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活著已足夠幸福

2007-02-23 05:34 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活著已足夠幸福1945年4月23日，被關進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翠蒂身心俱疲地倒下了，兩個德軍準備舉槍射死她，其中一個忽然說，「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費一顆子彈。」那一天，是翠蒂21歲生日，她跨越了死亡。然而，她人生的悲劇才剛剛開始。

　　82歲的翠蒂滿頭銀髮，此時正坐在自己倫敦北部的家裡，平靜地向我訴說著那些與她「不離不棄」的漂泊、絕望、掙扎和生離死別。

　　翠蒂的晚年，已注定和反納粹、反種族主義連在一起；然而，她個人的故事，她對待苦難的態度，早已超越這些使命，一次次征服著普通人的心，改變著他們看待世界的目光。

　　翠蒂的故事從死亡之旅開始。

死亡之旅

 　1944年3月19日的早晨，德軍的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當時，在一所幼兒園工作的翠蒂正坐在電車裡，看到手持機關鎗的德軍正佔領著街道。本來，隨著德軍在二戰中的節節敗退，人們以為納粹會無暇顧及匈牙利的猶太人。因為匈牙利是個反猶太人國家，在二戰中因支持德國使其免受納粹的塗炭，反而成為很多猶太人的避難所。但看到眼前的情景，作為猶太人的翠蒂知道，匈牙利猶太人的夢想破滅了。那年她20歲。

　　翠蒂於是回到自己的家鄉——處於匈牙利-奧地利邊界的Szombathely。家裡的狀況令翠蒂震驚。父親已被抓走，母親的精神也已崩潰。

　　5月7日，翠蒂和母親被關入當地的猶太集中區。幾個星期後，她們被押送到另一個集中營，在那裡，她竟意外地和父親相逢！

　　與父親重逢後的第三天，他們一行120人被裝上當時運送猶太人的Cattle-truck(運送牲畜的火車)，踏上了奧斯威辛之旅。

　　「7月7日早晨，我們到了奧斯威辛。我母親已經奄奄一息，她馬上被拖走，送進了毒氣室。後來我知道，90%的匈牙利猶太人一到就被殺害了。我和父親也被分開。那是我和他的訣別。」

　　8月2日，翠蒂和所有剛剛被抓來的猶太人經歷了一次「篩選」。在站了14個小時後，監獄長開始揮動他的手，有人被選到左面，有人到了右面。翠蒂在左面。「當時左面的人被送進浴室，我們不知道噴頭裡將要出來的是水還是毒氣，因為他們故意設計成和浴室一樣，為的是防止人們騷亂。當我們看到是水出來時，慶幸自己活了下來。後來我知道，被選到右面的人全部進了毒氣室，父親也在其中！」

　　活著的翠蒂們被再次送上Cattle-truck到德國中西部的一個軍工廠。當軍工廠的頭兒看到他們時，對押送的德軍說：「我要的是勞力，你怎麼送來一堆骷髏！」

　　1945年4月12日，翠蒂和從各個集中營匯聚起來的猶太人、戰俘約15000人，開始了跟隨德軍撤退的「死亡之旅」(DeathMarch)。根據資料，那年的1月蘇聯軍隊已經解放了奧斯威辛，但那裡只剩下7000人左右。大部分猶太人和戰俘事先被集中到其它地區，並在歐洲4月寒冷的天氣條件下開始「死亡之旅」。共有約60000人被迫加入這次撤退，15000人死在了路上……

　　「那天早上，我們從冰冷的地上醒過來，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在經過易北河上的一座橋時，我經歷了此生最美麗的日出。走到橋的另一邊，我倒下了……我對自己說：結束了。」

　　「我知道他們會過來。兩個德軍走到我身邊，先用槍托戳我，然後要開槍。其中一個忽然說：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費一顆子彈。」

　　那一天是1945年4月23日，翠蒂的21歲生日。

再臨深淵

　　那個寒冷的早晨，翠蒂爬了三公里，找到了一個暖和一些的馬廄。一個德國小女孩發現了她，告訴她這裡很危險，德國人隨時會來，讓她去一個相對安全些的穀倉。

　　#p#她找到了那個穀倉，遇到了一對逃亡的母女。那個德國小女孩在晚上為她們送來了麵包。那天半夜，5個蘇聯戰俘闖進穀倉，他們看到翠蒂和那對母女後，決定把她們帶到蘇軍那裡，再送回匈牙利。翠蒂在匈牙利已經沒有親人，加上集中營的虐待使她基本喪失了記憶，所以她根本不想回匈牙利。

