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怎樣用謊言誘騙民眾的？

在《謊言中共》（上下）中，筆者曾對中共抹黑對手、美化自我的慣用欺騙伎倆做過揭露。需要補充的是，除此之外，中共歷來的謊言欺騙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那就是誘騙民眾。

雖然中共惟我獨尊、目空一切，但它也深知要想稱霸天下，光靠自己唱獨角戲是成不了氣候的，必須掌握和利用民眾的力量。但民眾豈是那麼輕易就能被人隨便呼來喚去的傻瓜，他們也有各自的意志。不過，這難不倒中共，因為它很瞭解民眾的軟肋所在，那就是不管什麼階層群體的民眾，都有所求，都有各自難以抵禦的誘惑。以此為誘餌，吊足他們的胃口，讓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就能吸引民眾，發動民眾，最終掌握和利用民眾為己所用。比如，農民窮，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許諾他們 「過上好日子」；工人想有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份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們一起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這，就是中共誘騙民眾的拿手好戲！沒有它，中共根本就不可能做大自己的勢力，更不可能橫行大陸。

不過，「過上好日子」也吧， 「領導階級」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過是誘餌，一旦「魚」釣到了手，它們也就沒用了。所以，中共掌權後，農民沒過上過「好日子」，工人階級也沒成為「領導階級」， 知識份子更沒有得到過民主自由，到頭來，都被共產黨騙的很慘。如果說有什麼收穫，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因此看清了中共的騙子面目和本性，終於覺醒了。

第一部分 封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

一

如今五十上下年紀的人，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這類「黨文化」的套詞，可謂耳熟能詳，畢生難忘，因為從小到大大家耳朵裡灌的都是這些美麗悅耳的辭藻。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包括筆者自己，從來都不曾去問一問，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到底是怎樣領導我們這個國家的，他的領導作用究竟又體現在哪裡？日前，有幸拜讀了劉國凱先生的《工人階級在中共政權下的真實地位和變遷及其在民主進程中的作用》一文，深受啟發，方知吾等一直信以為真的這些官方宣傳，其實與現實從來都是兩回事，根本就對不上號。

劉先生在文中分析說，中共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好，就算它是「領導階級」。那也該問一聲它是怎麼去實施其「領導」職能的？是每個工人都任有一定的領導職務嗎？顯然不是。是各級「人民代表」由工人擔任嗎？也不是。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都只在工人中選舉產生嗎？更不是。這就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領導階級究竟怎麼個領導法？

對此，共產黨的解釋是，工人階級是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施領導權的，具體地講就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中共黨員去擔任各單位和從地方各級到中央的領導職務。然而，這種說法必然又會產生以下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如果這工人階級中少數的「先進份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那麼，還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實施領導權。可是事實上他們的這種「先進」身份(共產黨員)是由黨的各級組織認定的，與工人群眾的意向毫不相干。既然如此，又怎麼能說他們是在代表工人實施領導權呢？

還有另一個問題，工人在共產黨的階級成份中遠不佔多數，農民的成份要數倍於工人，知識份子也佔有相當數量。尤為重要的是，純工人背景的黨員只能在基層單位裡擔任領導職務，中、高級領導職務全由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擔當。在他們中間，除了極少數人曾在「參加革命」前做過工人的外，絕大多數都是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顯然。這些地位顯赫的職業革命家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干。

由劉先生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工人階級在領導社會」這一命題根本就不能成立。

官方宣傳中還有一種說法是，共產黨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執掌政權。在這種說法面前，我們還有什麼好講呢？這不與「共產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宣稱同出一轍嗎？這類以「就是」為特色的宣稱都是不必講道理，不容討論的。然而，這種強橫的邏輯不又正顯示了它理論上的虛偽和欺騙嗎？

二

透過社會結構這個視角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工人階級在大陸根本就不是什麼「領導階級」。

在中共政權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固然比農民是要高些，但卻明顯低於從事腦力勞動的「幹部」。劉先生的文章對此做了十分精準透闢的分析。

