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史書對元朝的評價很差，比對清朝的評價差得多，根本不承認元朝是一個正統的王朝；而中共對元朝的評價則非常高，不僅認為元朝是中國的正統王朝，還認為它對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共甚至把元朝統治者的祖宗成吉思汗說成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儘管成吉思汗不能說漢話、識漢字，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儘管成吉思汗活著的時候，蒙古帝國和華夏的宋帝國，完全是兩個獨立的、互不隸屬的國家。中共的始皇帝毛澤東發自心底地佩服成吉思汗的蓋世武功，其詞云：「...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1」，老毛儘管自視比成吉思汗還了不起，也禁不住流露出對「一代天驕」的羨艷。蒙古人當年對黃河流域的漢人、黨項人、女真人和四川人的殘酷屠殺，被中共說成是促進了「民族大融合」；蒙古人當年殘暴掃蕩西方各民族，直搗多瑙河流域，其武功讓中共羨嘆得合不攏嘴，而其對西方人的種族滅絕行為，卻被輕描淡寫成「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其實，這兩種評價都是錯誤的。
儒家有治史的傳統，而且儒家又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中國的史書基本上是由儒家記載和修訂的，史觀當然也是儒家的史觀。因為元朝統治者根本就不尊奉儒家，蒙古貴族信奉的是喇嘛佛教和原始薩滿教的混合，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等級社會中地位非常地下，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3」之說，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社會地位，連娼妓都不如。元朝統治者對儒家的拋棄和極端輕蔑，大大地激起了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仇恨，他們就通過撰修史書來表達對元朝的仇恨和輕蔑，因此，中國的傳統史書對元朝充滿了儒家的偏見。
中共因為其本性迷信暴力，罔顧人命，所以它對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殘暴的征服者都非常推崇，中共過去極端推崇秦始皇，現在又狂熱地推崇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以及滿清帝國的血腥祖宗。歷史上蒙古帝國在軍事征服上空前絕後的成功自然而然的讓中共羨艷不已、神而往之，至於蒙古人、滿洲人在征服戰爭中製造的多起大屠殺災難在中共眼裡不僅不算罪惡，反而是國之雄風的展現、是暴力美學的經典，因為中共的本性不把人命當回事，中共自己都嗜血成性、血債纍纍。至於元朝統治者對漢人大搞民族族歧視、滿清統治者對漢族大搞民族壓迫，「留頭不留發」4、大殺漢人、大興文字獄、閉關鎖國、虐民賣國等等，中共更加視而不見，甚至輕描淡寫、修飾掩蓋，因為中共的本性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類、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權，中共自己就大搞歧視農民的戶籍制、中共自己就大興文字獄、中共歷史上閉關鎖國、中共想來就虐民賣國......中共就是要為元朝、清朝歌功頌德，對征服者、統治者的罪惡視而不見，甚至把把征服者、統治者的罪惡都講成是功績，因為中共政權和蒙古、滿清這兩個政權一樣，都是極端迷信暴力、嗜血成性的政權，為元朝歌功頌德就是巧妙地為自己歌功頌德。
那麼，元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王朝？我以為，元朝不是中華民族的王朝，理由是：
一，元政權完全是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始終獨立於華夏政權之外的外族政權。當時的蒙古民族遠未歸化華夏民族，其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生活、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予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迥然不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與華夏民族的正宗主體宋帝國完全是兩個獨立而互不隸屬的國家；在成吉思汗建政之前，蒙古諸部落活動空間也遠遠處於宋帝國的疆域之外。因此，元朝是一個外族征服政權，元滅南宋是蒙古民族對華夏民族的征服。
二，元（蒙古）政權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王朝的禮制。元朝統治者完全廢除了儒家的獨尊地位，而代之以對宗教的尊崇：蒙古統治者始終實行宗教寬容的國策，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一律加以保護，其中喇嘛佛教尤其受到推崇，元朝設立了最高神職職位--帝師，帝師有烏思藏佛都薩斯迦派的高級喇嘛擔任，也是全國佛教的最高領袖5。元朝朝廷對帝師的敬禮和尊信無所不至，就是皇帝及所有的皇室成員都要接受帝師的罐頂（洗禮）6。元朝這種強烈的尊崇宗教，以及帶有一定程度的政教分離色彩的體制，迥異於華夏王朝的那種獨尊儒術、輕視宗教、神道、王道、教化不分的那種一元制的政體，倒與西方的封建王國非常相似。
元（蒙古）政權始終實行領戶分封制。成吉思汗即位後，建立千戶制，將全國的人民和土地劃分為95個千戶，由大汗分別授予與共同建國的貴戚、功臣，任命他們為千戶的那顏（首領），使之世襲管領。千戶下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下為十戶。蒙古征服者攻取中原地區等華夏民族本土後，將一大批漢族地主豪強封為世侯，擁有地方軍政大權，統治一方，世襲相傳7，這實際上是在中國恢復貴族分封體制。元世祖忽必烈更是用政府法令重申成吉思汗定下的領戶分封制。可見，嚴格地說，元朝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這與華夏的歷朝歷代有很大的區別。元帝國的貴族體制和領戶分封制，倒與歐洲國家的封建體制更相似。元朝統治者長期拒絕採用華夏王朝創造並沿用的科舉制度，直到元朝末期元仁宗在位時才短暫地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是規模很小，遠不如宋朝完備，也不是元朝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元英宗試圖試圖擴大科舉制度，但是元英宗因為他的親漢政策很快被蒙古貴族暗殺，科舉制度也被廢止8。元朝朝廷使用蒙古貴族、和漢族豪強地主世襲做官，這實際上是貴族政治，與華夏王朝差異巨大，而與歐洲國家相似。
三，元朝的上層統治集團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文化。終元一朝，上至皇帝、蒙古大貴族、下至蒙古人和色目人官員，很少有人通曉漢語。元朝政府寧可培訓和雇佣大批的翻譯維持統治機器運轉，也不願實施漢化政策。蒙古統治者拒絕漢化的強硬措施，既保持了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也使得元朝始終無法向滿清那樣融入中華文化。
同樣是外族征服政權，中國很多歷史學家狂熱地吹捧清朝，卻因為元朝沒有接受儒家禮制、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文化，就把元朝貶得一塌糊塗，這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元朝遠比清朝充滿活力，也比宋朝和明朝更有活力；元朝是歷史最有可能把中華民族帶上近代化道路的一個朝代。
同樣是外來的「虜廷」，為什麼說元朝遠比清朝充滿活力？這首先是因為，在各自的征服戰爭過程中，滿清對江淮地區、江南地區一再實行屠城和燒殺的野蠻政策：單一個「揚州十日」，就屠殺漢族人民八十多萬，滿清製造的大屠殺，使唐宋以來繁華的歷史文化大都市、擁有百萬人口的揚州幾乎全部變成了屍山血海的屠宰場和殘亙斷壁的廢墟。在向南征服的過程中，清軍還先後對常州、昆山、江陰、嘉定、蘇州、廣州、長沙等城市進行屠城9，這些東南沿海地區，自南宋以來就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滿清對江南的大屠殺政策，使得大批文化、商貿和手工業人才遭到殺害、工商業、農業、文化受到毀滅性破壞，生產力大倒退，明末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因之而夭折。
蒙古政權當年在向南擴張的過程中，也對黃河流域和川北地區的居民進行過大屠殺，但是忽必烈在繼承帝位之後，改變了燒殺政策：在滅宋戰爭中，忽必烈曉諭元軍統帥伯顏說：「當年宋太祖的大將曹彬奉命攻取南唐，以不喜多殺人而平定江南，你要體會我的這種心情，做我的曹彬。10」
