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近兩個月來我第三次看到「雇凶行凶」的新聞了。就在前幾天，四川省武勝縣工商局黨組書記龔遠明，因具名舉報腐敗而遭到報復。龔遠明在自家門前遭到三名陌生男子砍殺，左腳腳筋被砍斷，頭部受到重創，至今仍未脫離危險。此前，山西省運城市銀監分局副局長及他的情婦，雇凶將他的兩名屬下打成重傷。如果我們把鏡頭再拉遠一些，可以發現，官場中的「雇凶殺人」案竟然也屢有發生。
從刺秦王的荊軻開始，中國「雇凶殺人」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在唐朝，「雇凶殺人」就已經正式寫入法典。《唐律疏議》規定：「雇殺人者，以謀殺論，造意為首，受雇加功者為從……」及至民國，國民黨元老宋教仁，就是被袁世凱雇凶暗殺的。改革開放後，對於權力和金錢的追求，反映到某些人身上，同樣是貪婪和不擇手段。
在這些「雇凶殺人」案中，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當事人的身份是官員，而且手段極其殘忍，一出手就要置對方於死地。他們為什麼雇凶殺人？從表面上看，是利慾熏心，是爭權奪利。其實背後，僱主對「雇凶殺人」也曾進行過嚴格的成本和收益比較。為什麼要雇凶殺人？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東窗事外」的可能性並不大，這樣做的收益大於成本。作出這樣的判斷，是有依據的。曾經看過一則報導，說我國的刑事破案率只有大約30％。難怪有當事人在法庭上這樣說，查到我，算我倒霉。
從犯罪經濟學上來講，要遏止「雇凶殺人」，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一是增加犯罪成本，二是減少犯罪收益。要增加犯罪成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各種法律法規。對於某些面臨生命威脅的人，關鍵時刻，應由國家出資，專人保衛。對被害人的保護，勢必增加雇凶殺人的直接成本。
「惡官」雇凶殺人，不外乎是為了爭權。爭權，最終又是為了「奪利」。可以這樣說，官場尋租的空間越大，這種「惡鬥」存在的可能性也越大。雇凶殺人，是因為腐敗帶來的巨額利潤足以誘惑官員採取極端手段。如果「陞官」與「發財」之間的聯繫不是很緊密，那麼，僱主通過雇凶殺人來掃清陞官障礙的動力，也就會大大降低。從這裡來看，要降低「雇凶殺人」的犯罪收益，就應該加快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若能政治清明，貪污腐敗減少，那麼，「官官相殺」這個難題，自然也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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