他告訴我們，「幹部」在中共詞典中有兩種涵意，一是狹義的，專指各級黨政領導；二是廣義的，泛指所有屬於「幹部」編製的人。 有哪些人屬於「幹部」編製呢？除了黨政工團機關、司法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是當然的「幹部」外，教師、醫生護士、文藝工作者等亦屬其中。「幹部」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參加共產黨的人們，二是歷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三是在工人農民中遴選。

中共1949年建制後，工人與「幹部」之間一直有一條極為清晰的界線。工人轉變為「幹部」謂之「提拔，「幹部」轉變為工人只有在「犯了錯誤」後，被懲罰「開除出幹部隊伍」「下放」當工人，足見工人與「幹部」等級界線之森嚴。那麼工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被提撥為「幹部」呢？大體只有一個途經，就是一貫「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堅決與壞人壞事作鬥爭」，而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接受黨的考驗」 ，「爭取火線入黨提幹」，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鄧「等政治運動中竭力充當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從而被吸收到黨內並改變其身份，從工人編製轉入「幹部」編製，其人事檔案也由勞動工資科轉到組織科。有時共產黨也會吸收少量勞動模範式的工人入黨，但一般不予「提幹」，用以保持共產黨中純工人成份的比率。但這類工人黨員通常只能在企業中做生產班組長，頂多是工段長，再就升不上去了，因為車間主任一級一般都屬於「幹部」編製。由此可見，「幹部」在大陸社會中的地位是絕對高於工人的。既然如此，奢談「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從另一個角度看，已被「提幹」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沒有「提幹」但入了黨，或「積極靠攏組織」正在要求入黨的工人，組成了「先進工人」，他們一般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幾，因此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幾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無政治權力的人群，他們在工廠裡任憑各級領導驅使。制定工作定額的權力抓在領導手中，領導們想方設法提高生產定額，「先進工人」和某些為獎金所誘惑的目光短淺的工人拚力幹活，使領導有了不斷提高定額的理由。「先進工人」往往可以苦盡甘來被「提幹」或「以工代干」來脫離繁重的勞動，而那大量沒有能力「起飛腳」的工人就只能認命地喘息在愈來愈高的生產定額之下。實際上，在領導幹部們的眼中，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是濕了水的海綿。他們只要加大一些壓力，就總可以再多榨出一些水來。對如此處境的工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他們有什麼樣的政治地位，其荒謬程度無異於對著一個全身浮腫的垂死者，來討論他如何因營養過剩而至肥胖一樣。

三

既然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工人階級事實上並非「領導階級」，那麼中共為什麼還要竭力給他套上這樣的政治光圈呢？在大陸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階級究竟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中共創立之初即標榜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早期也曾企圖模仿蘇俄以工人運動作為崛起的起點，嘗試過俄國式的城市工人武裝，但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這種特殊的國情迫使中共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將農民作為自己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其長達20年的武裝叛亂中，工人運動可以說幾乎沒有起過多大作用。

然而1949年建制後，這種情況很快便發生了改變。此時，中共所關注的問題已不是過去的如何奪取政權，而是如何鞏固政權；而對於一個國家統治者來說，城市作為社會的政治經濟中心與聚集點，其重要性顯然遠在偏遠的農村之上。在這種新的環境與形勢下，工人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利用價值開始凸現了出來。如果說，當年為了奪取政權中共需要藉助的主要是農民的力量，那麼現在為了鞏固政權則更需要藉助工人的力量。具體而言，無論是五十年代對資產階級和「右派份子」以及其他「階級敵人」的鬥爭，還是六、七十年代的黨內派別鬥爭，中共都需要工人群眾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為之出力，在這些方面，工人階級有著農民所無法替代的作用。於是，為了籠絡工人群眾，利用那時工人群眾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姦，中共開始別有用心的給工人階級戴上一頂頂耀眼的「高帽子」，什麼「領導階級」啦，什麼「國家的主人翁」啦……「文革」中，工人階級所領受的這種政治榮譽更是達到了頂峰，毛澤東當年曾下令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中學校，領導學校的「斗批改」，還曾指示從青年工人中選拔所謂優秀者直接上大學，還曾特別指令全國搜尋一萬名三代血統工人上北京天安門國慶觀禮臺。

