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運動風生水起
自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康梁逃往海外後，維新、立憲運動進入低潮。雖經過幾年慘淡經營，並無大起色。在1904年之前，立憲運動仍囿於海外少數「立憲派」的輿論宣傳，聲勢不大，國內影響有限。但從1905年起，情況突變，立憲運動驟然高漲，開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一個直接的原因，則是日俄戰爭的刺激。
日俄戰爭是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帝國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侵略、爭奪我國東北，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甲午戰爭後，日本侵佔東北的「大陸政策」與俄國想把東北變成「黃俄羅斯」的野心激烈衝突。1904年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日俄戰爭實際爆發。對這場以中國領土為戰場、使我國東北居民飽受戰爭禍害的戰爭，清政府竟然在12日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聲稱「彼此均系友邦」！
對這場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直接關係中國利害甚至命運的戰爭，國人當然極為關注。但有意思的是，國人雖然譴責這場使東北居民慘遭兵燹之禍的戰爭，對國家衰敗如此、遍地生靈塗炭深感痛心，卻對這場戰爭的勝負更感興趣，紛紛預測戰爭進程、結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此時仍十分弱小的立憲派敏銳地感覺到這場戰爭有可能使國人的思想發生有利於政治改革的變化，自然關注異常。他們作出判斷，認為實行君主立憲的日本可以戰勝仍行君主專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戰後的第三天，立憲派的《中外日報》即發表社論，認為長期以來都是白種人打敗黃種人，白種人對非白種人進行殖民統治，而這次戰爭將使人認識到「國家強弱之分，不是由於種而是由於制」。明確提出國家強弱的關鍵在於制度，而不在其他。還有文章預料日將勝俄，而此戰之後「吾國人之理想必有與今天大異者矣」。甚至還有人認為這次戰爭將使國人「悟世界政治之趨勢，參軍國之內情，而觸一般社會之噩夢，則日俄之戰不可謂非中國之幸」。他們說得很明白：「蓋專制、立憲，中國之一大問題也。若俄勝日敗，則我政府之意，必以為中國所以貧弱者，非憲政之不立，乃專制之未工。」這樣，中國的立憲改革將更加困難。
立憲派代表康有為舌戰守舊派官僚
與立憲派預料並希望日本獲勝相反，清廷和守舊派則預料並希望俄國獲勝，而且已經具體制定了親俄外交方針。他們認為日本為一小小島國，遠非地大物博的俄國的對手。他們還認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是「以權與民」，這樣士兵在戰場必然會「各顧其命」，難打勝仗；而俄國是君掌大權，軍隊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勝日敗。對此，立憲派反駁說，國家的強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雖小，但經君主立憲後精神蓬勃，「俄國雖大，而腐敗之氣象與我國等」。另外，民權乃天賦之權，「故立憲國民每至戰陣之場，各以保守天權為務，生死不計也」，而這是「專制之國以軍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語耶」？
戰爭的發展證明立憲派預料的正確。1905年1月，旅順口俄國守軍投降。2、3月間，雙方以60萬兵力展開瀋陽會戰，俄軍敗北。為挽回敗局，俄國從歐洲調艦隊東駛，結果於5月在對馬海峽被日軍全殲。歷時一年多的日俄戰爭，終以日本大獲全勝告終。
日勝俄敗的結果一出，立憲派更是藉此大做文章，宣傳這場戰爭「非軍隊之競爭，乃政治之競爭。卒之日勝而俄敗，專制立憲，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歷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對於一直處於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國來說，「立憲」對於多數國人的吸引力其實並不在於對君權的限制，而在於可以「救亡」。此後，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立憲可以富國強兵、可以救亡圖存，社會輿論和觀念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立憲「乃如萬頃洪濤，奔流倒注，一發而莫之或遏」，甚至某些原先反對立憲的守舊人物也轉而傾向支持立憲。
革命力量大聯合
1894年底孫中山在海外創辦中國第一個革命小團體「興中會」，並於1895年秋髮動了「廣州起義」，這是革命者第一次武裝發難。雖然影響有限，但這畢竟是孫氏革命事業的重要起點。
到1905年，孫中山開始革命活動恰恰10年。在這10年中，孫中山顛沛流離，矢志不渝為革命奔走，而中國的國內形勢也開始悄悄生變。他曾於1900年秋髮動惠州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卻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孫中山明顯感到民心丕變：5年前的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甚至親人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而此時「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在這10年間，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現代知識份子群體開始形成。隨著國內新式教育迅速發展、出國留學盛極一時，與中國傳統文人迥異的現代知識份子人數驟增。他們深受新思潮影響激盪，成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上海和東京是這些新式知識份子最為集中的地方，在1903年前後，革命小團體紛紛湧現，並形成辦刊辦報、出書宣傳革命思想的熱潮，在短短兩三年間出現的政治性刊物就有近20種。盧梭、伏爾泰、華盛頓……悉數被介紹進來。有人撰文歡呼：「今者盧梭之《民約論》潮洶洶然，蓬蓬然，其東來矣！吾黨愛國之士，列炬以燭之，張樂以導之，呼萬歲以迎之。」有「號角一聲驚夢醒」之譽的《革命軍》更是宣傳只有「革命」才能「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1905年4月，《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病逝獄中，兩年前引起巨大反響的《革命軍》再引萬眾矚目。1905年12月，革命黨人陳天華蹈海自盡，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鐘》、《猛回頭》亦再引萬人傳誦，甚至被「奉為至寶」，尤其是在兩湖地區，「三戶之市，稍識字之人，無不喜朗誦之」。革命思潮，洶湧而來。