　　第二天早晨，那對母女跟著蘇聯人走了，又剩下翠蒂一人。這時，又來了10個法國戰俘。

　　「他們準備逃到29公里外的‘美軍解放中心’(American Liberation
Center)，我想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太虛弱，走不動。我那時體重只有38公斤。他們走了。其中一個年輕人又返回來，他照顧了我十天，直到我可以和他一起走到解放中心。」這是翠蒂第一次體驗到對異性的感情。

　　在「美軍解放中心」，他們和其他38個法國人一起登上了兩節運貨卡車，開往法國。美軍還給他們頒發了證書，憑藉證書可以得到食物和住宿上的照顧。

　　「當我們到達德法邊界的‘法國二戰接待中心’時，我知道我和他相愛了。他25歲，做了5年的戰俘。他對我說他愛我，要娶我為妻。」翠蒂和她的法國男友輾轉一個多月，回到了男友在法國南部的家鄉土倫。一路上，他們作為第一批從集中營返鄉的戰俘，受到了人們友好的款待。但由於在集中營和軍工廠長期飲用被污染的水，翠蒂的身體開始發生變化。「那種後遺症使我從38公斤迅速膨脹，最後我的體重達到近98公斤。我基本上成了一個臃腫的球。」

　　男友的家裡非常窮困，只有他的母親和一個16歲的女孩 。翠蒂被告知要和那個女孩同床。而男友隨即就消失了。　「我在路上得到的所有的物品和錢都被他們拿走。他母親晚上帶著我和那個女孩子去土倫的港口。她們和那裡的水手及各種各樣的人跳舞。然後也會不知蹤影。連著三個晚上，我被他母親逼著和那些人跳舞，然後跟他們走。我終於明白，她們是靠這個為生的。我的男友把我帶回來，也是要我幹這個的！」

　　翠蒂憤怒了。她要求再見一次那個男人。他回來了。翠蒂要他把當時紅十字會證明她身份的文件還給她。他表面上答應，並把翠蒂帶到一個車站，告訴她在那等著，說取了文件就送她去紅十字會找工作。等他回來時，警察卻一塊來了。

　　「他們以納粹冒充猶太人戰俘的罪名把我投進了監獄。因為我沒有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後來我又被轉到馬賽的聖·彼埃爾監獄，和真正的納粹及法西斯分子關在一起……如果說我對生活一直懷有希望的話，那個時刻，我想放棄了。我無法相信，那個在戰爭中蹲了五年監獄的法國人，會照顧我數十天，費盡周折把我帶到法國，對我說愛我，最終是要我作妓女，賺錢養活他。當我想擺脫他時，又把我送進監獄。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翠蒂在監獄裡找到一塊小玻璃割腕自殺。但很快她被發現給救了過來。

　　這次自殺經歷給她的轉機是，在巨大的衝擊面前，她的記憶部分恢復了。她想起來自己在法國還有一個舅舅。

　　監獄裡有一個女看守，對翠蒂很好。翠蒂病了，她就帶她去外面的醫院治療。

　　「我們坐在醫院的走廊裡，看見兩個男人走進來。我立即認出其中一個是我當時在納粹兵營裡認識的法國戰俘。後來我們還一起踏上‘死亡之旅’……我走過去，叫出他的名字，他也立刻認出了我，儘管當時我很胖。」這個法國人召集了近50個當時的戰俘為翠蒂作證。1945年10月，經歷了戰後近五個月牢獄之苦的翠蒂，終於重獲自由！

　　就這樣，翠蒂來到了巴黎。

漂泊之路

　　我眼前放著一張翠蒂那時在巴黎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她之前的經歷，你很難把這個胖胖的女孩子和那些遭遇聯繫在一起。雖然笑容裡有些疲憊，但你仍然感受得到她對生活的那份渴望，在21歲那樣的年齡。　「我在舅舅家裡住了一段時間。他們也很窮，很快我就沒法住下去了。我開始找工作。」