縱觀1949年之後工人階級在大陸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與之前的農民可謂異曲同工，本質上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和炮灰，不同之處僅在於，當年的農民是在戰場上充當消滅國民黨軍隊的戰爭工具和炮灰，現在的工人則是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充當中共擊退、消滅各種各樣的所謂「階級敵人」的政治工具和炮灰。正是藉助工人階級的力量，中共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打敗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戰勝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所以，「領導」是假，工具才是真；「主人翁」是虛，炮灰才是實。什麼「領導階級」也好，「主人翁」也好，以及其它種種類似的美名也好，其實統統都不過是中共用來籠絡工人階級心甘情願為自己賣命的誘餌罷了，就像他們當年曾經用「分田分地」、「翻身做主」等做幌子來誘騙農民為自己賣命一樣。

四

「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工作重點」由以往的階級鬥爭轉變為經濟建設，經濟體制也隨之由計畫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在這種新形勢下，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獨裁統治，中共更需要利用的對象已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他們以往的敵人——資本家和知識份子。在此時的中共看來，發展經濟要靠兩樣。一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據此，私有企業(包括表面上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得以擠往社會中心。二是重視知識、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據此，科技工作者連帶整個知識階層都得到政權的重視和禮遇。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工人階級已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了。於是，就像1949年之後毫不留情的拋棄農民一樣，中共也毫不留情的拋棄了當年被他們捧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下崗、買斷工齡、失業無保障、工資、養老金被拖欠-----共產黨造成的這一切，讓工人階級迅速淪為了城市中的貧困階層，充當了所謂「改革的代價」，實則是犧牲品。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大陸共有約3000萬工人失業，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非常不堪，淪為城市的最底層，有的甚至成為城市的「拾荒者」，在許多城市，踏人力車、擦皮鞋等行業多半是國有企業失業人員，還有許多在半夜打著電筒撿垃圾，更多的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活路……儘管在如今的官方宣傳中，偶爾還會聽到 「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之類的老調子，但誰都知道，那純粹不過是應付政治形勢的一時需要而已，。

「黨啊黨，親愛的黨啊，你如此對我的折磨，究竟是為什麼？！漫漫長夜，我向誰訴說？」被中共拋棄的這種遭遇，終於使一部分工人兄弟開始從官方的欺騙宣傳中覺醒，為了維護自身被中共官僚非法侵佔的利益，近年來，他們紛紛攜起手來與中共抗爭。讓許多善良的人倍感意外的是，面對工人們的這種合情合理也合法的維權行動，中共各級政權不但不予以同情，採取措施盡量解決工人群眾的實際困難，反而毫不留情的予以鎮壓，其凶狠殘暴，一點也不讓於當年對待所謂「階級敵人」的程度。昔日的「領導階級」如今卻在享受當年「階級敵人」的待遇，這真是天大的幽默！

用的著你時，把你捧上天，用不著你時，則把你打下地。一熱一冷，反差鮮明，中共對待工人階級的這種市儈嘴臉，更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當年頒發給工人階級的那些政治榮譽都是徒有虛名的誘餌。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其實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領導階級」和「主人翁」，而只是供自己驅使的工具和炮灰。 #p#
第二部分 許諾農民「過上好日子」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當年勢單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奪得國民黨統治的江山，必須依靠農民，也只有依靠農民。

不過，農民向來是講實惠的，要讓他們自心甘情願的為自己賣命，絕非一件易事。怎麼辦？以謊言惑眾，再誘之以利，許諾給種種好處，是中共使出的招數。

當年，為了動員廣大農民起來跟隨自己「鬧革命」，中共每到一地都要向農民灌輸他們那套極富蠱惑性的說辭，什麼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在政治上備受統治者的壓迫，在經濟上備受地主階級的剝削，毫無政治權利可言，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始終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拉，什麼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將徹底改變這一切，讓廣大農民「翻身得解放」，實現當家作主的美好夢想，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啦……這些動聽的話語當年也確實打動了不少農民兄弟的心，讓他們心甘情願的充當了中共奪取江山的炮灰；也正是靠著成千上萬農民兄弟的「英勇犧牲」，中共才漸漸做大了自己的勢力，並最終如願的坐上了統治者的寶座。

