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共的黑箱政治，林彪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及其死亡，至今仍然迷霧重重。從中共自己公開的材料上看，無論如何，把文革的主要罪責歸咎於林彪或四人幫，都有欠公允。我陳述如下史實，並非為了證明林彪多麼清白，僅僅是為了尊重歷史，沒有毛的支持，林彪和四人幫很難在文革中風光無限，毛才是一切災難的首要罪魁。文革前五年發生的種種暴行，毛澤東是第一罪人，林彪是第二罪人。
從欽定接班人到死無葬身之地，林彪之所以最終背叛毛澤東，一是因為他的性格中還有種為人仗義的倔強，二是因為他深知毛的自負、暴虐、多疑的性格，一旦被毛的懷疑，無論怎樣輸誠，也無濟於事。所以，選擇繼續效忠，結果也是身敗名裂；而選擇背叛，說不定還有一條生路。
林彪深諳伴君如伴虎的獨裁官場生存術，他曾做過極為直率地坦承：「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獃子。」 （見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於《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林彪踐行這套奉承術，始於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為了確立自己在黨內的至尊地位，極力拉攏林彪來打擊他的政治對手。1942年2月8日，林彪從蘇聯返回延安，毛親自接機並舉行盛大歡迎會，這在當時的延安是非同尋常的高規格待遇。在此之前，像周恩來和朱德這樣的元老從外地返回延安，毛都沒有親自迎接。所以，在隨後為林彪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林致辭說： 「季米特洛夫說：蘇聯的黨，由於團結在史達林同志的周圍，而有今天偉大的聯共黨，中國的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以便建設起偉大的中國黨，建設起偉大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P251）
1949年後，林彪在韓戰問題上讓毛澤東吃了軟釘子，他以身體不佳為由拒絕出任志願軍總司令，使毛不得不找彭德懷填補。但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林被毛欽定上山。他配合毛整肅彭德懷，在歷史問題上對彭落井下石，由此林取代彭出任國防部長。他上任後便在軍內率先發起「學毛著運動」運動，不遺餘力地吹捧毛。
文革之初，林彪全力配合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把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高潮。可以說，在公開場合，林對毛的肉麻吹捧，堪稱黨內高官之最。他鼓吹「四個偉大」、 「一句頂一萬句」、「頂峰的頂峰」。中共九大，林被欽定為毛的接班人，理應繼續緊跟毛，即便不能提前接班，也可以等待毛的自然死亡。但恰恰在這段關鍵時期，毛突然對林產生懷疑，而林也違背了獨裁官場的緊跟術，不再容忍毛的多疑霸道和翻雲覆雨，特別是在毛已經點名批林之後，林仍然倔強地不肯向毛低頭，極大地冒犯了毛，這就注定林的最後結局。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的相關記述證實了這一點。林彪因主張設國家主席而令毛產生懷疑，因為毛對國家主席這一職位極為敏感，大躍進的失敗曾使毛不得不聲稱退居二線，讓1959年當上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主持一線，隨著劉的權力和威望的提升，毛對劉的不滿也不斷上升，最終發動文革將劉置於死地。幫助毛打倒了劉的林彪，在剛剛被欽定為接班人之後，馬上就提出重設國家主席，必然招致毛的猜忌，毛、林衝突便不可避免。
廬山會議前，在是否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毛、林的分歧已經出現，毛開始流露出對林彪和陳伯達等人的不滿。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在開幕式上發表長篇講話，又拿出捧毛的老一套，大講「天才論」，把毛捧為「天才的天才」。第二天分組討論，各大組的發言都是緊跟林彪和陳伯達，支持設國家主席，擁戴毛當國家主席。因為，與會者的大多數都不知道，林擁毛當國家主席，怎麼會惹得龍顏大怒。
25日下午，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各大組長也參加。在會上，毛突然發難，致使形勢急轉直下。毛作了三項指示：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的講話。二，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毛最後就設國家主席問題氣憤地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當面對林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9月1日，毛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它是批陳整風的綱領性檔；9月6日，毛在閉幕式上發表了批陳講話，公開發泄對林的不滿；到這時，與會者也都看得出，毛髮起「批陳整風運動」，實際上是針對林彪的。
儘管，廬山上的毛、林衝突的結果以毛的勝利告終，陳伯達做了林彪的替罪羊，但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較量中，處於絕對弱勢的林卻始終沒有順從毛。對毛髮動的 「批陳整風」運動，他採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多少還有點站在失敗者一邊的為人義氣；對毛多次要求林認錯的威逼，他表現出決不檢討的倔強。而周恩來再次扮演「為主席分憂」的忠臣角色，周曾苦口婆心地力勸林彪出面主持政治局的批陳會議，被林拒絕。周在無功而返的情況下，便充當批陳運動的前臺主角。
翻閱《文稿》中的相關記載可以發現，從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毛對「批陳整風」的批示高達20多次，林彪的親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邱會作、李作鵬，先後向毛遞交了檢討信，毛也多次對這些人的檢討信作了批語。1970年10月10日，毛對吳法憲檢討信的批語多達十條；15 日，毛對葉群檢討信的批語也多達十二條。這些批語，無論是明確點到林彪的名字，還是旁敲側擊的點撥，實質上都是針對林彪的，每次批語的最後一條都是「林、周、康及其有關同志閱。」（參見《文稿．第十三冊》P126－241）由此可見，毛讓這些人檢討且做出多條批語，完全是為了給林彪看，目的是催促林也認錯檢討。或者說，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動向他檢討。
