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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嚴寄洲的「反革命」經歷

 2006-01-11 09:27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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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嚴寄洲簡介:1917年8月,出生在江蘇常熟。1938年10月,從上海到延安,1939年調到戰鬥劇社,開始從事演員、編劇和導演工作,曾編劇、導演過話劇、秧歌劇30餘部。1953年調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導演工作。除拍攝了一部長記錄片《祖國的海疆》和導演了100多集電視劇外,共導演過27部 故事片,其中深受觀眾好評的有《戰鬥裡成長》、《五更寒》、《英雄虎膽》、《海鷹》、《哥倆好》、《野火春風斗古城》、《二泉映月》、《再生之地》、《死 亡集中營》等。他還參加了《野火春風斗古城》、《一日千里》、《帶兵的人》、《三個失蹤的人》等十部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和改編工作。作為國務院特殊貢獻獎 金的獲得者,他的電影曾獲過金雞獎和百花獎,以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家文化部頒發的獎項等,並多次被評為廠裡的先進生產者。 但他因為在「文革」前導演《南海長城》,被打成「反革命」。 以下是嚴寄洲的「文革」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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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6月23日,「勞改」近三年的我們從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北京。還算「犯人」,只不過「恩准」在家,可以到大門口買東西、拉蜂窩煤,就是不能進城。造反派老說我不老實,其實我老實透了,天天夾著尾巴在家待著,做做飯,看看書。

   那時,江青時不時就竄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來轉一圈。一天晚上,中央軍委正在三座門開會,江青來了,進門也不坐,演戲一般大叫:老帥們救救我,八一廠要破壞 我的《紅燈記》,我求求你們支持我。當時葉帥主持會議,他冷靜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說。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說,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 非要「突然襲擊」。沒辦法,葉劍英、李德生又邀上參加會議的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同志,江青在一大幫人的前呼後擁下,連夜「殺」到八一廠。不知道這位「旗手同志」哪一根神經興奮了,又「關心」起了我,突然問那個「反革命」導演放回來了?為什麼沒「專」他的「政」?江青的話就是「聖旨」,造反派連夜把我從被窩裡抓起來,夢還沒醒我又成了囚犯。而這時還沒有安排我的牢房,臨時把我關到被稱為「經濟宿舍」的平房裡,半個月後,轉移到廠區的桃園。

  偌大的「監獄」只關了我和廠長陳播兩個人。但再一想,還有桃園裡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樹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漢」。在我的十年「監獄」生涯中,這是最後一段,尤其是經歷了揪鬥、關押、毒打、勞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園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監獄」生涯中最開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桃園很大,中間有許多空地,可以種菜,陳播上午勞動,我下午勞動。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還記得這麼幾句: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真是如此啊。只不過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面對面,神仙怕也過不上如此美麗的日子吧?

桃園裡有特技車間的一間倉庫,中間一堵牆,我和陳播各「住」半間,造反派讓我們各自挖了廁所,不許我們說話,怕「串連」。我和陳播早在抗戰時期在戰鬥劇社時就是老戰友。在江青眼中,我們都是她點名的「重犯」,「罪大惡極」。我頂著一大堆「帽子」,什麼「黑線人物」,「漏網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專家」等等,都快把我壓趴下了。而這一切,都源於我從《南海長城》開始與江青的「深情厚意」。確實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對我很「好」。人家都說,你跟江青同志一塊工作真幸福,我也以為呢,實在不知從此卻整慘了我。極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綱線,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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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厲害的運動也比不過「文化大革命」,全國是「三家村」,我們八一廠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上邊來了幾個「欽差大臣」,要把八一廠這潭「死水」抽乾淘盡,把我們這些「王八」打撈出來,重建一個新的八一廠。八一廠頓時被「燒」開了鍋,一晚上全廠大字報就糊滿了。領導班子幾乎都成了走資派,一大批藝術骨幹成了當然的「黑線人物」,著名電影演員王曉棠、張良等也沒「逃掉」。開始我算「落伍」者,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樣板電影《南海長城》的導演,與江青通著「熱線」。但不打倒我,與我關係密切的編導也不好打倒。於是造反派大造輿論,說我散佈江青在上海怎麼怎麼。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處,她最怕別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大會上發表萬言講話,咬牙切齒地說了一句,嚴寄洲這個王八蛋。