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忽必烈主政以來的攻宋的元軍極少屠城，對南宋軍民基本上採取招撫的政策，對投降官兵概不殺戮，對投降的宋朝皇室成員更是不殺一人，忽必烈的優容和大度，與後來滿清統治者對明朝皇室嫡系子孫斬盡殺絕的鄙劣陰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宋將呂文煥在襄樊保衛戰中抵抗元軍達五年之久，殺傷眾多的元軍，投降後不僅沒有被殺，襄、樊二城也沒有遭屠城。四川合州軍民曾多次打退蒙古軍的進攻，予蒙軍以慘重的殺傷，1259年，蒙古最高統治者蒙哥汗在率軍攻合州時也被炮石擊傷而死，蒙哥臨死前曾留下遺言：今後攻下合州，一定要殺盡城中所有軍民。但是，在1275年合州投降時，忽必烈卻下令赦免了合州城中的居民11。這與後來明朝錦州總兵祖大壽獻城投降後，滿清殘暴地屠城，「婦孺皆不能免」12，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首都臨安，元軍元帥伯顏下令封存宋朝府庫、等級錢谷、將士不得入城、敢於暴掠者，軍法從事。元軍攻略南宋的輕殺束掠的政策，使得杭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區「九衢之市肆不驚，一代之繁華如故」13，這與後來以多鐸等人為將的滿清軍隊進攻江南，致使「民無遺類，地盡拋荒」14，江南數十個繁華的城市成為屍山和瓦礫堆，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自北宋以來，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生產力水平最高的地區。元朝統治者經略南宋的文明，保存了江南的繁華，保護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也保存了社會的活力；而滿清統治者後來征服江南所採取的瘋狂屠殺和擄掠的政策，毀滅了江南的繁華，是社會生產力大倒退，滿清對文明地區的極端野蠻殘暴，極大地扼殺了社會的活力。
第二，蒙古征服者沒有強迫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蒙古化，因而能夠大大地減少因蠻族征服而引發的倒退，也沒有造成漢民族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面對高於自己的漢民族文明，蒙古征服者沒有強迫漢人改著蒙古族衣冠、改留蒙古族髮飾、改用蒙古語言文字、接受蒙古風俗習慣，蒙古征服者也沒有強迫漢民族改變生活、生產方式，因此，元朝統治者沒有破壞華夏民族較先進的文化和文明，元朝取代宋朝，不是歷史的倒退。元朝的蒙古貴族統治集團始終拒絕接受漢族文化和禮制，這雖然不利於籠絡漢族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卻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獨立性，也避免了蒙古的民族文化被漢族文化的糟粕和毒素所污染；元朝統治者沒有強迫漢族蒙古化，避免了因為強迫漢人蒙古化而造成蒙漢難分，最終蒙古人反而被漢化的下場；也避免了因為強迫漢人蒙古化而導致的對漢人的殘酷殺戮，從而避免了造成過分的民族心理創傷和民族之間深遠的仇恨。
後來滿清入關，以多爾袞為代表的滿洲統治者一改昔年蒙古人對漢人的優容作風，強迫漢人滿洲化：滿洲貴族自己雖然學習漢語、利用漢禮制穩定統治，但是卻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一語言，而且一度企圖以滿語取代漢語。滿洲統治者強迫漢族人民「剔發易服」，「留頭不留發，留頭不留發」，滿洲人以世界罕有的殘暴殺戮迫使漢族放棄自己民族的服飾、改著滿裝、旗袍、嚴格地仿效滿洲人剔發留辮，這造成在滿清入關過程中，漢人自征服戰爭之後又因為被強迫滿洲化遭到二次屠殺。滿清的強迫漢人滿洲化的極端野蠻措施，不僅造成了中華文明的大倒退，也造成了漢族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由於滿清統治者的極度鄙劣、以及現在一些滿族人士毫無負疚感的以醜為榮和「滿獨」言論，至今仍有許多漢族人對滿族懷著強烈的仇恨，但卻少有漢人仇恨蒙古族。
滿清強迫漢人滿洲化，雖然得逞於一時，最終卻因為滿洲人的人口以及的文明程度遠遠遜於漢人，漢人不僅沒有滿洲化，滿人反倒因為自己所造成的滿漢難分的狀況，徹底地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徵、消融在漢族的海洋當中。今天，蒙古國依然屹立，掙脫了共產邪靈，生機勃勃，滿族卻名存實亡，與漢族一起受到中共的奴役。滿族不僅名存實亡，還因為當年給漢族造成的心理創傷，至今受仍到漢族的譴責和強烈仇恨，這種自取滅亡的結果，必然是當年滿清征服者始料未及的。看來蒼天循環自有道，惡有惡報是真諦。
第三，元朝沒有像後來滿清那樣大興文字獄。滿清在其統治的兩百六十八年間，製造了一百六十多起文字獄，平均每兩年一起還多15，和平時期屠殺數萬人，這遠遠超過了秦始皇，滿清是兩千多年來製造文字獄最多、最頻繁的朝代。滿清製造文字獄的初衷是掩蓋自己在民族征服中的大屠殺罪行、壓制漢人反抗民族壓迫的思想和意識，到了乾隆時期，文字獄發展到扼殺漢民族的精神活力的地步，不僅嚴禁反滿的言論，一切批判現實、特立獨行的言論乃至不合乾隆帝個人喜好的言論都遭禁止。乾隆帝不僅以文字殺人的頻率和數量遠遠超過以往歷朝歷代，還以編撰《四庫全書》為名，採取抽、刪、毀、改等卑劣手段，銷毀了難以數計的古書和珍貴的歷史資料，導致了諸多領域知識、技藝和資料的失傳，由是而造成了文明大倒退。乾隆帝弘歷的卑鄙、陰毒和野蠻，遠遠超過秦始皇。
滿清統治者長期推行的文字獄政策，極大的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大大加深了中國人的愚昧和奴性，以致到了鴉片戰爭前夕，整個中國社會死氣沉沉，到了「萬馬齊喑」的地步，因而當時的著名詩人龔自珍大聲呼喚：「...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16。」滿清的大興文字獄，是導致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統治者雖然自身的文化比較落後，並且頑固的拒絕漢化，但是他們也沒有用文字獄來扼殺漢人的思想活力。終元一朝，蒙古統治者沒有製造一起文字獄。元朝統治者對思想的寬容態度使得元朝的精神文化充滿活力，繼宋以後，文化、科技發展不僅沒有中斷，而且更加繁榮：元朝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文化科技成果卻異常璀璨、英才薈萃，產生了世界級的大天文學家郭守敬，由於郭守敬在天文學上的傑出成就，現在世界天文學界將月球上的一座山，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元朝在文學上碩果纍纍，產生了詞曲大藝術家馬致遠、元好問、小說大家羅貫中（《三國演義》的作者），元朝的戲曲藝術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產生了大劇作家關漢卿（被譽為 「中國的莎士比亞」）、王實甫、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表演藝術家朱帘秀。元朝的醫學成就也遠非清朝所能及，產生了朱震亨、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大家」......元朝的在造船、航海、工程、製造等領域的科技水平也遠遠超過後來的清朝。因為沒有實行文字獄的野蠻政策，所以蒙古的征服沒有像後來的滿洲征服那樣，引起中華文明的大倒退和大停滯。
第四，元朝沒有像後來滿清那樣，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元朝不僅沒有閉關鎖國，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對外最開放的一個王朝，從某種意義上說，元朝甚至比唐朝還要開放。由於元朝的蒙古統治集團始終對漢文化沒有太大的興趣，反倒更傾慕西方的東西，並且，蒙古統治者對漢民族持有歧視和戒備的心理，他們更願意任用歐洲和阿拉伯國家的「色目人」當官，而不願意用漢人。這決定了元朝尋求與西方國家更密切的往來，因而元朝成為繼唐朝以後對外最開放的一個朝代。蒙古帝國的對外擴張，也使得元朝與西方的密切往來成為可能。由於蒙古軍的大規模西征，橫亙於中國與歐洲、西亞之間的諸多政權被消滅，客觀上打通了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陸上通道，中止了自晚唐以來四百年歐洲與中國的完全隔絕狀態。由於蒙古大帝國的勢力範圍橫貫中、西亞，遠至東歐，因此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上往來變得前所未有的暢通無阻。蒙古帝國為中國對外交往創造的有利的條件，使所有的華夏王朝相形見絀：由於沒有能力打通歐亞大陸通道，「絲綢之路」的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歷代華夏王朝的對外交往越來越依賴海路；而元朝對外交往既有陸路，又有海路，元朝的航海技術發達，元政府對海上貿易聽之任之，完全敞開東南沿海的大門。由於蒙古帝國勢力範圍的遼闊，元朝對外交往的陸上通道比唐朝更為暢通；由於蒙古統治集團對西方的興趣和相對信任，比起唐朝，元朝與西方的交往的內容更為深刻，遠遠超出了經貿交往的範疇，不像唐朝統治者，元朝統治者對西方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他們能夠更多、更廣泛的接受西方的東西。