然而，無論毛如何逼迫，也無論周恩來如何勸說，林彪就是不低頭。他不僅拒絕主持批判陳伯達的高層會議，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動檢討。這在1949年之後的中共歷史上，大概還是第一次，林彪也成為敢於犯上的第一位高官。
據時任政治局委員的李德生回憶：從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的指示召開批陳的華北會議，會議本想讓林彪主持，但林拒絕，改由周恩來主持。這次會議，系統地揭發和批判了陳伯達的罪行，並宣布了黨中央關於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為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親自和李談了話。接著，毛又指示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會前，周恩來特意帶著李德生、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北戴河勸說林彪。周向林轉達毛的指示，要求林參加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講幾句話，也算是下個台階。然而，這台階與其說是毛出於挽救林的一片苦心而為林準備的，不如說是毛為自己準備的。只要林出席並主持這次會議，就等於林向毛的屈服，毛也就保住了一言九鼎的龍顏。而林見到週一行人後，只叫黃、吳、李、邱檢討錯誤，而他自己卻不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
周等人回北京後，馬上去見毛，匯報了北戴河之行的情況。毛聽後大怒，當面指著黃、吳、李、邱呵斥道：「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李德生在回憶中指出：「對林彪的態度，毛主席滿臉不高興，但當時因有黃、吳、李、邱在場，他沒有說什麼。」「從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個多月中，林彪對他在廬山帶頭搞起來的這場風波，沒有作過任何檢討，毛主席多次給他機會，讓他下台階，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遠，終於發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絕於人民。」（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載於《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儘管如此，毛澤東也還留有餘地。林決不對陳伯達落井下石的仗義和決不向毛低頭的倔強，也可從他在中共慶典上的表現看出。在中共黨內，凡是公開的慶典或集會，誰出場誰不出場以及出場的先後秩序，對於每個高官的仕途前景來說極為重要，特別是在黨內鬥爭極為頻繁的毛時代。
1970 年國慶，剛剛開過「團結勝利」的九大。一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寫進黨章，得到了正式確立，他理應隨毛澤東一起登上天安門，共渡國慶之夜，以示黨的團結。二來就在國慶前的9月6日，毛正式發動針對林的「批陳整風運動」，黨內高層鬥爭已見刀光劍影，林應該識趣，利用與毛同上天安門的機會，當面向毛認錯輸誠。然而，林彪選擇卻是決不再緊跟，也不低頭。
據毛的一位御用攝影師回憶：10月2日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的毛與林在國慶之夜同登天安門的合影是假的，因為國慶之夜的天安門城樓上，林來後僅僅坐了一小會兒，就不知去向。這位攝影師只拍到一張毛與林坐在同一個圓桌前的遠景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到林的側影，而根本就沒有拍到毛、林兩人在一起親密無間的鏡頭。這位現場見證人評述說，林出現在天安門上僅僅是應景而已，他壓根就對在國慶之夜跟隨毛登天安門全無興趣，更不要說與毛親切交談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直到國慶那天，周恩來親臨林彪住處好言力勸，林才勉強答應出席夜晚的觀禮。（見《鳳凰大視野：說不盡毛澤東》共10集，2004年1月1 日首播）
1971年「五．一勞動節」，林彪再次露一面就開溜。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上天安門，但毛萬萬沒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辭而別，表現出對毛的拒絕態度。據董保存回憶：「五．一」晚上，毛澤東比較早地來到天安門的休息室，穿的中山裝很不合體，帽子也沒戴好。而直到焰火晚會就要開始時，天安門上仍然林彪的身影。當工作人員請毛澤東等人上城樓、毛澤東已經起身往外走時，林彪還是沒有出現。周恩來很著急，叫秘書打電話詢問林彪來了沒有。
董保存評論說：「對於林彪沒有到，毛澤東肯定是有感覺的。但他依然不露聲色，通過翻譯和西哈努克交談著。」林彪的身影終於出現，披一件軍大衣，臉上毫無表情。他一反常態，誰也沒理，既不向毛打招呼致意，也沒有和外賓打招呼，就直奔那個屬於他的座位，落座後也不說話。這次也像1970年「十．一」上天安門一樣，林只坐了一小會兒，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董保存評論說：「這太反常了！他這是不辭而別，在這樣重大的政治場合，不辭而別就是一種難以表述的東西……」
周恩來沒想到林會這麼快離開。林走後，周再沒心思看焰火了，他擔心難以向國內外輿論交代。因為，毛、林同登天安門共渡「五．一」的新聞，第二天必須見報，還要有電視片和記錄片。但林只是蜻蜓點水地坐了一下，除了一張光線不好的林彪個人照片外，攝影師再沒有拍到任何影像資料，特別是沒有林與毛在一起的影像。為此，很少向工作人員發火的周恩來，這次卻向中央新聞組組長杜修賢大發雷霆。董保存回憶到：周恩來說，大家都知道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他參加了活動，晚上說好不來參加活動，是我親自去請他，他才來了。這樣的活動要面對全國人民，面對全國觀眾。你們是新聞宣傳的負責人，你們記者手裡拿著照相機攝像機為什麼不拍呢？有人向周解釋說：我們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談話的鏡頭。
週一聽更火了，大聲質問：「林副主席來了沒有？他在這裡坐了一會兒沒有？你們都看見了，你們等什麼？等他們講話？什麼時候規定要等領導人講話才能開機？你們頭腦裡不知想什麼。記者難道不懂得搶拍？新聞就是時間，新聞是等來的嗎？」「人民希望黨中央團結，國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上和人民群眾一起歡度節日，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們回答說林副主席只來了幾分鐘，行嗎？黨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們宣傳，不是解釋。……你們都是有經驗的新聞記者，要想到隨時會出現意外情況，有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準備……你們回去總結經驗教訓，下不為例。」 （董保存：《毛澤東最後一次上天安門林彪為何不辭而別？》；載於《強國論壇》2006年4月30日）