  八一廠第二天就批鬥我,我實在是不服氣,鼓起勇氣大喊一聲,我能不能講話?主持會議的造反派說,大家不許吭氣,聽他講。我問,「王八蛋」是什麼性質?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本來熱哄哄的會場嘩地「冷」下來,造反派頭頭只好說,嚴寄洲今天態度很壞,押下去。接著向江青匯報,說小報上說江青30年代的烏七八糟的東西,都是嚴寄洲說的,江青信以為真。

我終於理解江青為什麼老那麼彆扭,30 年代是她的一塊「心病」,說穿了江青心虛,上海電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選中八一廠的《南海長城》作為樣板田。拿她自己的話說,她攻來攻去攻不動,上影不可信,北影、長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來只有依靠解放軍了。江青選中我當《南海長城》的導演,過了一段,發現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到去,過去江青談話,都有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副主任劉志堅以及總政文化部部長陳亞丁和八一廠廠長陳播,連討論「又臭又長」的分鏡頭劇本他們也都要從頭到尾地「陪綁」。可這次很奇怪,就我一個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來,光聽我說,今天想單獨和你談談。她叫工作人員給我一杯茶,好像很隨便,「哎呀,寄洲同志啊,我先問問你,自從我頭一次見到你,我就總有個感覺,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嗎?我好像見過你。」我十分肯定地說:「不,我不認識你。」江青問:「你在上海哪個文藝團體呀?」我說我不是搞文藝的,我在上海世界書局當練習生。江青還不放心,又問:「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黨的?」我說我是1938年到延安後入的黨。江青這才一塊石頭落地,談了對《南海長城》的拍攝意見,請我吃了一頓飯,放我走了。

其實30年代我就從小報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記》裡演女主角。那時在上海,江青頂多算四五流的演員,說她是三流演員還抬舉她了。記得籌拍《鄭成功》時,郭老的夫人於立群還說,這個戲有我的角色沒有?於立群很漂亮,30年 代曾是明月歌舞團的演員,拍過電影《王老五》。當時她演女一號,江青演女二號。上海女演員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對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聽說了她的故 事。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多,可我從來沒說過她的壞話。但江青並沒有放過我,一兩個月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又一次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說八一廠那個「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態度很惡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對一次,這個「反革命」分子整整折騰我剝削我三個月。這還不夠,江青又補充了一句:「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當導演是膠片把他培養起來的。舊社會他在上海是個畫廣告的。」這一下壞了,紅口白牙給我定了性,乾柴澆汽油,造反派馬上把我揪出來「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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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八一廠的故事片走到低谷,人員增加很多,卻只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廠裡的主創人員已經人人自危。在江青調看的八一廠的68部 故事片中,分四類: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二是宣傳路線錯誤,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醜化軍隊老幹部,寫了愛情;四是歌頌中間人物。八一廠拍的軍事電 影幾乎都被江青點名批判,尤其是我的《五更寒》宣揚叛徒哲學,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並列為特大毒草。包括廠長陳播,我們都是賣力氣幹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執導了12部電影,除《腳印》《這決不是小事情》因情節簡單「逃之夭夭」外,都被江青戴上了「大帽子」。《海鷹》是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小資」情調。《野火春風斗古城》美化了關團長。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銀環是中間人物,屢犯錯誤。《英雄虎膽》美化女特務阿蘭,還大量散佈資產階級的糜爛和色情生活,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赤峰號》渲染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否定了戰爭的正義性,宣揚了「和平主義」。《哥倆好》《帶兵的人》宣揚中間人物……這一大堆「罪名」鋪天蓋地砸過來,我徹底蒙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江青操縱下,八一廠的生產全部停頓下來,攝影棚成了批鬥大會的會場。錄音棚有隔音設備,「鬼哭狼嚎」外面聽不見,成了毒打審訊的刑場。因為三天兩頭挨打,我乾脆剃了個光頭,想抓頭髮,沒有。那時群眾亂打,打死就打死了,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監獄,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算什麼?所以我要保護自己,不能白白被他們打死,先認罪,將來再翻嘛。