綜上所述，元朝是一個外來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是一個在體制上與華夏王朝有著很大差異的王朝，元朝又是一個繁榮的、充滿活力的朝代。實際上，元朝是歷史最有可能把中華民族帶上近代化道路的一個朝代。為什麼呢？
上文已經說過，元朝實行的領戶分封制、世侯制有別於華夏王朝的大一統體制，而與歐洲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元朝的喇嘛帝師制，類似於歐洲王國尊崇基督教的政教分離體制，因此，元朝社會不是華夏王朝那樣的一元化專制社會，而是一個由元朝皇帝、領戶和世候（大小貴族）、喇嘛僧侶構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分權制衡的多元化社會，類似於歐洲王國的那種國王、貴族、基督教會三權分立的社會。元朝這種多元化的分權的社會結構，能夠形成自由賴以生長的縫隙，進而生長出新的社會階層。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長期不施行前朝的科舉制度，只是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時期短暫地恢復了科舉制度。儒家由於重文輕理、重文史輕藝術、特別輕視生產勞動，因此成為中華文明均衡發展的障礙，儒家的意識形態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頭號障礙。因此，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導致儒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儒家文人的社會地位連娼妓都不如，這在客觀上為中華文明的均衡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掃清了障礙。所以終元一代，儒家所歧視的「三教九流」社會地位大大提高：和尚喇嘛、道士、僧侶大批躋身上流社會；布衣出身的防治技術專家黃道婆也為社會裏廟以尊；名垂千古；與李白、杜甫不一樣，關漢卿、王實甫畢生沒有當過官，完全靠傑出的戲劇成就留名青史；因為儒家獨尊地位的倒塌，所以婦女演習在元朝成為可能，元雜劇女演員朱帘秀是儒家最輕視的戲子類人，卻因為其高超的表演藝術，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尊敬，以致元朝的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使都公開的追求她17，這在宋朝和明、清兩朝是不可能的。可見，只有在廢黜儒家獨尊地位的社會裏，社會的均衡發展才有可能。
元朝統治者長期不施行科舉制度，堵死了知識份子通過讀書當官的出路，迫使大批的漢族知識份子在行為上修改為做官而學習的價值取向，全心全意地專注於社會各領域、各行業的知識和技藝，以學術和技藝上的建樹來代替功名利祿。因此，元朝統治者長期不施行科舉制度，客觀上能夠大大促進中國經濟、科技、文藝等領域的全面進步。所以元朝的統治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經貿、科技、文化卻非常繁榮、繼宋朝之後繼續進步，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元朝的對外貿易比宋朝更加頻繁和大規模；元朝產生的世界級大科學家郭守敬，比宋代的畢晟等人成就更高，元朝在天文、造船、航海、工程、製造、紡織的科技水平超過了宋朝，遠遠超過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元朝在短短几十年間，在文學藝術上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產生了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 」的大劇作家關漢卿，還有王實甫、楊顯之、白樸、鄭光祖、馬致遠等一大批詞曲、雜劇藝術家，元朝的元曲和雜劇成就，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頂峰。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長期不施行前朝的科舉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元化官本位價值導向，使得多元價值觀衍生的多元化社會文化結構開始生長，而多元文化的社會正是傳統的王朝專制帝制結束、近代化國家誕生的有利條件。
如果元朝能夠存在數百年的時間，中國向近代化國家的轉型就會容易許多。前文已經說過，元朝嚴格的說不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而是一個類似於歐洲分封制的較為鬆散的封建帝國，元朝皇帝、大小貴族、世侯和僧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分權制衡的結構，分權制衡的體制能夠形成社會自由和新的社會階層賴以生長的權力縫隙。比起遵奉儒家理學的大一統的明朝，元朝的體制更適合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和發展，如果元朝沒有被朱元璋領導的武裝集團推翻，而能夠延續幾個世紀的話，中國東南沿海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元朝的體制下將會更早、更快地發展、壯大起來並形成氣候，如果那樣，將不會有滿清王朝，也不會有近代的百年屈辱歷史，中國現在很可能已經完成憲政轉型，而且蒙古還會留在中國的版圖之內。然而，元朝對華夏民族的全面統治，只維持了八十九年。元朝國祚之短暫，對於中華民族客觀上是一件遺憾的事。因為取代元朝的明朝，不僅復辟了不利於文明進步的大一統專制體制，而且將科舉制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全面恢復和強化中國社會的官本位傳統。不僅如此，明朝還是科舉制倒退到束縛思想、扼殺人才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開創了以儒家理學（朱熹註釋的《四書五經》）取士的科舉制度的新階段，從此中國的科舉制度全面走向反動，自明朝以降，科舉制度不僅將大批才俊之士引誘到皓首窮經，「求取功名」的道路上，而且將中國知識份子的求知活動誘入儒家理學的圈套束縛中，從而知識面更加狹隘、精神更加呆板僵化，這大大地阻礙了科技、生產力的進步，以及社會的均衡發展。可見，元朝被明朝取代，客觀上是大大延緩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大憾事，雖然朱元璋「驅逐韃虜」滿足了漢民族的民族自尊心理。
元朝為什麼過早滅亡？撇開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元朝統治者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這直接導致了元朝的過早滅亡：一是元朝對「白蓮教」、「明教」等煽動暴力造反的邪教沒有採取足夠的防範措施。
前文已經說過，元朝統治者實行宗教自由的政策，但是實行宗教自由不等於可以對任何宗教都聽之任之，否則就會危及到政權的生存，因為各種宗教性質不同，對社會產生的作用也不一樣：像基督教、佛教這樣的正宗的宗教、以及道教這樣的半宗教，確實非常能夠安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能夠在維持社會穩定上起到政府起不到的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組織崇尚暴力、並且煽動暴力和仇恨，「白蓮教 」、「明教」、東漢末年的「太平道」，都是崇尚暴力、煽動暴力和仇恨的宗教信仰組織，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是政權的大患。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有的有兩面性，世俗統治者合其意的時候，它對維繫社會安定有一定的作用；世俗統治者不合其意，就煽動暴力造反，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也是政權的潛在大患。煽動仇恨和暴力的宗教信仰組織就是邪教，一個政權要保證自身的安全，就必須及時取締邪教組織。
在元朝以前，就已經有東漢政府疏於防範「太平道」的教訓。當年東漢統治者長期對「太平道」的發展聽之任之，其首領張角得以傳道十幾年，到公元一八四年的時候，勢力發展到三十六方，每方設渠帥一名，統領教徒一萬名左右，「太平道」已經形成類軍事化龐大組織，這時候再取締，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到東漢政府感到恐懼，要鎮壓「太平道」時，「太平道」順勢造反，一下子便成燎原之勢，後來東漢雖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將造反鎮壓了下去，但也因元氣大傷，名存實亡了。