林彪的以上種種不合作，使一直等待林主動服軟的毛終於忍無可忍。於是，毛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間，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毛一路會見當地的黨政軍負責人，也一路發表「倒林」講話。毛從他所認定的九次黨內路線鬥爭講到廬山會議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他說：「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 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取。」接著，毛直接點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指林彪在1970 年8 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起先那麼大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實事嘛！……什麼 頂峰 啦， 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見《文稿 ．第十三冊》P242－249）
9月12日，不知為什麼，毛突然改變計畫，秘密回到北京，在豐臺火車站對前來接駕的李德生等人說：「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毛還要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來南口，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政變。毛如此部署之後的第二天，就發生了震驚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後來，從1971年12月到1972年1 月，中共中央下發了經過毛審閱批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之一、之二、之三等檔。
我相信，在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批陳整風運動中，如果林順從毛的意志，哪怕親自主持一次批陳整風的高層會議，親筆給毛寫一封檢討信，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作一次檢討，即便林的檢討沒有周恩來式檢討的自我作賤，而僅僅學習劉少奇，在被毛點名之後檢討一下，毛大概也不會「倒林」，因為「倒林」的政治代價之大，毛這樣的權術老手不會不知道。畢竟，林是毛欽定的接班人，剛剛寫進黨章不久，如果公開倒林，無異於毛的自打嘴巴。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開發表了「批林」講話，但仍然留有餘地。毛特別提到：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後，我還要找他們談話。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見李德生回憶）
即便如此，倔強的林彪始終沒給毛下台階的機會，正如他在韓戰之初拒不擔任志願軍總司令一樣。正因為如此，林才死得屍骨無存。林彪之死給了毛澤東1949年以來最為沈重的政治打擊，不僅是毛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加速了毛的病，更重要的是， 「9．13事件」從反面喚醒了中國民間對文革和毛的權威的懷疑。
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後，毛髮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公開過作為林彪集團反毛反黨的證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一材料的民間效應與毛的預期恰恰相反，非但無法抹黑林彪集團，反而使林彪贏得了一部分民心。因為「紀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和毛澤東，其中的一些提法深得民。現摘錄如下片斷：
——關於黨內鬥爭：「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矇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關於社會狀況，紀要說：「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干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關於國際衝突：「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
——關於毛澤東的整人術，紀要說：「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紀要中最具啟蒙意義的一段話是：「B-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該紀要還提出：「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
可以說，在文革後期的中國，林彪之死是民意覺醒的轉捩點，「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另類思想啟蒙，啟動了中國社會的覺醒,不僅使毛的權威迅速下降，文革正確性也遭到了民間懷疑。人們隱隱約約第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東西，但毛澤東未必就是好東西。如果沒有「紀要」所羅列的文革罪惡，後來的「四五運動」未必會把矛頭指向毛澤東，發出「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吶喊。
曾親自引領了捧毛的造神運動的林彪，卻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選擇背叛，以屍骨無存的慘烈代價，把他親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縫。
2006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人與人權》2006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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