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煜，英文名字叫贝拉，20岁，是大学三年级法律系学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妈妈叫章翠英，是个画家，画传统中国画。我十岁那年，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叫风湿关节炎，全身疼。爸爸带着妈妈跑遍了大医院，看了好多名医，花了好多钱，也不见好。后来走路都困难，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学后就给妈妈煎中药，端药。我常对碗里的药默默祷告：快把妈妈的病治好吧。可我看到的还是妈妈愁苦的面容和叹气的爸爸。
有一天，爸爸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附近公园里有人免费教一种气功，能治病。妈妈不信，爸爸就先去试了一天。第二天连扶带架把妈妈也带去，以后一直坚持炼。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给妈妈煎过药。妈妈一天天健壮起来，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饭了，又拿起画笔作画了。爸爸高兴起来了，他高兴的时候就是使劲拉二胡。
后来我知道这种功法叫法轮功，在中国就有一亿多人在修炼。这种功法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地和道理，教人做好人。
1999 年7月，中共开始大批抓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妈妈爸爸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炼呢？妈妈先是在中领馆前和平请愿了好几个月，她的汽车玻璃被砸，车带被扎，她还是坚持去。后来爸爸妈妈在年底时回国，想用亲身体验告诉政府法轮功好。
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来了。可是国内迫害越来越厉害，妈妈又想回国上书。爸爸考虑到我小，需要照顾，不同意她走。可妈妈还是留下钥匙和银行卡，对我说“要听爸爸的话”，就一个人回中国了，那是2000年3月，我13岁。
从那时起，我有8个多月没见到妈妈。最初5个月，一点音讯都也没有。每天放学的时候我就想，妈妈今天可能回来了吧。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的。爸爸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饭，做作业。看着妈妈的照片，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内向、安静、不大说话的女孩，这下变得更加沉默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一封落款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上说：“十万火急，快点救小章吧，要不她就会在监狱里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处寻求帮助，找议员，找报社，找各种社会团体。澳洲的法轮功学员都行动起来，向各方讲法轮功在大陆被镇压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带我去找“晨锋报”，爸爸说完，那位记者抚摸我的头，她眼睛里含着泪花。第二天，报纸头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绍妈妈遭遇的报导。我开始意识到我也能为救妈妈起到作用，我就主动的和爸爸一起去，我虽然不会说什么，但我的心也会感动许多人。
11月爸爸接到通知说妈妈30日回到澳洲，那天在机场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妈妈的，她穿着一件大大的T恤衫，上面写着一首她自己在狱中做的诗。
2004年9月15日，妈妈正式向澳洲纽省递送了控告江泽民和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诉状。那年我正好考大学，我原本想学艺术，妈妈是画家，我也爱好美工设计、雕塑。但看到妈妈到处奔波呼吁，请律师、咨询、非常辛苦。我一下就拿定了主意──学法律。
2006 年3月7日，纽省高等法院就妈妈提出“法院强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泽民和610传送诉讼书和传票”的要求，临时决定召开特别听证会。我作为妈妈的代言人出席。在听证会上，我一点也不紧张，准确回答了法官的问题。外界媒体称我为“章女士的律师”，我一下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大人了，感到肩上的担子的很重。
有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是说一个农家妇女告村长。我妈妈也是个平民百姓，告的却是前国家主席，别人说这是“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打了几个月，可我妈的官司都打了几年了，连总统、总理、联合国都知道了，都成了“国际名案”，但这个案子举步维艰，比秋菊打官司可难多了。其实就是“强权”和“金钱” 四个字。澳洲这样的民主国家，在中共的“权势”“经济利益”威胁利诱下，桌子底下却搞着另一种交易。但是，妈妈和我对诉江案必胜充满了信心。我就是相信：恶有恶报。江泽民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不久就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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