元朝統治者不知什麼原因，根本就沒有吸取東漢遭受「太平道」之禍的教訓。東漢統治者失策於對「太平道」防範過遲，元朝則對白蓮教、明教根本沒有防範。終元一朝，白蓮教和明教幾十年的宣揚「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神秘預言，借裝神弄鬼散播反元思想，並且暗蓄武裝，元朝政府對此居然聽之任之，以致於14世紀五十年代，白蓮教、明教勢力已經深入滲透到河南、江淮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直到元朝因為天災人禍而社會矛盾激化之際，這些邪教終於乘元政府疏濬黃河徵集民夫之際，採用偷鑿石人，並在石人背後彫刻改朝換代的「預言」等裝神弄鬼的手法，掀起大規模的反元暴動，元政府這時候才急忙派兵鎮壓邪教，但是已經錯失了鎮壓造反的優勢和主動性，在白蓮教、明教發動暴亂之後，張士誠、陳友諒、郭子興、朱元璋等地方豪強和黑道梟雄也乘機起兵反元，天下大亂，「按下葫蘆浮起瓢」，元朝統治這個時候不論怎樣努力，也回天無術了。對邪教疏於防範是導致元政權不能長久的直接原因，元朝之所以國柞不長，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元朝統治者推行並公開宣揚對漢人及華夏各民族的歧視政策。蒙古統治者公開把國人分成四等：蒙古人最優等；歐洲人、西亞人、中亞人等「色目人」居第二等；「漢人」（包括北方漢人以及女真、契丹等黃種北方民族）被列為第三等；包括南方漢人及各少數民族在內的原南宋國民被稱為「南人」，被列入最低等人群18 。華夏民族向來重面子，元朝統治者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極大地刺傷了以漢人為主體的華夏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招致了這些在數量上十幾倍於蒙古人的被統治者的強烈民族仇恨。
在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的同時，蒙古統治者又長期不實行科舉制度，堵死了漢族人當官的出路，更是在漢人仇蒙怒火上火上澆油。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大國，中國社會是一個官本位導向的社會。從西漢開始，由於長期獨尊儒術和科舉制度的雙重影響，至南宋滅亡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官本位習性已經非常深重，元朝長期廢止科舉制度，等於是在清除社會的官本位習性，但是長期的歷史留下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文化心理，沒有幾代人以上的時間，是不可能清除乾淨的，以南宋遺老遺少為首的廣大官本位文化的漢族知識份子由於當官求取功名的出路被堵死，已經倍感壓抑，這時候的民族歧視更容易引發他們的憤懣和反叛的情緒，知識份子向來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和鼓動者，元朝廢止科舉和民族歧視的雙管政策，等於是逼迫漢族知識份子去煽動老百姓造反。
元朝廢止科舉制事實上是進步的舉措，因此長期不實行科舉制度無可厚非，但是要想維持長期統治，在廢止科舉制的同時就不能推行民族歧視的政策，相反，還必須增加漢人官員和幕僚的數量，給漢人一條當官的路子。另外，中國是個大國，幅員遼闊，元朝又是一個帶有強烈分封制色彩的王朝，各地漢族的世候不僅把持著當地財政，還手握兵權，這些人具備反叛的便利條件。在這種體制下，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埋藏著巨大的風險，因為這容易刺傷這些漢族豪強的自尊心和榮譽感，從而導致他們造反。要推行民族歧視政策而不至於有大的風險，就必須施行像秦朝或者清朝那樣的嚴格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地方統治者不能世襲、不能有兵權。由於元朝的分封體制比起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更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因此元朝的分封制是無可厚非的，應該指責的是它的民族歧視政策。元朝的做法，遠不如後來的滿清統治者來的狡詐。實際上，滿清統治者施行民族歧視的惡劣程度比起元朝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有的八旗子弟都可以不事生產，由國家供養；清朝的滿軍領取的薪俸比漢軍高得多；滿、漢在法律上用非常不平等，滿人享有種種特權，殺死了漢人也不用償命；清朝嚴禁漢人集會、結社，違者處死；封禁東北，嚴禁漢人自行移民，違者處死，而滿洲人則可以自由移居關內各地 ......清朝雖然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實際比起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清朝統治的時間卻比元朝長得多，這是什麼原因？這一是因為：滿洲統治者抓住了漢族「寧可失利，絕不失面子」的虛榮心理，在歧視漢族的同時，高唱「滿漢一家」，大做表面文章，創製「滿漢全席」，在亟需利用的時候不惜把皇家的女兒嫁給吳三桂的兒子；二是因為清朝全盤繼承了明朝的科舉制度，地方的文官基本上全部由漢人擔任，這極大的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官本位習性、滿足了漢族儒家知識份子的強烈的做官慾望，或者是他們有官本位的奔頭。
三是因為清朝實行比明朝乃至比秦朝更為集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削平「三藩」以後，清朝徹底消滅了中國的貴族殘餘習性，徹底消除了貴族和地方豪強制約君權任何可能。清朝的地方官文武嚴格分開、相互制約，漢人很難能夠在軍中擔任高級職務。清朝以扼殺社會活力、阻斷中國歷史進步為代價維持了其268年的反動統治，這是滿洲統治者狡詐的地方，也是其鄙劣的地方，但是從長遠來看，滿清絕不會因其長壽而受人尊敬懷想，相反，會因其狡詐和鄙劣更受歷史輿論的唾棄！
相反，元朝的統治儘管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蒙古統治者卻因為保留和促進了南宋的璀璨的繁榮文明、留下了一個開放、進步、充滿活力的中國社會而終將受到中國人廣泛的尊敬！元朝並沒有因其統治的短暫而遭真正有識之士，事實上，元朝差一點就將中國帶到了一條與世界先進文明接軌的道路上去。
蒙古統治者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們那蒙古人特有的粗曠氣質和開闊的胸襟、他們的自信和勇猛進取的精神、他們的優容大度的作風、他們帶來的類歐洲分封制和宗教自由、他們堅決拒絕漢化、堅決排斥儒家等中國文化糟粕的執著和高貴......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元順帝退走漠北時那一刻，化作天邊的斜陽和長長的身影，引人無限的惆悵和懷想。因為，那斜陽，不是蒙古人的斜陽，而是中華歷史和命運的斜陽。
曾節明 星期二 2006年10月17日下午 4:13:26
索引：
注1：毛澤東詞《沁園春.雪》
注2：《中國歷史》古代史：蒙古的興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七年級下冊，第12課 蒙古的興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
注3：清代趙翼《陔余叢考•九儒十丐》；一官二史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出自南宋遺民鄭思肖之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謝枋得的說法
注4：《清世祖實錄》卷71；七峰道人《七峰遺編》
注5、6：[明]宋濂.元史(卷二四）；《多桑蒙古史》
注7：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66 頁
注8：《蒙古通史》第五章第二節，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注9：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明季南略》卷三雲；顧誠《南明史》第五章第四節
注10：見《元史》本紀第八世祖五，忽必烈原話為：「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注11：《元史》卷13《世祖紀十》
注12: 《明清史料》丙篇；魏斐德《洪業─滿清開國史》；《2003年3 月第13卷第1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注13：《元史》列傳第十九 梁蕭
注14：《明清史料》，丙編，第10本
注15：王彬：《禁書.文字獄》第301頁，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注16：龔自珍《己亥雜詩》
注17：夏庭芝（元朝）：《青樓集》.