1949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成立了，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國家」誕生了！按照中共的說法，農民作為中國人數最多的社會階層，在政治上、名義上和法律上都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如果共產黨守信用的話，現在理應兌現他們當年的諾言了。

但老實巴交的「泥腿子們」做夢也沒想到，靠他們起家做大的中共奪得江山後立刻就毫不留情的拋棄了他們。半個多世紀來，廣大中國大農民用自己的勞動血汗養活了中共各級政權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卻一直與貧苦為伍，在政治上更是備受獨裁政府的壓迫，不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權利，文化教育權利低下，而且沒有遷移的自由，始終是中國社會「弱勢中的弱勢群體」。

一

為了蠱惑農民跟隨自己「造反鬧革命」，當年中共對農民許下的一個最大的諾言就是，「革命」成功後共產黨會讓廣大農民會過上他們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豐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到頭來事實究竟如何呢？

對廣大農民而言，這樣的「好日子」最吸引他們的無疑是「分田分地」，即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1949年建制後，為了進一步發動農民為「新生的紅色政權」賣命，中共於1950年馬不停蹄的開展了全國範圍的「土改」。在這次「土改」中，廣大農民確實分得了共產黨許諾給他們的土地，但他們卻並沒有因此過上所謂的「好日子」。

1953年「土改」結束後，為了改變當時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況，中共立即著手實行「統購統銷」。在中國，幾千年來農產品都是隨行就市，自由買賣。所謂「統購統銷」則是把糧食、食油、棉花等重要農產品，統一由國家收購、銷售，而國家給農民的價格則比市場價低的多。這明擺著是讓農民吃虧，農民當然不肯輕易答應。於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氣，幾乎出動了所有的幹部和公職人員，下鄉深入千家萬戶，讓農民把餘糧余棉賣給國家。他們對農民說：「搭幫共產黨，你們翻身份了土地，現在豐收了，應該把多餘的糧食、棉花，賣給國家，支援國家建設。」最後農民沒有辦法，只好把多餘的糧食和棉花賣給國家。有的沒有那麼多多餘的，也得從口糧中拿去一部分交給國家，結果弄的有的農民口糧都沒有保證。為此一些農民當時抱怨說，共產黨剛剛勝利就把他們忘了。然而，他們哪裡會想到，這還僅僅只不過是他們在中共獨裁統治下的厄運的開頭。

為減少統購與千家萬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更方便的榨取農民的勞動果實，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中共又急不可待的開展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短短兩三年，「初級社」就變成了「高級社」，「高級社」很快又變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農民只耕種了兩三年的私有土地，在這場運動中則像「變戲法」一樣，一眨眼就變為「集體所有」了。

可笑的是，經過動員、利誘，暗中威脅（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冊」等），幹部們坐在掛著「XX初級農業合作社」牌子的辦公房裡，要農民抬著一塊鋪上白紙的門板，上面堆滿農民「自願」獻出的「大紅田契」，敲鑼打鼓，高高興興地送到辦公室來……於是，第二天報紙上就刊載著「XX初級社」成立，農民踴躍加入的頭版頭條「新聞」。結論是：「農民們是自願走合作化道路的。」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中共的「統購」便省事多了。縣委一個電話打過去，公社幹部便服服貼貼將一卡車一卡車質量上好的糧食、棉花……源源不斷地運進國家倉庫。

與此同時，為了備戰，當時的中共學習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加大投入重工業建設的資金，他們人為的製造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降低農產品價格，犧牲農民利益，無限度地盤剝廣大農民。

