赴中國簽證熱情幫忙，簽證很快就簽下來了。松岡因賁永中是中國政府駐日官員，對他完全信任，毫無戒心。這時賁永中向松岡提議，由他先將這筆錢借出來，用於天津大學留學生宿舍改建工程，待宿舍建成後，再把錢拿去建希望小學，並稱這樣「一款多用」可以更廣泛地推動中日友好交流。松岡認為投資興建留學生樓也是用在教育上，不違背初衷，就同意了。1996年10月21日和1997年1月6日，松岡分兩次把7000萬日元巨款借給了賁永中的妻子，同為教育部駐日官員劉麗芳。借條上的保證人，正是賁永中。

松岡洋明介紹說，錢匯出去了，他感到離自己達成心願幫助中國貧困地區孩子上學的日子不遠了，心情無比舒暢。然而後來才知道，錢匯出去了，噩夢也由此開始了。2002年，按規定還款期限到了。松岡洋明向賁劉夫婦催要還款，並開始籌備在中國建立希望小學的事。而事態的發展讓松岡目瞪口呆，賁劉夫婦以第三方沒有及時還款為由，拒絕還款。

原來，匯款入帳後，劉麗芳就把錢交給了當時住在後樂寮，正在日本某專門學校留學的學生李洪濤（23歲）。李洪濤的父親、教育部高官單耀中正是賁永中的頂頭上司，當年20剛出頭的李洪濤馬上趕回國內籌辦公司，並拿松岡的善款用於投資和揮霍。2002年松岡催要還款時，賁永中已回到中國，出任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禮賓處處長。賁永中勸松岡不要張揚，他保證找到上司單耀忠把錢還給松岡先生：「我和單耀忠商量在2002年年底前先還一半本金，剩下部分爭取明年上半年償還，這也算是我和單耀忠對您的一個正式承諾。」賁永中還懇請松岡做相關方面的工作，耐心等待一段時間，不要訴訟或向媒體透露。

很快到了2003年，依然沒有得到還款的松岡開始向中國教育部反映此事。教育部召回了當時在大阪總領館任教育領事的單耀中。這期間，賁劉夫婦與單耀中夫婦也多次找到松岡，請求松岡不要再找教育部紀檢監察部門，說教育部已對單、賁2人作出降職和停職處理，如果松岡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擴大事態，兩官員可能被開除公職，從而影響晚年生活保障和福利。同時，他們一再保證還款，還寫了還款計畫和保證書等等。

據賁永中向松岡和相關部門介紹，雖然中國政府嚴禁領導幹部利用工作之便，安排子女出國留學，但在他們夫婦受派駐日本期間，應單耀忠要求，幫助辦理了單的兒子李洪濤留學日本一事。李在日本期間，吃、住均得到賁劉夫婦的照顧，兩家在北京的住處也是樓上樓下的鄰居關係。1996年李洪濤回國後，組建了京華育緣文化諮詢有限公司，持70%股份，出任董事長。10月，李得到劉麗芳匯款140萬人民幣。1997年9月，李與母親的老朋友王玉林擔任副校長兼工程項目負責人的天津大學簽訂了一份投資合同，李試圖與天津大學合作在2000年底建一座外國留學生公寓，然後分享住宿費。1997年12月29日，劉麗芳又將松岡的5000 萬日元轉給李洪濤。但得到兩筆匯款後，李洪濤只將其中不足195萬4000元人民幣投入到天津大學留學生樓的項目中，另外300多萬人民幣不知取向。對此，李洪濤拒絕說明。後來由於資金不足，李洪濤兩度向天津大學轉讓股份，將其持股率縮到10%左右，依照該股份分享留學生公寓20年宿費的利益分配。

由於單、賁兩對夫婦的還款保證遲遲不見兌現，松岡洋明在2003年3月聽從中國律師建議，將賁劉夫婦起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法院判決賁劉夫婦償還松岡洋明的借款，但賁劉夫婦稱無錢還償。應松岡的要求，2003年10月劉麗芳將李洪濤和他的公司起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她說當時出於信賴把錢交給李洪濤，沒有簽屬任何合同或借據，只有一張收條，而李洪濤稱這是劉的投資款，不負責償還，法院判劉麗芳敗訴。如繼續上訴，賁劉稱無錢交訴訟費，就得松岡墊付訟訴費。松岡只好委託朋友再次借給他們4萬元人民幣，並當場簽下協議聲明，此款只能用於訴訟，不能挪作他用。誰知到2005年1月，劉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但在審理過程中，劉麗芳再次背棄承諾，提出撤訴並把所剩的2萬元餘額也佔為己有。

此前，單耀中的態度也發生豹變，稱對借款一事毫不知情。兒子已成年，父母沒有替成年孩子還款的義務。有事請直接找其子，自己不再插手此事。

面對中國官員的無賴行為，松岡的心碎了。痛苦和悔恨導致他患上了神經性大腸炎，同時左半身神經也出現問題，不得不作了手術治療。

現在，眼看2007年5月20日向李洪濤追討債務的法律期限將至，但賁劉夫婦一再拖延不訴諸法庭，而李洪濤更是拒不認帳，松岡四處求告無門。松岡以前總不想讓媒體知道此事，怕影響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但現在絕望了，中國教育部官員如此貪婪，就真的沒有人管嗎？7000萬日元巨款，都是孩子家長的血汗和淚水，就這樣被中國貪官吞佔了嗎？