（《自由聖火》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其實，這兩種評價都是錯誤的。
儒家有治史的傳統，而且儒家又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中國的史書基本上是由儒家記載和修訂的，史觀當然也是儒家的史觀。因為元朝統治者根本就不尊奉儒家，蒙古貴族信奉的是喇嘛佛教和原始薩滿教的混合，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等級社會中地位非常地下，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3」之說，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社會地位，連娼妓都不如。元朝統治者對儒家的拋棄和極端輕蔑，大大地激起了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仇恨，他們就通過撰修史書來表達對元朝的仇恨和輕蔑，因此，中國的傳統史書對元朝充滿了儒家的偏見。
中共因為其本性迷信暴力，罔顧人命，所以它對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殘暴的征服者都非常推崇，中共過去極端推崇秦始皇，現在又狂熱地推崇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以及滿清帝國的血腥祖宗。歷史上蒙古帝國在軍事征服上空前絕後的成功自然而然的讓中共羨艷不已、神而往之，至於蒙古人、滿洲人在征服戰爭中製造的多起大屠殺災難在中共眼裡不僅不算罪惡，反而是國之雄風的展現、是暴力美學的經典，因為中共的本性不把人命當回事，中共自己都嗜血成性、血債纍纍。至於元朝統治者對漢人大搞民族族歧視、滿清統治者對漢族大搞民族壓迫，「留頭不留發」4、大殺漢人、大興文字獄、閉關鎖國、虐民賣國等等，中共更加視而不見，甚至輕描淡寫、修飾掩蓋，因為中共的本性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類、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權，中共自己就大搞歧視農民的戶籍制、中共自己就大興文字獄、中共歷史上閉關鎖國、中共想來就虐民賣國......中共就是要為元朝、清朝歌功頌德，對征服者、統治者的罪惡視而不見，甚至把把征服者、統治者的罪惡都講成是功績，因為中共政權和蒙古、滿清這兩個政權一樣，都是極端迷信暴力、嗜血成性的政權，為元朝歌功頌德就是巧妙地為自己歌功頌德。
那麼，元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王朝？我以為，元朝不是中華民族的王朝，理由是：
一，元政權完全是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始終獨立於華夏政權之外的外族政權。當時的蒙古民族遠未歸化華夏民族，其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生活、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予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迥然不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與華夏民族的正宗主體宋帝國完全是兩個獨立而互不隸屬的國家；在成吉思汗建政之前，蒙古諸部落活動空間也遠遠處於宋帝國的疆域之外。因此，元朝是一個外族征服政權，元滅南宋是蒙古民族對華夏民族的征服。
二，元（蒙古）政權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王朝的禮制。元朝統治者完全廢除了儒家的獨尊地位，而代之以對宗教的尊崇：蒙古統治者始終實行宗教寬容的國策，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一律加以保護，其中喇嘛佛教尤其受到推崇，元朝設立了最高神職職位--帝師，帝師有烏思藏佛都薩斯迦派的高級喇嘛擔任，也是全國佛教的最高領袖5。元朝朝廷對帝師的敬禮和尊信無所不至，就是皇帝及所有的皇室成員都要接受帝師的罐頂（洗禮）6。元朝這種強烈的尊崇宗教，以及帶有一定程度的政教分離色彩的體制，迥異於華夏王朝的那種獨尊儒術、輕視宗教、神道、王道、教化不分的那種一元制的政體，倒與西方的封建王國非常相似。
元（蒙古）政權始終實行領戶分封制。成吉思汗即位後，建立千戶制，將全國的人民和土地劃分為95個千戶，由大汗分別授予與共同建國的貴戚、功臣，任命他們為千戶的那顏（首領），使之世襲管領。千戶下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下為十戶。蒙古征服者攻取中原地區等華夏民族本土後，將一大批漢族地主豪強封為世侯，擁有地方軍政大權，統治一方，世襲相傳7，這實際上是在中國恢復貴族分封體制。元世祖忽必烈更是用政府法令重申成吉思汗定下的領戶分封制。可見，嚴格地說，元朝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這與華夏的歷朝歷代有很大的區別。元帝國的貴族體制和領戶分封制，倒與歐洲國家的封建體制更相似。元朝統治者長期拒絕採用華夏王朝創造並沿用的科舉制度，直到元朝末期元仁宗在位時才短暫地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是規模很小，遠不如宋朝完備，也不是元朝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元英宗試圖試圖擴大科舉制度，但是元英宗因為他的親漢政策很快被蒙古貴族暗殺，科舉制度也被廢止8。元朝朝廷使用蒙古貴族、和漢族豪強地主世襲做官，這實際上是貴族政治，與華夏王朝差異巨大，而與歐洲國家相似。
三，元朝的上層統治集團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文化。終元一朝，上至皇帝、蒙古大貴族、下至蒙古人和色目人官員，很少有人通曉漢語。元朝政府寧可培訓和雇佣大批的翻譯維持統治機器運轉，也不願實施漢化政策。蒙古統治者拒絕漢化的強硬措施，既保持了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也使得元朝始終無法向滿清那樣融入中華文化。
同樣是外族征服政權，中國很多歷史學家狂熱地吹捧清朝，卻因為元朝沒有接受儒家禮制、基本上沒有接受華夏文化，就把元朝貶得一塌糊塗，這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元朝遠比清朝充滿活力，也比宋朝和明朝更有活力；元朝是歷史最有可能把中華民族帶上近代化道路的一個朝代。
同樣是外來的「虜廷」，為什麼說元朝遠比清朝充滿活力？這首先是因為，在各自的征服戰爭過程中，滿清對江淮地區、江南地區一再實行屠城和燒殺的野蠻政策：單一個「揚州十日」，就屠殺漢族人民八十多萬，滿清製造的大屠殺，使唐宋以來繁華的歷史文化大都市、擁有百萬人口的揚州幾乎全部變成了屍山血海的屠宰場和殘亙斷壁的廢墟。在向南征服的過程中，清軍還先後對常州、昆山、江陰、嘉定、蘇州、廣州、長沙等城市進行屠城9，這些東南沿海地區，自南宋以來就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滿清對江南的大屠殺政策，使得大批文化、商貿和手工業人才遭到殺害、工商業、農業、文化受到毀滅性破壞，生產力大倒退，明末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因之而夭折。
蒙古政權當年在向南擴張的過程中，也對黃河流域和川北地區的居民進行過大屠殺，但是忽必烈在繼承帝位之後，改變了燒殺政策：在滅宋戰爭中，忽必烈曉諭元軍統帥伯顏說：「當年宋太祖的大將曹彬奉命攻取南唐，以不喜多殺人而平定江南，你要體會我的這種心情，做我的曹彬。10」
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忽必烈主政以來的攻宋的元軍極少屠城，對南宋軍民基本上採取招撫的政策，對投降官兵概不殺戮，對投降的宋朝皇室成員更是不殺一人，忽必烈的優容和大度，與後來滿清統治者對明朝皇室嫡系子孫斬盡殺絕的鄙劣陰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宋將呂文煥在襄樊保衛戰中抵抗元軍達五年之久，殺傷眾多的元軍，投降後不僅沒有被殺，襄、樊二城也沒有遭屠城。四川合州軍民曾多次打退蒙古軍的進攻，予蒙軍以慘重的殺傷，1259年，蒙古最高統治者蒙哥汗在率軍攻合州時也被炮石擊傷而死，蒙哥臨死前曾留下遺言：今後攻下合州，一定要殺盡城中所有軍民。但是，在1275年合州投降時，忽必烈卻下令赦免了合州城中的居民11。這與後來明朝錦州總兵祖大壽獻城投降後，滿清殘暴地屠城，「婦孺皆不能免」12，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首都臨安，元軍元帥伯顏下令封存宋朝府庫、等級錢谷、將士不得入城、敢於暴掠者，軍法從事。元軍攻略南宋的輕殺束掠的政策，使得杭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區「九衢之市肆不驚，一代之繁華如故」13，這與後來以多鐸等人為將的滿清軍隊進攻江南，致使「民無遺類，地盡拋荒」14，江南數十個繁華的城市成為屍山和瓦礫堆，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自北宋以來，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生產力水平最高的地區。元朝統治者經略南宋的文明，保存了江南的繁華，保護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也保存了社會的活力；而滿清統治者後來征服江南所採取的瘋狂屠殺和擄掠的政策，毀滅了江南的繁華，是社會生產力大倒退，滿清對文明地區的極端野蠻殘暴，極大地扼殺了社會的活力。