到了1958年秋熟時節，為實現毛澤東「1070萬噸鋼鐵」的狂想，中共把大陸農村的主要勞力一窩蜂都趕去大煉鋼鐵，結果讓到手的糧食，一片片的都漚爛在田裡。這一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57年僅增3.4%。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誰都怕當「大躍進的消極分子」，誰都怕成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於是全國上下，浮誇虛報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各級幹部為保烏紗帽，把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橫徵暴斂」的痕跡，但「平平靜靜、欺上瞞下」徵收之殘酷性，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望塵莫及，結果導致了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間大陸舉世聞名的「大飢荒」，廣大地區的農民沒飯吃，最後連草根樹皮都啃的精光。更令人憤慨的是，大面積飢荒出現後，因為怕「影響城市形象」，怕「損害黨的聲譽」，中共還強制農民不准逃荒，在全國各地堵關設卡，圍追堵截，抓了逃荒的農民遣送原籍或關押勞改，逼得農民只能困守家中，成批成批的活活餓死。據歷史學家統計，這三年大飢荒大陸餓死的人達3500萬左右，是全世界歷史上和平、無大災年代，餓死人最多的一次。

「文革」結束後，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所謂「改革開放」，近30年間，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官僚因此爭相「先富了來了」，而廣大農民的生活卻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相當一部分人仍在貧困線上掙扎。

收入水準的低下是最突出的標誌。據統計，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僅相當於280多美元，基本上處於溫飽階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陸2073個縣沒有達到溫飽線的佔22.8%，在溫飽線到小康線之間的佔63.2%，在小康線到比較富裕線之間的佔13.7%，而達到比較富裕線的僅佔0.3%。

除了收入水準低下之外，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很緩慢。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1996年到2001年的這6年裡，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分別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數的5.6倍多。

不僅如此，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也在不斷拉大。據官方新華社2004年報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計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麼，在「改革開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為什麼仍陷於如此境地呢？歸根結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對農民一如既往的殘酷榨取，而這一點又集中體現在他們強加在廣大農民身上的各種層出不窮有增無減的苛捐雜稅。

資料顯示：到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說過：「我們目前從農民的手中收取了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手裡一年起碼要拿走1200億元，甚至還要多」（引自朱鎔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屆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這樣一個稅費徵收水平，一般要佔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0%左右；鑒於農村的實際稅費徵收是平均徵收，真正務農的農民顯然承擔了更大比例的稅費負擔。據調查，個別農戶交納的稅費甚至佔到了其純收入比重的50%。（見《中國百姓藍皮書之十一--三農問題》）

農民的憤懣與無奈正如民謠俚語所說：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那麼，中共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對此，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足以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另據《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的初步調查，幾年前大陸農民承擔的各種苛捐雜稅主要包括：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畫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裡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畫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畫生育委員補貼；計畫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徵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二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對農民許諾，「革命」成功後要讓他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那麼1949年中共當政後，大陸農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兌現了當年的諾言呢？

判斷一個階層政治地位的高下，關鍵看它享有怎樣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權利和自由，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而這些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陸農民在共產黨統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兩項權利是衡量農民政治地位的一項重要指標。大陸憲法雖然明確規定農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實際上卻是徒有虛名，這恰好從一個側面鮮明的反映了大陸農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和被選舉為例。

首先讓我們來看代表名額的分配。1953年的大陸《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即自治州、縣為4：1，省、自治區為5：1，全國為8：1。按照1995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農村與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數為4：1。第6、7、8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規定按照120萬農村人口推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第8、9、10屆則按照每96萬農村人口選舉 1名全國人大代表。據《數據選舉：人大代表選舉統計研究》一書資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國人大代表中，佔全國人口近70%的8億農民所佔的席位僅佔8.06%,工人佔10.84%，軍人佔9%，幹部佔33.17%，知識份子佔21.08%，歸國華僑佔1.24%，其他佔16.61%。

其次，農民被選舉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確定。在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全國人大代表總數2978名，農民代表應選668名，實選348名，實選比例僅佔應選的53.7%；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總數2985名,應選農民代表815人,而實選農民代表251人,實選佔應選的比例僅30.8%。據權威人士透露，歷次全國人大會議中真正屬於農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農民實現農民參政議政的另一途徑「全國政協」中農民委員的席位也很不樂觀。據稱十屆全國政協223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1名。

再次，大陸雖說實行的是直接選舉制度，但農民只可以直接選舉縣鄉級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選舉省、市和全國人大代表。另一方面，農民也不能直接選舉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