在許許多多的革命小團體中，影響比較大的有華興會、科學補習會和光復會等。但就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而言，這些團體基本上都沒有脫離舊式會黨，且有濃厚地域色彩，因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受影響。到1905年，隨著形勢的發展，成立統一的全國性革命政黨已是大勢所趨。1905年8月，經過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多方努力，將分散的革命小團體聯合、統一起來的具備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規模的中國同盟會終於正式成立，並於當年10月創辦了影響深遠、在革命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機關刊物《民報》。同盟會將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彙集一處，因此力量空前壯大。自此以後，「革命風潮，一日千丈」。
但意義更深遠的，還是中國同盟會制定的革命綱領。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軍政府宣言》規定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而孫中山1905年10月在《民報發刊辭》中，首次將這16字綱領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命運。
清王朝的被動變革
對清王朝來說，1905年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年頭。
從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頒諭同意「變法」開始，雖有諸如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之舉，但不外「洋務」舊議和幾年前「維新派」的舉措，幾年來「新政」並無重大進展。但到了1905年，它終於不能「原地不動」了；而它的點點「進步」，則與立憲派的輾轉推動大有關係。
「立憲」不是革命，而是在體制之內的改革，所以「立憲派」十分注重策動清政府內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要求立憲。在他們多方策動下，許多權要也認識到立憲的重要性。1904年春，不少大臣上奏，或要求派臣出洋「考求新政」，或要求「一切盡行改革，期於悉符各國最善之政策而後已」。而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則上折明言應該「立憲」：「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應「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這些奏折雖然並未打動清廷，卻引起巨大社會反響，使立憲派深受鼓舞，加緊活動，贊同立憲的王公大臣也越來越多。
1905年1月，出使日本大臣楊樞奏請立「變法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定為立憲政體。6月以後，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或聯名或單獨上奏、有人還多次上奏要求立憲，甚至具體提出以12年為期，8名總督中已有5名主張立憲，而主張立憲的巡撫和駐外使節更多。深受慈禧倚重的軍機大臣瞿鴻機和奕●這時也支持立憲。在這種情勢下，清廷終於在7月16日發布諭旨同意出洋考察政治：「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悉原委」，現在決定派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
雖然此諭並未提及「立憲」，但這畢竟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標誌，因此得到國內外廣泛好評。有外國輿論認為這說明中國「已如夢方醒」，而「京內京外，學界商界，欣然色喜，群相走告」；「學界譜詩歌，軍界演軍樂，商界則預備金花彩燭」，準備熱烈歡送五大員出洋考察政治。11月末，清廷下令成立了考察政治館，其職能是研究、編選各國憲政資料供朝廷參考，在預備憲政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步。經過一番曲折，五大臣終於在12月底離京，踏上出洋考察政治之路。
1905年清政府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廢科舉」。早在洋務運動時期，近代新式教育就開始在中國出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科舉制對新式教育、對社會發展的束縛越來越明顯，顯然早已過時。雖然一些洋務大員和維新派人士對科舉制度早就多有抨擊，但無人一直敢正式提出廢科舉。1905年9月，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將軍、督撫終於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他們警告說：「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清廷對社會變革的態度明顯比政治變革積極得多，當月即諭令從1906年開始廢除已有千餘年歷史的科舉制。這確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時人認為「言其重要，直無異於古之廢封建、開阡陌」。科舉制的廢除使社會統治的傳統基礎士紳階層開始分化，新式知識份子開始向「中心」挺進，加快了傳統社會系統的解體。新的社會結構，更需要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說1905年以前、立憲派、革命派還過於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對手」的話，那麼此時，他們的力量空前壯大，已可與清廷比試一番。此後，這三種力量的互相角力，最終決定了近代中國的命運。立憲派與革命派激烈論戰，以革命派勝利結束。立憲派之所以敗下陣來，其實並不是其理論無力，而在其理論的基點是清政府能立憲。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壓力下邁出不小的一步後，卻又基本踏步不前。這時，時事發展的邏輯只能是革命。
歷史說明，雖然也感到「時局艱難」，但清廷對歷史大勢和局勢的緊迫並無真切瞭解和感受。它似乎對民意全然不解，攻擊朝政的「謗文」歷來都有，並不足怪，但這種「謗文」能得到普遍叫好時則大有深意。如果清廷在鎮壓革命黨人時也能認真想一想諸如《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這樣「犯上作亂」之文為何能人皆拍手稱快，當不至對民意如此無知。同樣，清廷也沒有重視、珍視當它宣布「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時國內那種人心振奮、欣喜相告的民情民意。對已處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來說，這確是非常難得的一次得到舉國稱讚之舉。然而，它卻沒有依民情順民意在立憲的路上繼續前進，而是躑躅不前。它不願放棄任何權力，並過於相信自己力量強大，一切都能在它掌控之中，彷彿歷史也可以按照它理想的節奏發展。因此，它終只是被動地「走一步算一步」。它已經喪失了1898年的機會，眼看著又喪失了1905年「開局不錯」的機會。它，終於沒能把握住歷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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