第二，蒙古征服者沒有強迫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蒙古化，因而能夠大大地減少因蠻族征服而引發的倒退，也沒有造成漢民族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面對高於自己的漢民族文明，蒙古征服者沒有強迫漢人改著蒙古族衣冠、改留蒙古族髮飾、改用蒙古語言文字、接受蒙古風俗習慣，蒙古征服者也沒有強迫漢民族改變生活、生產方式，因此，元朝統治者沒有破壞華夏民族較先進的文化和文明，元朝取代宋朝，不是歷史的倒退。元朝的蒙古貴族統治集團始終拒絕接受漢族文化和禮制，這雖然不利於籠絡漢族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卻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獨立性，也避免了蒙古的民族文化被漢族文化的糟粕和毒素所污染；元朝統治者沒有強迫漢族蒙古化，避免了因為強迫漢人蒙古化而造成蒙漢難分，最終蒙古人反而被漢化的下場；也避免了因為強迫漢人蒙古化而導致的對漢人的殘酷殺戮，從而避免了造成過分的民族心理創傷和民族之間深遠的仇恨。
後來滿清入關，以多爾袞為代表的滿洲統治者一改昔年蒙古人對漢人的優容作風，強迫漢人滿洲化：滿洲貴族自己雖然學習漢語、利用漢禮制穩定統治，但是卻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一語言，而且一度企圖以滿語取代漢語。滿洲統治者強迫漢族人民「剔發易服」，「留頭不留發，留頭不留發」，滿洲人以世界罕有的殘暴殺戮迫使漢族放棄自己民族的服飾、改著滿裝、旗袍、嚴格地仿效滿洲人剔發留辮，這造成在滿清入關過程中，漢人自征服戰爭之後又因為被強迫滿洲化遭到二次屠殺。滿清的強迫漢人滿洲化的極端野蠻措施，不僅造成了中華文明的大倒退，也造成了漢族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由於滿清統治者的極度鄙劣、以及現在一些滿族人士毫無負疚感的以醜為榮和「滿獨」言論，至今仍有許多漢族人對滿族懷著強烈的仇恨，但卻少有漢人仇恨蒙古族。
滿清強迫漢人滿洲化，雖然得逞於一時，最終卻因為滿洲人的人口以及的文明程度遠遠遜於漢人，漢人不僅沒有滿洲化，滿人反倒因為自己所造成的滿漢難分的狀況，徹底地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徵、消融在漢族的海洋當中。今天，蒙古國依然屹立，掙脫了共產邪靈，生機勃勃，滿族卻名存實亡，與漢族一起受到中共的奴役。滿族不僅名存實亡，還因為當年給漢族造成的心理創傷，至今受仍到漢族的譴責和強烈仇恨，這種自取滅亡的結果，必然是當年滿清征服者始料未及的。看來蒼天循環自有道，惡有惡報是真諦。
第三，元朝沒有像後來滿清那樣大興文字獄。滿清在其統治的兩百六十八年間，製造了一百六十多起文字獄，平均每兩年一起還多15，和平時期屠殺數萬人，這遠遠超過了秦始皇，滿清是兩千多年來製造文字獄最多、最頻繁的朝代。滿清製造文字獄的初衷是掩蓋自己在民族征服中的大屠殺罪行、壓制漢人反抗民族壓迫的思想和意識，到了乾隆時期，文字獄發展到扼殺漢民族的精神活力的地步，不僅嚴禁反滿的言論，一切批判現實、特立獨行的言論乃至不合乾隆帝個人喜好的言論都遭禁止。乾隆帝不僅以文字殺人的頻率和數量遠遠超過以往歷朝歷代，還以編撰《四庫全書》為名，採取抽、刪、毀、改等卑劣手段，銷毀了難以數計的古書和珍貴的歷史資料，導致了諸多領域知識、技藝和資料的失傳，由是而造成了文明大倒退。乾隆帝弘歷的卑鄙、陰毒和野蠻，遠遠超過秦始皇。
滿清統治者長期推行的文字獄政策，極大的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大大加深了中國人的愚昧和奴性，以致到了鴉片戰爭前夕，整個中國社會死氣沉沉，到了「萬馬齊喑」的地步，因而當時的著名詩人龔自珍大聲呼喚：「...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16。」滿清的大興文字獄，是導致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統治者雖然自身的文化比較落後，並且頑固的拒絕漢化，但是他們也沒有用文字獄來扼殺漢人的思想活力。終元一朝，蒙古統治者沒有製造一起文字獄。元朝統治者對思想的寬容態度使得元朝的精神文化充滿活力，繼宋以後，文化、科技發展不僅沒有中斷，而且更加繁榮：元朝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文化科技成果卻異常璀璨、英才薈萃，產生了世界級的大天文學家郭守敬，由於郭守敬在天文學上的傑出成就，現在世界天文學界將月球上的一座山，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元朝在文學上碩果纍纍，產生了詞曲大藝術家馬致遠、元好問、小說大家羅貫中（《三國演義》的作者），元朝的戲曲藝術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產生了大劇作家關漢卿（被譽為 「中國的莎士比亞」）、王實甫、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表演藝術家朱帘秀。元朝的醫學成就也遠非清朝所能及，產生了朱震亨、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大家」......元朝的在造船、航海、工程、製造等領域的科技水平也遠遠超過後來的清朝。因為沒有實行文字獄的野蠻政策，所以蒙古的征服沒有像後來的滿洲征服那樣，引起中華文明的大倒退和大停滯。
第四，元朝沒有像後來滿清那樣，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元朝不僅沒有閉關鎖國，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對外最開放的一個王朝，從某種意義上說，元朝甚至比唐朝還要開放。由於元朝的蒙古統治集團始終對漢文化沒有太大的興趣，反倒更傾慕西方的東西，並且，蒙古統治者對漢民族持有歧視和戒備的心理，他們更願意任用歐洲和阿拉伯國家的「色目人」當官，而不願意用漢人。這決定了元朝尋求與西方國家更密切的往來，因而元朝成為繼唐朝以後對外最開放的一個朝代。蒙古帝國的對外擴張，也使得元朝與西方的密切往來成為可能。由於蒙古軍的大規模西征，橫亙於中國與歐洲、西亞之間的諸多政權被消滅，客觀上打通了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陸上通道，中止了自晚唐以來四百年歐洲與中國的完全隔絕狀態。由於蒙古大帝國的勢力範圍橫貫中、西亞，遠至東歐，因此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上往來變得前所未有的暢通無阻。蒙古帝國為中國對外交往創造的有利的條件，使所有的華夏王朝相形見絀：由於沒有能力打通歐亞大陸通道，「絲綢之路」的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歷代華夏王朝的對外交往越來越依賴海路；而元朝對外交往既有陸路，又有海路，元朝的航海技術發達，元政府對海上貿易聽之任之，完全敞開東南沿海的大門。由於蒙古帝國勢力範圍的遼闊，元朝對外交往的陸上通道比唐朝更為暢通；由於蒙古統治集團對西方的興趣和相對信任，比起唐朝，元朝與西方的交往的內容更為深刻，遠遠超出了經貿交往的範疇，不像唐朝統治者，元朝統治者對西方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他們能夠更多、更廣泛的接受西方的東西。
綜上所述，元朝是一個外來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是一個在體制上與華夏王朝有著很大差異的王朝，元朝又是一個繁榮的、充滿活力的朝代。實際上，元朝是歷史最有可能把中華民族帶上近代化道路的一個朝代。為什麼呢？