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大會批鬥,給我們這些「黑幫」掛上「反革命」的牌子,一部片子斗一次。造反派先研究這個電影反動在哪裡,在大會上念發言稿,然後把反革命導演某某某押上來。「上綱上線」交代拍這個電影的反革命企圖,最後看電影,每次批鬥會都這樣。誰拍的電影少,誰就少「亮相」,而我「毒草」最多,所以「上臺」就多。腰拚命彎著,兩隻骼膊被揪著朝天。年紀大了,「噴氣式」時間一長就吃不消了,腰一夜都緩不過來勁。想解釋,你算是秀才遇見兵,怎麼說你都沒有理,一部片子檢討多次仍然過不了關。不光你受不了,陪斗的導演也受不了。 同樣挨斗的記錄片導演張加毅悄悄給我出主意:老嚴,弄不好要被弄殘廢了,硬頂不行,你上綱上得比他們還高,他們就批不下去了。我一聽不錯,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這我就留了心眼。

  「黑幫」排隊從後面轉過來。我往放映機那裡掃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膽》。哦,今天批我。乘他們不注意,我一人跑到臺邊上蹲著。把「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押……咦? 找不到人了。我趕快站起來,我在這兒。全場都樂了。造反派惱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來,你為什麼拍這部片子?為什麼拍?我早想好了:蔣介石在福建有 九股特務登陸,我歡迎蔣介石,拍片子給他造輿論,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陸,意思是你們快來吧。哪有這麼厲害?底下群眾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捂著嘴想笑又不敢 笑。造反派頭頭一時沒轉過彎來,卡了殼,「蛐蛐蛐」一商量,今天嚴寄洲的態度很壞,滾回去。空喊了幾句口號,就把我趕下了臺。嘿,這法子真靈,本來造反派想萬炮齊轟,沒「轟」成,連「噴氣式」也忘了讓我坐。這個鬥爭策略很有意思,成了政治笑話。以後不斷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立了那麼大的功,蔣介石怎麼沒給你發勛章?

   我都準備好了,就等著批判《哥倆好》呢,可是奇怪,始終不批。以後才知道,造反派說,這片子怎麼批?喜劇,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氣氛全不對了嘛。不過,因 為與我毫不相關的電影《舞臺姐妹》,我卻挨了一次批鬥。導演謝晉拍完《紅色娘子軍》,風頭正健,又準備拍《舞臺姐妹》,把本子拿給我看。是越劇,太有意思 了。謝晉當著好多人問我怎麼樣?我說這本子太好了,全國所有的劇本讓我挑,我絕對挑這個。《舞臺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謝晉還奇怪,《舞臺姐妹》不是我的嗎?為什麼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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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被關在「經濟宿舍」的平房時,每日三餐有兩個戰士押著我們到食堂打飯。路上碰到人我就亂打招呼,發現別人很害怕,後來才知道造反派說我藏著匕首要殺人,看押我的新戰士也非常緊張,不知道這個「反革命」到底要幹什麼。我故意「搗亂」。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車間的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女同志,她母親是蘇聯人。我故意小聲跟她說話,押我的戰士忙追問,我說是蘇修。馬上匯報上去,弄得造反派緊張了好一陣子。抄我家抄走一些錢,我的一隻派克筆和手錶也被順手牽了「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革命派裡有賊。造反派說,幹嘛亂說?你們裡面至少有一個賊。我們可以查。可上哪兒查去?丟了只能是丟了。

到外面勞動,我撿了個炮彈殼當「煙灰缸」。允許買一兩毛錢的香菸,我抽煙時就把煙灰在「煙灰缸」裡搓成灰面,造反派以為「毒藥」,還拿去化驗。

關在裡面,實在無聊,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當導演了,所以根本不想什麼藝術,決定先編一個月的菜譜。編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我過去愛好設計,兒子嚴可該娶媳婦了,我給他設計一套老北京簡便的民房,可以「磨」掉好幾天。撿一點破紙,用鉛筆畫了好多圖。突然被造反派發現,左看右看,看不懂,如臨大敵,連夜審問我。要我交代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說這是房子的設計圖,這是門,這是窗戶。問了整整一夜,才懍聳隆?我還製作過工藝品,撿來碎白瓷磚,用半截窄鋼鋸,鋸平,貼上從報紙上剪下的毛主席像。貼了一大堆,分給難友。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發現彩色粉筆,真成了寶貝。乘看守不注意,趕快「偷」幾根,在水泥牆上畫宣傳畫,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寫上一句《語錄》,並給《語錄》加個花邊。果然看守問,粉筆哪來的?我說房子裡本來就有。看守不再說什麼,走了。