　　沒有國籍，沒有學歷，翠蒂最後在一個猶太人中心的兒童之家找到了一份差事。

　　「我一個人要照顧40個5歲到15歲的孩子。他們都是猶太人的後代，戰後沒人認領。每天我們只有很少的食物，房間裡總是冷冷的。我基本上沒有任何休息時間。而且因為我沒有身份和工作許可，工資少得可憐。」

　　幸運的是，她後來找到美國設置在巴黎的「聯合分配委員會」(American Joint-distribution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專門為戰後無家可歸的難民提供幫助。翠蒂在那裡可以得到一些牛奶券，並被安排每週接受三次治療，以消除戰時水污染給她留下的後遺症。

  　有一天，翠蒂在委員會吃午餐時，聽到隔壁有合唱團在練歌。她自告奮勇跑去應徵，竟被錄取了。很快，憑藉她的音樂天賦，她又被另一個合唱團錄用。

　　#p#不久，樂團的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流浪的匈牙利音樂家，比翠蒂大8歲。很快，他們在1946年6月結婚了。

  　「結婚當天晚上，他一直在哭。後來我才發現，他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翠蒂的丈夫無法正常工作，只有在不發病期間，可以參加一些小型的演出諸如婚禮上的演奏等等。那個時候的音樂家，掙的還沒有巴士司機多。對翠蒂來說，現在要養活兩個人了。

　　「我一天要工作14個小時，丈夫因病又經常打我，他還屢次想自殺。」

　　翠蒂在法國看不到希望，也無法解決身份問題。1948年2月，她和丈夫登上了一艘「極度擁擠、污濁不堪」的移民船，經過海上一個月的顛簸，來到了南非的德班。

　　一年後，翠蒂生下了她的兒子。她無法把兒子留在家裡自己出去工作，病中的丈夫曾威脅要殺死兒子，翠蒂只好帶著年幼的兒子去了以色列。走之前，她把丈夫送進了一家康復醫院。

　　1951年5月，翠蒂帶著兒子回到南非，因為她希望兒子可以見到父親，而丈夫那時也從康復中心出院了。

  　在南非一拿到護照，翠蒂全家即起程前往英國。1958年9月，翠蒂一家成為英國公民。那一年，翠蒂34歲。

陣痛中的重生

　　1959年，翠蒂在倫敦的Wiener圖書館找到了她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之後，翠蒂又開始在倫敦大學圖書館工作，這一幹就是22年。

　　「因為我沒有學歷，所以開始只是個臨時工，同時在外面兼職教希伯來語、德語和猶太人歷史。我還幫‘國際猶太人年鑑’收集猶太人名單，參與一些關於猶太人歷史書刊的編輯工作。後來倫敦大學的圖書館長退休了，他們開始讓我做越來越多的事。到我退休前，我負責學校兩個猶太人圖書館、兩個檔案館，以及所有與猶太人資料有關的管理工作。許多檔案資料是我親自收集、建立起來的。讓一個15歲輟學、沒有任何學歷的人擔當這份工作，這在學校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這說明他們認可了我。我用了二十幾年時間證明了自己！」

　　就在翠蒂開始找到自己職業信心的時候，她的個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丈夫的病情不斷惡化。為了防止丈夫傷害兒子，翠蒂把兒子送進了寄宿學校。40多歲的翠蒂開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和丈夫生活在一個屋檐下，但我不愛他。20多年來，我一直服侍他。他不是壞人，他只是無法成為一個丈夫，無法承擔任何責任。如果我還想有自己的生活的話，我只能靠自己去改變這一切。」

　　翠蒂開始去一些單身俱樂部。因為膽怯，她經常換不同的俱樂部，以防被人認出。不久，她認識了她的第二任丈夫。1970年10月，他們結婚了。

　　婚後，翠蒂並未放棄對前夫的照顧。他一直沒有離開他們從前一起住的房子，到他年老體弱時，翠蒂把他送進一家猶太老人院，並定期去看他。他於1999年5月去世，終年83歲。