上文已經說過，元朝實行的領戶分封制、世侯制有別於華夏王朝的大一統體制，而與歐洲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元朝的喇嘛帝師制，類似於歐洲王國尊崇基督教的政教分離體制，因此，元朝社會不是華夏王朝那樣的一元化專制社會，而是一個由元朝皇帝、領戶和世候（大小貴族）、喇嘛僧侶構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分權制衡的多元化社會，類似於歐洲王國的那種國王、貴族、基督教會三權分立的社會。元朝這種多元化的分權的社會結構，能夠形成自由賴以生長的縫隙，進而生長出新的社會階層。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長期不施行前朝的科舉制度，只是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時期短暫地恢復了科舉制度。儒家由於重文輕理、重文史輕藝術、特別輕視生產勞動，因此成為中華文明均衡發展的障礙，儒家的意識形態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頭號障礙。因此，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導致儒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儒家文人的社會地位連娼妓都不如，這在客觀上為中華文明的均衡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掃清了障礙。所以終元一代，儒家所歧視的「三教九流」社會地位大大提高：和尚喇嘛、道士、僧侶大批躋身上流社會；布衣出身的防治技術專家黃道婆也為社會裏廟以尊；名垂千古；與李白、杜甫不一樣，關漢卿、王實甫畢生沒有當過官，完全靠傑出的戲劇成就留名青史；因為儒家獨尊地位的倒塌，所以婦女演習在元朝成為可能，元雜劇女演員朱帘秀是儒家最輕視的戲子類人，卻因為其高超的表演藝術，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尊敬，以致元朝的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使都公開的追求她17，這在宋朝和明、清兩朝是不可能的。可見，只有在廢黜儒家獨尊地位的社會裏，社會的均衡發展才有可能。
元朝統治者長期不施行科舉制度，堵死了知識份子通過讀書當官的出路，迫使大批的漢族知識份子在行為上修改為做官而學習的價值取向，全心全意地專注於社會各領域、各行業的知識和技藝，以學術和技藝上的建樹來代替功名利祿。因此，元朝統治者長期不施行科舉制度，客觀上能夠大大促進中國經濟、科技、文藝等領域的全面進步。所以元朝的統治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經貿、科技、文化卻非常繁榮、繼宋朝之後繼續進步，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元朝的對外貿易比宋朝更加頻繁和大規模；元朝產生的世界級大科學家郭守敬，比宋代的畢晟等人成就更高，元朝在天文、造船、航海、工程、製造、紡織的科技水平超過了宋朝，遠遠超過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元朝在短短几十年間，在文學藝術上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產生了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 」的大劇作家關漢卿，還有王實甫、楊顯之、白樸、鄭光祖、馬致遠等一大批詞曲、雜劇藝術家，元朝的元曲和雜劇成就，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頂峰。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獨尊地位，長期不施行前朝的科舉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元化官本位價值導向，使得多元價值觀衍生的多元化社會文化結構開始生長，而多元文化的社會正是傳統的王朝專制帝制結束、近代化國家誕生的有利條件。
如果元朝能夠存在數百年的時間，中國向近代化國家的轉型就會容易許多。前文已經說過，元朝嚴格的說不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而是一個類似於歐洲分封制的較為鬆散的封建帝國，元朝皇帝、大小貴族、世侯和僧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分權制衡的結構，分權制衡的體制能夠形成社會自由和新的社會階層賴以生長的權力縫隙。比起遵奉儒家理學的大一統的明朝，元朝的體制更適合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和發展，如果元朝沒有被朱元璋領導的武裝集團推翻，而能夠延續幾個世紀的話，中國東南沿海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元朝的體制下將會更早、更快地發展、壯大起來並形成氣候，如果那樣，將不會有滿清王朝，也不會有近代的百年屈辱歷史，中國現在很可能已經完成憲政轉型，而且蒙古還會留在中國的版圖之內。然而，元朝對華夏民族的全面統治，只維持了八十九年。元朝國祚之短暫，對於中華民族客觀上是一件遺憾的事。因為取代元朝的明朝，不僅復辟了不利於文明進步的大一統專制體制，而且將科舉制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全面恢復和強化中國社會的官本位傳統。不僅如此，明朝還是科舉制倒退到束縛思想、扼殺人才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開創了以儒家理學（朱熹註釋的《四書五經》）取士的科舉制度的新階段，從此中國的科舉制度全面走向反動，自明朝以降，科舉制度不僅將大批才俊之士引誘到皓首窮經，「求取功名」的道路上，而且將中國知識份子的求知活動誘入儒家理學的圈套束縛中，從而知識面更加狹隘、精神更加呆板僵化，這大大地阻礙了科技、生產力的進步，以及社會的均衡發展。可見，元朝被明朝取代，客觀上是大大延緩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大憾事，雖然朱元璋「驅逐韃虜」滿足了漢民族的民族自尊心理。
元朝為什麼過早滅亡？撇開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元朝統治者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這直接導致了元朝的過早滅亡：一是元朝對「白蓮教」、「明教」等煽動暴力造反的邪教沒有採取足夠的防範措施。
前文已經說過，元朝統治者實行宗教自由的政策，但是實行宗教自由不等於可以對任何宗教都聽之任之，否則就會危及到政權的生存，因為各種宗教性質不同，對社會產生的作用也不一樣：像基督教、佛教這樣的正宗的宗教、以及道教這樣的半宗教，確實非常能夠安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能夠在維持社會穩定上起到政府起不到的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組織崇尚暴力、並且煽動暴力和仇恨，「白蓮教 」、「明教」、東漢末年的「太平道」，都是崇尚暴力、煽動暴力和仇恨的宗教信仰組織，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是政權的大患。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有的有兩面性，世俗統治者合其意的時候，它對維繫社會安定有一定的作用；世俗統治者不合其意，就煽動暴力造反，這樣的宗教信仰組織也是政權的潛在大患。煽動仇恨和暴力的宗教信仰組織就是邪教，一個政權要保證自身的安全，就必須及時取締邪教組織。
在元朝以前，就已經有東漢政府疏於防範「太平道」的教訓。當年東漢統治者長期對「太平道」的發展聽之任之，其首領張角得以傳道十幾年，到公元一八四年的時候，勢力發展到三十六方，每方設渠帥一名，統領教徒一萬名左右，「太平道」已經形成類軍事化龐大組織，這時候再取締，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到東漢政府感到恐懼，要鎮壓「太平道」時，「太平道」順勢造反，一下子便成燎原之勢，後來東漢雖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將造反鎮壓了下去，但也因元氣大傷，名存實亡了。
