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宋明時期，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欲」的辦法。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云：「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慾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髒，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舍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云：「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絕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絕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絕，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絕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但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慾，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云：「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製定次年計畫，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畫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製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鬥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云：「出外閑游，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確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伕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伕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伕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伕，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鬥，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伕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然而，政治鬥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後，「誠」字就少見於蔣的日記了。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云：「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慾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髒，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舍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云：「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絕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絕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絕，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絕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但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慾，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云：「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製定次年計畫，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畫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製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鬥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云：「出外閑游，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確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伕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伕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伕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伕，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鬥，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伕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然而，政治鬥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後，「誠」字就少見於蔣的日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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