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專稿】一位華裔少女成長的苦樂

 2006-04-19 00:47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小字

我叫周煜,英文名字叫貝拉,20歲,是大學三年級法律系學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媽媽叫章翠英,是個畫家,畫傳統中國畫。我十歲那年,媽媽突然得了重病,叫風濕關節炎,全身疼。爸爸帶著媽媽跑遍了大醫院,看了好多名醫,花了好多錢,也不見好。後來走路都困難,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學後就給媽媽煎中藥,端藥。我常對碗裡的藥默默禱告:快把媽媽的病治好吧。可我看到的還是媽媽愁苦的面容和嘆氣的爸爸。

有一天,爸爸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附近公園裡有人免費教一種氣功,能治病。媽媽不信,爸爸就先去試了一天。第二天連扶帶架把媽媽也帶去,以後一直堅持煉。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給媽媽煎過藥。媽媽一天天健壯起來,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飯了,又拿起畫筆作畫了。爸爸高興起來了,他高興的時候就是使勁拉二胡。

後來我知道這種功法叫法輪功,在中國就有一億多人在修煉。這種功法不但能祛病健身,還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地和道理,教人做好人。

1999 年7月,中共開始大批抓捕了許多法輪功學員。媽媽爸爸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怎麼不讓煉呢?媽媽先是在中領館前和平請願了好幾個月,她的汽車玻璃被砸,車帶被扎,她還是堅持去。後來爸爸媽媽在年底時回國,想用親身體驗告訴政府法輪功好。

幾個星期後,他們就回來了。可是國內迫害越來越厲害,媽媽又想回國上書。爸爸考慮到我小,需要照顧,不同意她走。可媽媽還是留下鑰匙和銀行卡,對我說「要聽爸爸的話」,就一個人回中國了,那是2000年3月,我13歲。

從那時起,我有8個多月沒見到媽媽。最初5個月,一點音訊都也沒有。每天放學的時候我就想,媽媽今天可能回來了吧。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的。爸爸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飯,做作業。看著媽媽的照片,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本來就是一個內向、安靜、不大說話的女孩,這下變得更加沉默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一封落款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上說:「十萬火急,快點救小章吧,要不她就會在監獄裡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處尋求幫助,找議員,找報社,找各種社會團體。澳洲的法輪功學員都行動起來,向各方講法輪功在大陸被鎮壓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找「晨鋒報」,爸爸說完,那位記者撫摸我的頭,她眼睛裡含著淚花。第二天,報紙頭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紹媽媽遭遇的報導。我開始意識到我也能為救媽媽起到作用,我就主動的和爸爸一起去,我雖然不會說什麼,但我的心也會感動許多人。

11月爸爸接到通知說媽媽30日回到澳洲,那天在機場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媽媽的,她穿著一件大大的T恤衫,上面寫著一首她自己在獄中做的詩。

2004年9月15日,媽媽正式向澳洲紐省遞送了控告江澤民和專職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的訴狀。那年我正好考大學,我原本想學藝術,媽媽是畫家,我也愛好美工設計、雕塑。但看到媽媽到處奔波呼籲,請律師、諮詢、非常辛苦。我一下就拿定了主意──學法律。

2006 年3月7日,紐省高等法院就媽媽提出「法院強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澤民和610傳送訴訟書和傳票」的要求,臨時決定召開特別聽證會。我作為媽媽的代言人出席。在聽證會上,我一點也不緊張,準確回答了法官的問題。外界媒體稱我為「章女士的律師」,我一下覺得自己確實是個大人了,感到肩上的擔子的很重。

有個電影叫《秋菊打官司》,是說一個農家婦女告村長。我媽媽也是個平民百姓,告的卻是前國家主席,別人說這是「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打了幾個月,可我媽的官司都打了幾年了,連總統、總理、聯合國都知道了,都成了「國際名案」,但這個案子舉步維艱,比秋菊打官司可難多了。其實就是「強權」和「金錢」 四個字。澳洲這樣的民主國家,在中共的「權勢」「經濟利益」威脅利誘下,桌子底下卻搞著另一種交易。但是,媽媽和我對訴江案必勝充滿了信心。我就是相信:惡有惡報。江澤民這個迫害法輪功的元凶不久就會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看中國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本文短網址: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x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我們的網站上使用Cookie等技術來個性化內容和廣告並分析我們的流量。點擊下方同意在網路上使用此技術。您要使用我們網站服務就需要接受此條款。 詳細隱私條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