再從所謂「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來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雖然名為直選，但一直都被鄉鎮黨委和政府所操縱，被選舉人一般由上級提名，或由村黨支部提名。村民委員會已淪為鄉鎮政府權力的延伸和村黨支部的下級。即使有真正經過民主選舉被推選上來的村委會主任，也多會遭遇到打擊報復，甚至會被鄉鎮政府找機會宣布罷免，給予撤換。

按理講，真正的「國家主人」不僅應享有名副其實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且理應享有充分的結社自由，但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大陸農民卻毫無這一自由可言。

首先，廣大農民沒有自己的維權組織。當前在大陸，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學生有學聯，青年有團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協、文藝工作者有文聯、工商人士有工商聯、歸國華僑有橋聯，而8億農民卻獨獨沒有農會，1.2億進城農民工同樣也沒有農民工協會。

其次，按大陸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農民不可能成立維權組織。中國現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團體，而只能成立社會團體。「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願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願，按照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要有業務主管單位，才能到登記管理機關登記，而現實中，還要有挂靠單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陸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科協有一個下屬的「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實際上也是半官方的組織，業務範圍也僅限於圍繞農業產業門類，提供產前、產中、產後的「專業技術」服務和市場服務。

其實在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下，大陸農民缺失的又豈止是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結社自由呢，他們理應享有的眾多政治權利和自由都與自己無緣。事實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謂「新社會」裡，廣大農民不但沒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壓在社會的最低層，中共當年給農民許下的政治諾言完全是一句美麗的空話。

三

教育是現代國家每個公民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也是廣大農民理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中共當年也曾許諾農民說，「解放後」要讓他們有書讀，有學上。但中共建制後，大陸農民不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弱勢群體。

僅拿「文革」之後的情況來看，大陸農村在教育上與城市明顯存在著三個不平等。

第一個不平等是教育起點的不平等。

1986年9月11日頒發的《關於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22條意見規定：「城鎮，凡國家舉辦的中小學新建、擴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資，按學校隸屬關係，列入主管部門基本建設投資計畫，並予以照顧。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人民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也就是說，城鎮中小學屬於由國家舉辦的學校，由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農村中小學則是農民自己的學校，由農民自籌資金興辦。為此，不但鄉村兩級教育經費要由農民上交教育附加費提供，農村學校改擴建也要靠農民集資進行，僅農民每年負擔的教育經費就達300-500億元。制度設置造成的這一不公平是城鄉之間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個不平等是城鄉居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據中國青年報1999刊載的一份關於中國公民高等教育的報告披露，大陸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鄉人口比為2：8的大陸，城鄉人口實際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尚不到8：2。按城鄉人口比例來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機會是農村人的16倍。

另據中國財經報報導，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專分數線的錄取公告：城鎮考生錄取線為376分，農村考生的錄取線為532分，相差的額度竟然達到了156分！據說太原市有關部門和人士的解釋：大幅度優惠城鎮考生的現象「年年如此」，這麼做的理由是「減輕城市就業壓力」，「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魚一中，農村孩子要比城裡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 分才能進學校的大門。

而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差別，更是讓人心痛，更讓人大跌眼鏡：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錄取分數線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幾十分甚至數百分，同樣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華，而湖北人可能僅能上個普通的二類、三類院校。

第三個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經濟能力的不平等。

自從1997年高校收費並軌以來，學費連年上漲，受收入水平所限，一個一般的農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個大學生。根據2000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為2210元，減去生產成本1150元，一個農民家庭（假設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學雜費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間，住宿費在500-1200元之間，一些藝術類學校更高。對比即可得結論：一個一般得農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 3450元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個，1500-2000元的有5個，2000-3000元的有12個。而這些省份的農民人口卻佔總農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鄉村的人口佔總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麼這些省份的農民人口佔全國約是49%。這說明全國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學。1999年，城裡人均儲蓄為11538元，而農民的人均儲蓄額僅1100元（見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王東京教授《為中國「三農」問題求解》，《南風窗》論壇，2002年02月04日）。

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困難同樣突出。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萬農民工中，6-14歲的流動兒童20萬餘人，而其入學率僅為12.5％，也就是說，有87.5％的流動兒童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實行一費制，鼓勵公辦學校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並免收借讀費，但是一些區縣和學校卻讓家長自願，交納幾百元到數萬元的「自願贊助費」，才能換到區縣教育部門開具有入學通知書。