牢房裡只有一張白天不准使用的硬板床,後來有一塊空心磚,可以坐在空心磚上讀《毛選》。趕上「壞班」,只有老老實實坐在空心磚上,累得實在不行。趕上「好班」,允許上床躺躺,也允許靠牆,翹一翹二郎腿,當一回神仙。有一次全廠吃餃子,造反派開恩,讓「黑幫」也 吃。好長時間不吃餃子了,我買了好多。一頓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給了一頭蒜,捨不得吃掉,我把空墨水瓶裡放上水,讓它長綠綠的蒜苗。旁邊關著的老導演 馮毅夫也養了蒜苗,看守又疑了心,是什麼暗號?我說沒什麼意思,就是想吃,放菜裡,多香啊。看樣子造反派比我們還緊張,草木皆兵。

  我不斷搗亂,也實在是緣於太苦惱、太無聊,搗亂也是一種樂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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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頭一次被關進「監獄」是在「黑樓」。那是1967年9月20日,家裡來了幾個人,說要核對材料,把我騙進了「黑樓」。因為關過「黑幫」,所以叫「黑樓」。其實這是八一廠西北角的一座淺灰色小樓,還沒有完全蓋好,準備作為專拍保密片用的第四製片室,倒先叫我們「享受」上了。20多個「黑幫」一人一間,晚飯後立即熄燈。和真正的監獄一樣,門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鐵絲擰死。門上的玻璃窗外面擋塊報紙,隨時可以監視裡面,而裡面看不到外面。 造反派計畫一個星期打幾個,每天打一個人。幾個打手吃飽喝足,商量今晚揍誰。每天「黑幫」們都提心吊膽,因為不知道今天輪到誰。不管有事沒事都打,拉到一間屋裡,接著就傳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像不到的殘酷,鞭子抽,木棒打,大頭針扎,禁閉,毒煙熏,聚光燈烤,有的眼睛被打壞,有的被打成骨折,有的內臟受傷……有 一天中午,要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到走廊打飯,很奇怪,原來是要打我們。陳播,什麼成分?地主,啪啪給兩個耳光。馮毅夫,什麼成分?工人敗類,還是兩個耳光。 嚴寄洲,什麼成分?小職員,流氓無產階級。張加毅,什麼成分?貧下中農忘本。反正不管你什麼出身,不多不少,每人一律兩個耳光。我的群眾關係還比較好,造 反派大部分是工人,我沒得罪他們,他們也恨不起來我,打我還算比較少。只有一次,我狠挨了一頓揍。

  「犯人」嘛,還能吃什麼好的,「憶苦思甜」,每個「犯人」發 兩三個糠窩窩、發霉的饅頭或黃窩窩頭,菜全是摘出來的爛菜葉、爛菜幫子、茄子把、芹菜根子,放點鹽,油也沒有。偶爾給點韭菜花,就像得了寶貝,省著吃好幾 天。好處是大便通暢,幾秒鐘就解決問題。有一次說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實際上是爛蔥葉子。給你一大碗,這怎麼吃?副廠長胡介民實在難以下嚥,啪啪 一敲門,倒廁所。看守進來了,「剛才倒的什麼?」「爛菜。」「什麼爛菜?撈起來吃。」不吃,就是一頓打。我比較小心,把爛蔥葉子擠干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絹裡,乘看守不注意,神鬼不知扔進廁所裡。

窗外時常有小麻雀光顧,在「監獄」裡對自由的生命真是羨慕極了。每頓飯是兩個糠窩頭,沒法吃,我們常餵麻雀。因為有吃的,麻雀越來越多。冬天的上午9點以後麻雀就都飛走了,還剩著黃拉拉的一片,叫眼尖的「大巴掌」看守發現了。誰幹的?「反革命」分子張加毅,你又犯什麼罪。張加毅辯解,窗戶連縫也沒有,我能扔出去嗎?張加毅是老「運動員」,相當有鬥爭經驗。「大巴掌」一看,窗子確實開不了。其實使勁擰,可以弄開一條細縫,把弄成渣的糠窩頭彈到對面的房頂。晚上10時多,「大巴掌」踢開門,後面跟著十幾個人,我也沒搞清是誰。「『反革命』分子嚴寄洲,罪大惡極。」「我沒罪。」「你看這是什麼?」「大巴掌」擰著我的耳朵,「你細看。」「不知道是什麼?」「這是窩窩頭。」「誰扔的?」「我沒扔。」「明天不給你吃飯。」「大巴掌」左右開弓,連打了我幾個耳光,其他打手一湧而上,輪著打了我60多 個耳光,有一個打手在旁邊數著。我被打急了,說我就是有罪,也不能這麼動刑?你犯罪,又打了我兩個耳光。你們去嘗那窩頭能吃嗎?又是兩個耳光,開始打還感 覺到痛,打到後面什麼感覺也沒有了。最後打手們扔下兩張白紙和一瓶墨汁,讓我寫檢討。也沒桌子,把鋪蓋捲起來,在床鋪上寫。『反革命』黑良心,我拚命上綱,要不過不了關。這一次把我打慘了,嘴腫起老高,不能說話,不能吃飯。得活著,我把窩頭泡在水裡吃,要不餓也餓死了。我寫道:「我要糟蹋國家糧食,我有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讓人民餓死,讓國家垮臺。」造反派一看嘩然,再不好批判什麼。以後好多人說我鬥爭策略厲害。