　　翠蒂的第二個丈夫是德國猶太人。他在巴勒斯坦長大，

    戰時加入英國盟軍，戰後成為建築師。結婚後，翠蒂和丈夫過了幾年幸福的生活。1975年，他們開始設計、建造自己的家，也就是翠蒂現在在倫敦北部的房子。丈夫穩定的收入和自己出色的工作，使翠蒂再不用為生計擔憂。

　　但在1979年7月，55歲的翠蒂得到噩耗，兒子在瑞士突然自殺，時年30歲。

　　「他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他和他父親一直無法相處，但在升學時，他放棄了劍橋和牛津，選擇了King’s
College，為的是能離我近一些。後來他去牛津讀博士，又到美國帕薩迪納大學(加州大學的分校)讀博士後。他在那兒認識了個法國女孩，他們相愛了。於是他轉到巴黎的巴斯德學院完成了學位。他26歲結婚，並被瑞士蘇黎士大學聘為遺傳學教授。當時這樣的職位只給那些有教學經驗、年紀起碼在35歲左右的人。他那麼年輕就得到這份工作，說明他很有天賦。」

　　在翠蒂回憶的整個過程中，她始終是堅毅而平靜的。只有談到兒子的死，她的眼神暗淡下來，聲音也變得很低沉，以至於你不忍心接下去問關於她兒子自殺的任何問題。而翠蒂也沒有談兒子的死因。

　　1999年9月，和翠蒂共同生活了30年的第二個丈夫也去世了。

 　「兒子死後，我的心情影響了我們的婚姻，但我們始終相守著。他走了，在我心上留下一個洞……」

　　當面對「你認為生活對你是否公平」這個問題時，翠蒂平靜地說：「不公平。但生活其實很少是公平的，不是嗎？許多人毫無緣由地被殺，或者因為別人的嫉妒、仇恨、貪婪、盲目的信仰而失去生命……即使如此，生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我一生都在努力尋找那些美好的東西。能夠走過那些苦難活到今天，我已足夠幸福。對我來說，看到‘自己的杯子滿了一半，而不是還有一半空著’是最重要的。」

每一天都是禮物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翠蒂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忙碌的老人之一。這不僅僅因為她在二戰時的經歷使她成為越來越少的「活著的見證」，還因為她的語言天賦和對猶太人歷史的瞭解，使她成為一個不可多得的「宣導者」。

　　#p#繼成為諾丁漢郡萊剋星頓地區大屠殺教育的第一位講師後，翠蒂相繼在倫敦猶太人文化中心、大屠殺教育信託委員會等機構進行關於猶太人歷史和二戰歷史的宣講工作。她還受邀於無數的教會、大學、區域和國際性會議進行專題演講。

　　「所有的這些活動，我從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報酬。如果對方一定要給我酬謝，我就給他們一些慈善機構的信息，請他們把錢直接匯到那裡。我自己的養老金可以養活自己。希望那些錢能夠到達更需要它們的人手裡。」

　　上個世紀80年代，翠蒂開始寫作，並於1994年陸續出版了兩本書：《A Cat Called Adolf》(一隻叫阿道夫的貓)和《 Did you ever meet hitler，Miss》(小姐，你認識希特勒嗎？)凡翠蒂所到的演講的地方，都有人拿著她的書請她簽名。

　　一個13歲的穆斯林學校的女孩在聽完翠蒂的演說後寫信給她：「別人一直告訴我是猶太人發動了二戰。現在我明白了。我會讓我認識的所有的人都不再有那個錯誤的想法。」

　　還有一個學生在讀了她的書後對她說：「我總是抱怨，覺得自己容易受傷害，哪怕多等一會兒巴士，我都覺得生活對我不公平。看了你的故事，我發誓，我再不會那樣了。」

　　更多的人對翠蒂說：「你改變了我的生活。我明白了，能夠有今天，我已足夠幸運……」

　　今天，82歲的翠蒂，仍然過著自己照顧自己的日子。她一個人住，堅持自己開車、上網。「我喜歡電腦。我的兩本書都是在電腦上完成的。儘管我常常在網上購物時把自己的信用卡信息填錯。」

　　「命運給予我如此多的悲劇，我仍然是生活的朋友。」在我們的談話快要結束時，翠蒂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