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煜，英文名字叫貝拉，20歲，是大學三年級法律系學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媽媽叫章翠英，是個畫家，畫傳統中國畫。我十歲那年，媽媽突然得了重病，叫風濕關節炎，全身疼。爸爸帶著媽媽跑遍了大醫院，看了好多名醫，花了好多錢，也不見好。後來走路都困難，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學後就給媽媽煎中藥，端藥。我常對碗裡的藥默默禱告：快把媽媽的病治好吧。可我看到的還是媽媽愁苦的面容和嘆氣的爸爸。
有一天，爸爸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附近公園裡有人免費教一種氣功，能治病。媽媽不信，爸爸就先去試了一天。第二天連扶帶架把媽媽也帶去，以後一直堅持煉。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給媽媽煎過藥。媽媽一天天健壯起來，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飯了，又拿起畫筆作畫了。爸爸高興起來了，他高興的時候就是使勁拉二胡。
後來我知道這種功法叫法輪功，在中國就有一億多人在修煉。這種功法不但能祛病健身，還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地和道理，教人做好人。
1999 年7月，中共開始大批抓捕了許多法輪功學員。媽媽爸爸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怎麼不讓煉呢？媽媽先是在中領館前和平請願了好幾個月，她的汽車玻璃被砸，車帶被扎，她還是堅持去。後來爸爸媽媽在年底時回國，想用親身體驗告訴政府法輪功好。
幾個星期後，他們就回來了。可是國內迫害越來越厲害，媽媽又想回國上書。爸爸考慮到我小，需要照顧，不同意她走。可媽媽還是留下鑰匙和銀行卡，對我說「要聽爸爸的話」，就一個人回中國了，那是2000年3月，我13歲。
從那時起，我有8個多月沒見到媽媽。最初5個月，一點音訊都也沒有。每天放學的時候我就想，媽媽今天可能回來了吧。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的。爸爸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飯，做作業。看著媽媽的照片，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本來就是一個內向、安靜、不大說話的女孩，這下變得更加沉默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一封落款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上說：「十萬火急，快點救小章吧，要不她就會在監獄裡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處尋求幫助，找議員，找報社，找各種社會團體。澳洲的法輪功學員都行動起來，向各方講法輪功在大陸被鎮壓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找「晨鋒報」，爸爸說完，那位記者撫摸我的頭，她眼睛裡含著淚花。第二天，報紙頭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紹媽媽遭遇的報導。我開始意識到我也能為救媽媽起到作用，我就主動的和爸爸一起去，我雖然不會說什麼，但我的心也會感動許多人。
11月爸爸接到通知說媽媽30日回到澳洲，那天在機場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媽媽的，她穿著一件大大的T恤衫，上面寫著一首她自己在獄中做的詩。
2004年9月15日，媽媽正式向澳洲紐省遞送了控告江澤民和專職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的訴狀。那年我正好考大學，我原本想學藝術，媽媽是畫家，我也愛好美工設計、雕塑。但看到媽媽到處奔波呼籲，請律師、諮詢、非常辛苦。我一下就拿定了主意──學法律。
2006 年3月7日，紐省高等法院就媽媽提出「法院強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澤民和610傳送訴訟書和傳票」的要求，臨時決定召開特別聽證會。我作為媽媽的代言人出席。在聽證會上，我一點也不緊張，準確回答了法官的問題。外界媒體稱我為「章女士的律師」，我一下覺得自己確實是個大人了，感到肩上的擔子的很重。
有個電影叫《秋菊打官司》，是說一個農家婦女告村長。我媽媽也是個平民百姓，告的卻是前國家主席，別人說這是「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打了幾個月，可我媽的官司都打了幾年了，連總統、總理、聯合國都知道了，都成了「國際名案」，但這個案子舉步維艱，比秋菊打官司可難多了。其實就是「強權」和「金錢」 四個字。澳洲這樣的民主國家，在中共的「權勢」「經濟利益」威脅利誘下，桌子底下卻搞著另一種交易。但是，媽媽和我對訴江案必勝充滿了信心。我就是相信：惡有惡報。江澤民這個迫害法輪功的元凶不久就會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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