有一次提審,讓我交代罪行,造反派的聲音比較柔和:「今天文鬥,給你一把椅子。」我還以為變好了,美滋滋剛坐下,讓我把手舉起來,人家把椅子抽走,讓你坐「空氣板凳」。我已年過50,又有低血糖,一分鐘以後,汗就全濕透了,這時我嗓子裡好像有東西塞著,馬上就要暈了,幸好一口痰吐出來。女造反派叫我把痰舔掉。我堅持不干。「文化大革命」後見到這位女造反派,她很不好意思。坐「空氣板凳」,騎馬蹲襠,骼膊向左右兩側平舉著,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頭針迎接,兩邊還有人拿著棍子敲小腿肚子。一打我就摔倒,連摔三次。不到一個鐘頭,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在「黑樓」裡,我們這些「犯人」們三天兩頭挨揍,打人的人瘋了,被打的人也瘋了。八一廠不少自殺的,導演、副導演、編劇都有死的,導演過《戰上海》的故事片室導演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了。我不死,我不願死,我相信事情總有一天會翻過來。但天天挨鬥,有時情況就會起變化,三遍謊言就變成「真理」。這件事我是不是這麼說的?想不起來,沒準就是我說的。那一段時間,可能是神經出了毛病,我老覺得自己怎麼成了國民黨了?不可理解,老是看見國民黨帽子,怎麼看怎麼就是。牆上貼著領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樣很像卓別林,越看越像。晚上房門外面也有「耳朵」,我很怕夢裡不留神說出來,叫「耳朵」聽到,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遺忘,拚命想遺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牆。最可笑的是老挨鬥,鬥到後期我覺得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愛」的江青同志說話,你怎麼老是反對?你怎麼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槍的敵人,也是拿筆的敵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問題。以後我聽說別人也有這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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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沒想到,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被捲進「八一六」殺人奪權黑會裡去了。說廠長陳播和導演馮毅夫、嚴寄洲、王冰、張加毅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開會陰謀殺人奪權。 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怎麼製造出來的呢? 廠裡一個張姓木工,父親是還鄉團的,被人民政府鎮壓,兩個哥哥也被槍斃。他害怕因父親的歷史問題被揪出來,想立功,說他爬上一棵小楊樹看見的。造反派如獲至寶,加緊逼供信,想盡快挖出反革命集團。

據李德生回憶,1973年9月,經總政工作組調查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 把 一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反革命的陰謀殺人奪權黑會是沒有的。工作組找到惟一證人所提供的那棵樹,發現樹不粗,樹幹很滑,晚上很難爬上去。即使爬上去,從那個角 度也看不到那間房子內的情景,陰謀殺人奪權的黑會是不能成立的。再就是定一些人的反革命罪名,除江青講話外,拿不出任何別的證明材料。總政工作組找到江青1967年 的講話記錄,發現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沒有談一件事實,只是按照江青的邏輯推出來的,顯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據。總政工作組同許多人個別交談,又看了一些涉及許 多編導演人員罪名的影片,更加證實那些專案材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總政主任李德生幾次聽匯報,心中有了數,頂頂再看。造反派看總政沒動靜,就把「八一六」黑會匿名上報周總理。周總理也不相信,這麼大的事,怎麼匿名?打了回來。造反派不甘心,又上報江青,江青批了。