二、賁永中劉麗芳夫婦的說法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撥通了劉麗芳的手機，請她介紹一下事情的經過。

劉承認確有此事，但他們夫婦也是受害者。她表示，這7000萬日元當時說好借來建天津大學留學生樓，與希望工程無關，迄今他們夫婦都沒有放棄為松岡追討欠款，沒有撒手不管，仍在繼續向李洪濤追款。她稱當初出於信任，沒有向李洪濤要借據，但錢給李洪濤的當天曾給單耀中打過電話，說錢已給了李洪濤，這麼大一筆錢，請老單管著點孩子，千萬別讓孩子亂花了。

松岡要求還款後，單耀中夫婦也答應還款，但現在單耀中退休了，一抹臉稱根本不知情，李洪濤更堅稱是投資不是借款。但當時給了他7000萬日元，約合500多萬元人民幣，他用在天大項目的只有195萬4000元人民幣，其餘的錢不知去向。現在教育部知道此事，天津大學已凍解了這筆資金。此前，李洪濤還想從天大拿回這筆錢，我們當然不能讓。李洪濤稱只要把天大的錢打到他的帳號上，他會把錢還給松岡，我們不信也沒有允許。此前的官司打輸了，在中國法院打官司背景也挺複雜的。

當記者問，為什麼松岡借給她訴訟費後還撤訴呢她表示，因為知道上訴後的判決還是會敗的，為了節省訴訟費就撤訴了。她希望記者寫報導一定要尊重事實。記者問，李稱你已經兩年多沒與他聯繫了，這是為什麼？劉問記者，李洪濤還在國內嗎?她說自己是向李洪濤的公司討債。記者問，李洪濤的公司還存在嗎？她說打電話過去，已經是別的公司了，但在工商登記上可能還是存在的。

對於劉麗芳的說辭，松岡在北京的代理人告訴記者，他們對賁永中劉麗芳夫婦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他們說在追討，但是她不去法院起訴，還談什麼用法律手段追討？怎麼追討？她稱自己在協商，但李的公司兩年前就不存在了，她卻並不知情。按常理，一個揹負7000萬日元債務的夫婦本應積極主動澄清事實，積極揭露事實真相，還自己一個清白，但賁劉夫婦恰恰相反，總是需松岡多次催促，甚至松岡墊付資金才肯起訴，又中途撒訴，簡直不可思議，不知背後有什麼玄機。

三、駐日高官父子的說法

當年的駐日官員，中國駐大阪總領館教育領事單耀中已經退休。

當記者打電話到他家時，一位接電話的女士稱，找單耀中請打另一個號碼。按女士給的電話聯絡，又一位接電話的女士稱，這裡是中國教育部，單已經退休不來上班了。

記者又撥通了事件的主角，單耀中之子李洪濤的手機。李稱他不認識松岡，劉麗芳的錢是投資的，至於劉的錢是怎麼來的，是搶銀行還是怎麼著，他並不知情，而劉麗芳已兩年多沒有與他聯繫了，有事請問劉。記者又詢問，為什麼劉交給他500萬人民幣，而他只投了不到200萬時，他挂斷了電話。

四、教育部的表態

據松岡介紹，當初之所以信任賁永中、劉麗芳夫婦，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是中國政府的駐日官員。一國政府的駐外官員，應該代表這個國家的形象。在追款無果後，他多次向中國教育部反映此事。2003年3月7日，教育部給了他一紙便箋，上寫「松岡洋明先生：來函收悉。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賁永中夫婦自稱借款一事，並未獲得教育部授權，也非以教育部名義簽訂協議，應屬民事借貸糾紛，希望當事人本著友好協商的原則，給予妥善處理。鑒於此事發生在賁永中受教育部委派駐日工作期間，有關部門會依據我國法律法規對此作出相應處理。」

而在記者打電話向教育部諮詢此事時，教育部新聞處有關人員表示，採訪要先申請，他們不接受電話採訪。

五、法律能追回7000萬巨款嗎？

對於這個問題，松岡洋明很苦澀地回答，也許賁劉單李就是這樣想的：今年松岡已經65歲了，一個65歲的日本老人不可能永遠這樣追討下去，而拖下去拖到底，他們就可以最終吞掉那筆錢，這也最令他心寒。但松岡洋明相信，人在作，天在看，公平正義是不應有國籍的。松岡先生還悲傷地告訴記者，當年想去中國建希望小學，用教育上的盈利去支援中國的窮孩子，他的家人和公司同僚都不同意，但他說服了他們。現在看到這個結果，大家心裏都有了陰影，心裏埋下了怨恨和對中國人的不信感。去年，松岡先生的母親去逝了。母親在彌留之際還在問他：「你的理想實現了嗎？你在你嚮往的中國蓋起學校了嗎？」母親叮囑松岡，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松岡悲傷地說：「這些自私貪心的人剝奪了我最珍貴的理想，或許無法挽回，想起這些我非常痛苦」。

但幾年來，他也有感到安慰的地方。在這幾年追款的過程中，他認識了一些深有正義感的中國人，他在北京的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松岡在北京的代理人介紹，在幾年的討債行動中，他見識了教育部官員的貪婪和無恥，也深深體會到松岡老人的善良和對中國的好感。他發誓，會無償幫助松岡在中國追回那筆善款，他也相信每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會向他一樣挺身而出，與貪腐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