綜上所述，中共當年為了發動農民曾許下的種種諾言沒有一項後來兌現的，稱的上是名副其實的空頭支票。不過，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他們本來就沒有把自己的諾言當真，那只不過是他們用來誘騙農民為自己賣命的幌子，一旦目地達成，幌子當然也就要被拋置腦後了。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貫之的騙子本性！

今天，中共對廣大農民的誘騙仍在繼續，善良的農民兄弟，千萬不要再上當了！

第三部分 迎合知識份子一同爭取民主自由

清末以來，在爭民主爭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響和衝擊下，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抗戰開始後，更是形成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全國性熱潮。在這場跌蕩起伏的政治風雲中，竭力把自己裝扮成中國民主運動旗手和主將的中共，利用各種宣傳手段，特別是由其控制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反對專制獨裁，要求實現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論，向國民黨政府頻頻發起民主攻勢，一時間誘騙了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嚮往民主與自由的知識份子，以至他們中很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了共產黨的身上，並因此成了它忠實的追隨者。

那麼，中共當年究竟是怎樣用民主自由誘騙知識份子的呢？

一

共產黨掌權後，一直不厭其煩的「教育」我們，美國是資產階級的天下，勞動人民毫無民主權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國情；「民主第一」是資本主義的謬論；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個黨來領導，決不能有反對黨-----

對於這樣的陳詞濫調，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已是見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允許反對黨存在，不能搞一黨專政，美國是偉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第一」是正確的-----按照「黨文化」的調子，你一定會說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觀點，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謬論」。如果我告訴你，它們也曾是共產黨起勁鼓吹的觀點，並曾經堂而皇之的登在作為共產黨「喉舌」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甚至頻頻出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袖的公開講話中，你一定會以為我是在騙你。

有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奇怪，但我說的並非玩笑，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沒有親身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共當年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都曾說過什麼，是一副什麼樣的姿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又是什麼。在這點上，我們得由衷的感謝《歷史的先聲》的編者，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大量珍貴的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讀完書中精心蒐集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當年的社大量論和文章，以及中共黨魁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你就會吃驚的發現，原來，抗戰開始後，共產黨曾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過民主自由。中共當年為此發表的大量公開言論，曾經是那樣的振聾發聵，讓人讀了不能不為之激動，甚至熱血沸騰。

要爭民主當然首先得強調民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滿激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的更絕：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一切力量來自人民!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吶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併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其實，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什麼抽象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不像是共產黨，而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別看共產黨後來把美國民主罵的一錢不值，當年對它可是讚揚備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1944年7月4日這一天，《新華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美 國 國 慶 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以示祝賀，文章結尾處甚至高呼口號：「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1945年7月4日，為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寫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澤東在與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與謝偉思等人談話時還盛情說過，「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當年，共產黨的輿論宣傳還經常提醒人們，實行民主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正因為實行民主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共產黨當年還義正詞嚴的警告它眼中反對民主的人說，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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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呢？

按照中共當年所主張的，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毫無保留的把屬於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說，「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什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復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製；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還曾專門發表《論 選 舉 權》的社論，特別強調實行普選制的重要。該文說，「選舉權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實現民主的關鍵在於結束一黨專制，這也是共產黨當年在其輿論宣傳中所反覆強調的。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4年9月15日，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曾鄭重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後來，共產黨又向國民黨當局書面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進一步闡明瞭召開各方代表參加的緊急國事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當年，共產黨還反覆強調，實行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發表在1944年2月1日《新華日報》上的社論《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一文說，「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裡，通過了張君勵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為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為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說中強調，「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他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為了推進民主運動，當年共產黨還反覆強調了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各自對於民主政治的意義與價值。

以言論自由為例。《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發表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一文說，「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1944年9月1日恰逢記者節，當天的《新華日報》專門為此發表了社論《祝記者節》。這篇社論充分肯定了言論自由對於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的重要，大聲呼喚全國記者團結起來爭取言論自由。文中說，「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