於是造反派就動了手,突擊打陳播,第二個打馮毅夫,再打我們幾個。因為人太多,如果胡編,可能有更多的人挨打,必須統一口徑。可是「犯人」之間不能說話,沒法「串供」。要「串供」,必須建立可靠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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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加毅「住」中間,我在一邊,馮毅夫在另一邊。牆不太隔音,我們常常敲牆,張加毅「噔噔」,我也「噔噔」,連上了。但光能表示安慰,沒內容。有時敲一上午牆,也不明白什麼意思。又「串連」,通過廁所傳遞小紙條,張加毅把音樂的七個音編成拼音字母,用大頭針在紙上扎出來,用煙灰一抹,就能顯出字。他扔到廁所,我們撿來看,因為發音不對,好多字拼不出來,還不行。

張 加毅整天琢磨怎麼把上饒集中營、渣滓洞、白公館裡革命者對付敵人的那一套經驗全用上,勇氣和智慧就這樣全跑出來了。因為樓上的廁所沒修好,上廁所要押到外 面,反正也沒事,誰上廁所大家都要看。張加毅敲門上廁所,看見我扒著窗戶,乘造反派不注意,他從兜裡掏出一個小紙包舉了一下,扔進草叢。我們互相做了個表 情,馬上我也敲門,要上廁所。我裝作彎腰繫鞋帶,飛快地從草裡撿起那個小紙包放進兜裡。回來一看,一張破煙紙,包一塊指甲大的鐵片,紙上什麼也沒寫。這是 什麼意思?搞不懂,腦袋都猜疼了,也沒猜出來這是什麼鬼花樣。張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從上往下敲牆,這回敲牆與往常不一樣,從上往下,很有節奏。敲了三 四遍後,我注意到牆上的電插座。牆裡電線沒通,但牆兩邊的木頭盒應該是通的。張加毅又敲,還是從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鐵片的用處了,他是讓我把小鐵片當 螺絲刀,把木頭盒上的螺絲擰開。這可非同小可,看守看見會狠狠揍我。我打了盆水,裝作洗衣服,用背擋著門上的窗戶眼兒,飛快地用小鐵片把電插座的四個螺絲 釘擰開,因為有隔板,看不見牆那邊,但裝著一束電線的銅管中有一個很小的「眼」。突然這個很小的「眼」裡捅出來一根管子,嚇了我一大跳。再細一看,管子裡捅出一個小紙卷,我趕快塞進兜裡。紙捲上寫著:這個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太好了,我們終於取得了聯繫,張加毅也與馮毅夫建立了通道。除了陳播被單獨關押,我們這幾個都串通一氣了。

  據張加毅回憶,當時他覺得光敲牆不行,要有內容。他盯上了牆上的電插座,故意問造反派:「插座有電嗎?」「有電。」「那邊是不是也有?」「一樣。」他 想,這個樓還沒完全蓋好,不可能有電。可是電插座有四個螺絲釘,赤手空拳卸不了,怎麼辦?應該想辦法弄一個小改錐。張加毅經常被提審,他注意到樓道轉彎處 放著個木頭箱子,鐵皮露出一塊。他就過來過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終於擰下一塊鐵片。再怎麼弄成小改錐呢?只有靠自己的「鐵嘴鋼牙」了,他翻來覆去咬,咬成三塊「改錐」。擰開電插座上的螺絲釘,犧牲一根筷子,削尖,把一束電線鑽個眼。通信聯絡時,事先敲牆。動作很快,取了紙條後馬上封好。

有一次,張加毅被毒打回來,給了我一張小紙條,「看來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嚴,萬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顧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看了,眼淚落了下來,誰知道我的這條命能不能保住?經過一段時間「串連」,我們都認識到,這樣被白白打死不值得。還是交代「罪行」吧,留得「青山」在。 馮毅夫是老同志,他認為,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已經這樣,就交代吧。根據誘供,張加毅負責編了一套材料。給了我很多的紙條,其中一張寫著:現在經我與老馮研 究,開始幾次不交代,然後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點一點承認,不能一下全認,必須挨三次打。你老傢伙身體不如我,趕快交代。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為背這段,真把我累得夠嗆。過去編劇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樣往外湧。可現在腦子「鏽」掉了,轉不動,本來就是沒有的事,瞎編,還要編得沒漏洞,真難。好不容易編「圓」了,又背不下來。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費了好大的勁,最後總算結結巴巴背下來,這才把小紙條燒掉了。雖說漏洞百出,很難上綱,但造反派在這個影子的基礎上開始「更上一層樓」,編得很有性格,誰說什麼話,都很像他本人。如造反派編某攝影師抽煙袋,一邊說,一個小煙袋還掛在菸斗上轉,編得像極了。誰誰誰負責拉電閘,誰誰誰領著去民航附近的電子管廠,叫人來支援。造反派把口供湊到一起,發現我在中間是個重要人物。連夜提審我,「八一六」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八一六」, 你們說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幹什麼。造反派說,我們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負責刷大標語的。我哭笑不得,確實我的大字寫得好,過去在戰爭年代常常由我負責刷標 語。我說你們說是就是。又逼問,黑會怎麼開的?怎麼回家的?我用不著發揮我的想像力,回家嘛,順著宿舍牆根拐過去,鑽黑胡同。造反派很滿意,今天你態度可 以,與我們掌握的一致。其實我完全是胡編一氣。

