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夜裡，我20年前曾在新疆喀什市拉絲廠打工時的同事費盡周章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電話中說，喀什市法院的兩名法官找他談話，調查瞭解高智晟20年前在那個廠打工時的表現。我的那位以前的同事告訴調查者：「高智晟，我們全廠對他的評價是兩句話，一，他是個好人；二，自學成才了不起，聽說他在北京做了大律師」。無獨有偶，今天早晨，另一位20年前同我一同打工的朋友也打來電話，說喀什有關部門找他，讓他談我20年前的問題，他說：「調查的人很神秘，看那情形，你一定是在北京犯了大事啦！我們很擔心才打電話給你」。幾千公里之外，調查我20年前打工時的「問題」，實在是不敢高看今天中共的那群衣冠楚楚的操盤者。20年前，縱使我犯有死罪劣跡，過了刑法20年的追訴時效後也不可再被追究！你興師動眾、趨數千公里之遙去調查我20年前的「罪證」，這價值在哪裡呢？另一方面，法院系統介入調查行為的本身就違反了國家的憲法及法院組織法，既無民事原告訴求，更無刑事公訴追訴，你法院介入調查我 20年前的事，這是何等的醜聞。
前階段，中央有關部委竟在新疆烏魯木齊大規模調查我十幾年前的「問題」，他們獲得的一些真相令他們苦不堪言。諸如：1999年，新疆政法、人大、公、檢、法等13個部門多情地授予我「新疆首屆十佳榮譽衛士」稱號（記得不一定準確，證書上蓋了13個大印，我一回家就把它當廢紙給扔了）；1998年年底，烏魯木齊市司法局授予我「三等功」勛章，自治區政法委、司法廳等領導到會表彰，新疆自治區黨報《新疆日報》以《正義萬里行》報導我的事跡！據說，北京有關方面調查後是陰著臉許久不說一句話，因為他們顯然不是沖這些存在去的。
最近各地反饋回的信息表明，針對我的打壓、迫害是全國一盤棋，總操盤者也絕非一般角色。諸如：浙江的一位幹部因兩次打電話給我家，即被安全部門找去談話，並受到嚴厲警告；河南的一位教師因打電話聲援我，被當地公安部門談話六小時；新疆一位朋友幾次打電話關注我的問題，前天夜裡一群警察突然闖到他家裡，恐嚇他的家人；廣西的一位幹部因聲援我突然被公安傳訊！每天這樣的電話枚不勝舉，這一切足以提醒人們，中共在動用全國的一切資源來迫害我。同時，這動用全國資源的權力協調者可絕不會是一個中央部委即能夠解決的問題。協調、動用這一切者沒有政治局常委的角色是很難做得到的。
他們野蠻及完全瘋狂地打壓我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打壓人民日漸高漲的依法維權運動！他們懼怕的是中國人民對法律權利的訴求而不是我個人。他們不願意予絲毫的熱情及精力與中國人民進行理性的對話、溝通來解決歧見，而是又在內心定下了「不惜一切代價」打壓及殺滅的陰狠決心！這對國家、對公民、對他們自身都是百害而無一利，對權力、利益一貫的貪得無厭，已使他們徹底地走火入魔！堅持與文明為敵，堅走不歸路的無知及無恥從來即是他們不二的規律。
2006年1月18日在有特務跟蹤的日子裡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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