元朝統治者不知什麼原因，根本就沒有吸取東漢遭受「太平道」之禍的教訓。東漢統治者失策於對「太平道」防範過遲，元朝則對白蓮教、明教根本沒有防範。終元一朝，白蓮教和明教幾十年的宣揚「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神秘預言，借裝神弄鬼散播反元思想，並且暗蓄武裝，元朝政府對此居然聽之任之，以致於14世紀五十年代，白蓮教、明教勢力已經深入滲透到河南、江淮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直到元朝因為天災人禍而社會矛盾激化之際，這些邪教終於乘元政府疏濬黃河徵集民夫之際，採用偷鑿石人，並在石人背後彫刻改朝換代的「預言」等裝神弄鬼的手法，掀起大規模的反元暴動，元政府這時候才急忙派兵鎮壓邪教，但是已經錯失了鎮壓造反的優勢和主動性，在白蓮教、明教發動暴亂之後，張士誠、陳友諒、郭子興、朱元璋等地方豪強和黑道梟雄也乘機起兵反元，天下大亂，「按下葫蘆浮起瓢」，元朝統治這個時候不論怎樣努力，也回天無術了。對邪教疏於防範是導致元政權不能長久的直接原因，元朝之所以國柞不長，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元朝統治者推行並公開宣揚對漢人及華夏各民族的歧視政策。蒙古統治者公開把國人分成四等：蒙古人最優等；歐洲人、西亞人、中亞人等「色目人」居第二等；「漢人」（包括北方漢人以及女真、契丹等黃種北方民族）被列為第三等；包括南方漢人及各少數民族在內的原南宋國民被稱為「南人」，被列入最低等人群18 。華夏民族向來重面子，元朝統治者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極大地刺傷了以漢人為主體的華夏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招致了這些在數量上十幾倍於蒙古人的被統治者的強烈民族仇恨。
在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的同時，蒙古統治者又長期不實行科舉制度，堵死了漢族人當官的出路，更是在漢人仇蒙怒火上火上澆油。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大國，中國社會是一個官本位導向的社會。從西漢開始，由於長期獨尊儒術和科舉制度的雙重影響，至南宋滅亡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官本位習性已經非常深重，元朝長期廢止科舉制度，等於是在清除社會的官本位習性，但是長期的歷史留下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文化心理，沒有幾代人以上的時間，是不可能清除乾淨的，以南宋遺老遺少為首的廣大官本位文化的漢族知識份子由於當官求取功名的出路被堵死，已經倍感壓抑，這時候的民族歧視更容易引發他們的憤懣和反叛的情緒，知識份子向來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和鼓動者，元朝廢止科舉和民族歧視的雙管政策，等於是逼迫漢族知識份子去煽動老百姓造反。
元朝廢止科舉制事實上是進步的舉措，因此長期不實行科舉制度無可厚非，但是要想維持長期統治，在廢止科舉制的同時就不能推行民族歧視的政策，相反，還必須增加漢人官員和幕僚的數量，給漢人一條當官的路子。另外，中國是個大國，幅員遼闊，元朝又是一個帶有強烈分封制色彩的王朝，各地漢族的世候不僅把持著當地財政，還手握兵權，這些人具備反叛的便利條件。在這種體制下，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視政策埋藏著巨大的風險，因為這容易刺傷這些漢族豪強的自尊心和榮譽感，從而導致他們造反。要推行民族歧視政策而不至於有大的風險，就必須施行像秦朝或者清朝那樣的嚴格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地方統治者不能世襲、不能有兵權。由於元朝的分封體制比起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更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因此元朝的分封制是無可厚非的，應該指責的是它的民族歧視政策。元朝的做法，遠不如後來的滿清統治者來的狡詐。實際上，滿清統治者施行民族歧視的惡劣程度比起元朝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有的八旗子弟都可以不事生產，由國家供養；清朝的滿軍領取的薪俸比漢軍高得多；滿、漢在法律上用非常不平等，滿人享有種種特權，殺死了漢人也不用償命；清朝嚴禁漢人集會、結社，違者處死；封禁東北，嚴禁漢人自行移民，違者處死，而滿洲人則可以自由移居關內各地 ......清朝雖然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實際比起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清朝統治的時間卻比元朝長得多，這是什麼原因？這一是因為：滿洲統治者抓住了漢族「寧可失利，絕不失面子」的虛榮心理，在歧視漢族的同時，高唱「滿漢一家」，大做表面文章，創製「滿漢全席」，在亟需利用的時候不惜把皇家的女兒嫁給吳三桂的兒子；二是因為清朝全盤繼承了明朝的科舉制度，地方的文官基本上全部由漢人擔任，這極大的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官本位習性、滿足了漢族儒家知識份子的強烈的做官慾望，或者是他們有官本位的奔頭。
三是因為清朝實行比明朝乃至比秦朝更為集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削平「三藩」以後，清朝徹底消滅了中國的貴族殘餘習性，徹底消除了貴族和地方豪強制約君權任何可能。清朝的地方官文武嚴格分開、相互制約，漢人很難能夠在軍中擔任高級職務。清朝以扼殺社會活力、阻斷中國歷史進步為代價維持了其268年的反動統治，這是滿洲統治者狡詐的地方，也是其鄙劣的地方，但是從長遠來看，滿清絕不會因其長壽而受人尊敬懷想，相反，會因其狡詐和鄙劣更受歷史輿論的唾棄！
相反，元朝的統治儘管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蒙古統治者卻因為保留和促進了南宋的璀璨的繁榮文明、留下了一個開放、進步、充滿活力的中國社會而終將受到中國人廣泛的尊敬！元朝並沒有因其統治的短暫而遭真正有識之士，事實上，元朝差一點就將中國帶到了一條與世界先進文明接軌的道路上去。
蒙古統治者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們那蒙古人特有的粗曠氣質和開闊的胸襟、他們的自信和勇猛進取的精神、他們的優容大度的作風、他們帶來的類歐洲分封制和宗教自由、他們堅決拒絕漢化、堅決排斥儒家等中國文化糟粕的執著和高貴......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元順帝退走漠北時那一刻，化作天邊的斜陽和長長的身影，引人無限的惆悵和懷想。因為，那斜陽，不是蒙古人的斜陽，而是中華歷史和命運的斜陽。
曾節明 星期二 2006年10月17日下午 4:13:26
索引：
注1：毛澤東詞《沁園春.雪》
注2：《中國歷史》古代史：蒙古的興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七年級下冊，第12課 蒙古的興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
注3：清代趙翼《陔余叢考•九儒十丐》；一官二史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出自南宋遺民鄭思肖之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謝枋得的說法
注4：《清世祖實錄》卷71；七峰道人《七峰遺編》
注5、6：[明]宋濂.元史(卷二四）；《多桑蒙古史》
注7：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66 頁
注8：《蒙古通史》第五章第二節，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注9：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明季南略》卷三雲；顧誠《南明史》第五章第四節
注10：見《元史》本紀第八世祖五，忽必烈原話為：「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注11：《元史》卷13《世祖紀十》
注12: 《明清史料》丙篇；魏斐德《洪業─滿清開國史》；《2003年3 月第13卷第1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注13：《元史》列傳第十九 梁蕭
注14：《明清史料》，丙編，第10本
注15：王彬：《禁書.文字獄》第301頁，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注16：龔自珍《己亥雜詩》
注17：夏庭芝（元朝）：《青樓集》.
（《自由聖火》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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