按照「王法」,「犯人」之間不能見面,上廁所要敲門,等回去後才能第二人去。有一天,我去廁所,意外碰上了蔣先德。這樣我們四個人聯繫上了,統一了口供。只是陳播等人聯繫不上,他們只好多吃苦頭,還埋怨我們骨頭「軟」。

自己給自己安了個殺人的罪名真的很難受,膽戰心驚,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交代以後,安靜了好多天,大字報公布出來。由此也帶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本來群眾都很同情我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這一跤代,壞了,好多中間派倒向造反派,原來這幫老傢伙還真有「殺人奪權」這檔子事啊。
              
8

  別看在「監獄」裡,我們天天忙極了,小紙條就這樣暢通無阻地傳遞著。要不是被造反派發現,成了我們的罪證,這些小紙條也不一定保存下來。什麼紙都有,有的是煙盒的印花,有的是報紙邊,管它什麼樣的紙,捲成卷,都用來傳遞「情報」。為了多寫一些字,鋼筆尖反著用,這樣筆劃細。小紙條一個兩指寬,密密麻麻好幾百個字,字特別小,跟剛出生的小螞蟻似的。內容有罵街,有串供,還有鼓勵,什麼都有,這也是鬥爭中的一種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時一天要通兩三次信,按照這個統一的口徑,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對頭,造反派也不傻,怎麼交代都一模一樣?口徑這麼一致?是不是他們通過氣?看守這麼嚴,他們怎麼通氣?造反派就提著工具突然闖到牢房搜查,也到廁所查,因為只有廁所是「公共場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過了,「犯人」們怎麼聯繫的,還是搞不懂。造反派到張加毅的牢房裡,到處看。有一個人盯了電插座一眼,什麼也沒說,走了。張加毅特別敏感,馬上通知我們,注意擰好螺絲,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造反派來拆電插座,好在沒發現。不是我們暴露了,而是造反派神經過敏。

電插座聯絡秘密是秘密,只是太費事,還老怕暴露。張加毅說,馮毅夫「官僚」了一輩子,太胖,他的電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條都累得夠嗆,堅決不幹了。反正一天到晚沒別的事,大家又瞎琢磨,還有沒有更好的更方便的傳遞紙條的辦法?過一陣,樓裡廁所修好,可以用了。廁所自然成了交換「情報」的 地方,我發現蔣先德在廁所放臉盆的鐵架下夾了個紙條。我給蔣先德寫條:不能用這個辦法。一兩次行,時間長可能掉下來,叫造反派發現就糟了。後來乾脆把紙條 扔進廁所的紙簍裡,外面抹上大便,要不容易被發現。可是大便又臭又不衛生,別看我們是犯人,人的尊嚴還是有的。張加毅很「鬼」,他把煙絲和水混合成黃水,用漿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紙上,與大便一樣,又衛生,又安全。想起來,我們「犯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可是別以為只有我們聰明,造反派中的聰明人有的是。也虧他們想得出來,翻出擦屁股紙,一張一張看,而此時我們又「發明」了更好的辦法。廁所蹲坑前面有個帽子樣的罩子,把紙條貼在裡面,鬼都不知道。因為要讓我們寫交代材料,每間牢房裡都有紙。寫好紙條,折成小塊,夾個大米粒,上廁所時貼在「蹲坑帽」的內面。收到條後就敲牆,噠噠噠,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鐵壺,這就大大方便了。因為好幾個人,條子經常拿錯,還得再貼回去,這就增加了被發現的概率。張加毅繼續「發明」,每個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間,馮毅夫在中間,下邊是我。給誰的條就貼在誰的位置上,這樣就不會互相拿錯了。排位置沒排蔣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廁所帽」上的紙條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貼回來,因為他不知道位置,貼得亂七八糟,把給張三的貼到李四的位置上,給李四的貼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亂了套。

  傳遞的紙條最終還是被造反派發現了。
             
9

蔣先德寫條子說他要「飛」,就是他要「越獄」。 蔣先德是張加毅的攝影師,他曾把自己綁在飛機門外,也曾綁到艦艇的旗桿上拍攝,外號蔣大膽。張加毅把蔣先德要越獄的事當好消息告訴馮毅夫,馮毅夫認為不可 以,走到哪裡都一樣,現在天下都這樣。張加毅同意蔣先德越獄,以便出去好宣傳,並給了他幾十張紙條,讓他帶出去,裝進塑料袋,再放到罐裡,埋地底下。給我 的紙條我看後全燒掉了,灰弄碎,放煙灰缸裡,而張加毅認為這是證據,也是個不可多得的紀念物,把紙條全留著,捨不得燒。蔣先德把皮衣領子弄個口,把紙條藏 進去。他選定從八一廠的西門附近「越獄」,牆外是磚砌的垃圾箱。蔣先德跳牆後沿著小河跑,跑了半天,過不了河,只得返回來,從小橋走。上了橋,當時天正下著小雨,他還比較粗中有細,怕留下腳印,倒著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來搜查,發現腳印是進來的,就沒再往外搜,讓他成功逃掉了。

蔣 先德到一起打獵的獵友那裡躲了一個多月,以為風聲已過,找人到王府井貼大字報。沒想到造反派通過公安部門發出全國通緝令,我們從窗口看見蔣先德被抓回來 了。用粗鐵絲擰住他的脖子,拴在汽車前座底下,蔣先德只能蹶著屁股跪著。等三四個小時回來,滿臉青紫,人已經變了樣。把他關在錄音棚裡,打了整整三天,幾 次昏死過去。一步一步,幾乎是拖回來的。好長時間我們不知道蔣先德關在什麼地方,後來張加毅上廁所,下樓梯時看了一眼放掃把雜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樓梯間,門 是貼的報紙在輕輕地動,他掀開一看,蔣先德癱在地上。沒法「串連」,他已經被打得尿血,氣息奄奄了。

張加毅原以為蔣先德跑掉了,很高興,在牢房裡唱語錄歌,「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看守說:「你高興什麼?」「沒高興什麼?」「你們有什麼串連?這是誰的字?」壞啦,蔣先德往衣領裡藏紙條時,毛毛躁躁丟了一張在草地上,被造反派撿到了。馬上追查,張加毅承認是他寫的。「你放在哪?」「我扔廁所。」「給誰看?」「誰都可以看。」造 反派知道不可能只有這一張紙條,把張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開,沒有。確實,張加毅還有很多紙條,藏到哪裡了呢?牢房裡只有一張床,又經常要轉換地方,只有掃 帚簸箕能跟著走。他就把紙條全塞在掃帚裡。沒想到造反派找不到紙條,特別生氣,要打張加毅。屋裡再沒有別的東西,造反派當然不想用手打,就順手抄起掃帚, 狠狠一掄,好傢伙,「天女散花」,所有的紙條全飛了出來。

用於串連的小紙條,就是這樣被打出來的。造反派把小紙條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紙上,作為反革命「串連」條還展覽過。「文化大革命」後這些作為「反革命」罪證的小紙條退給了張加毅,他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裡,當成寶貝。

10

  我記得我們是在1966年挺熱的時候被揪出來的,每天不是挨鬥,就是寫交代。到了9月30日,不能讓「黑幫」在北京過國慶節, 我們就被武裝押送到甘肅天水的步兵學校。這是被關到「黑樓」以前的事情,一路上有人持槍「警衛」,子彈頂上膛,有逃跑者馬上開槍。我們坐的火車是硬座,我解放後就沒坐過硬座,這回可「享受」上了。

天水步兵學校是部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開始還安靜,沒鬧起來。後來造反派到天水串連,把我們拉出來示眾。我們這幫人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畫家黃冑,著名作家王願堅,還有總政文化部部長陳其通,宣傳部部長姜思毅,以及好幾個少將,他們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還以為自己沒事呢,沒想到有人喊,還有嚴寄洲,於是我也被迫跪下。每人挂一塊大牌子,自己寫上自己的「罪行」。 造反派命令黃冑畫驢,也沒筆,讓他用破掃帚沾著黑灰在水泥地上畫。畫毛驢是黃冑的拿手好戲,但他畫得像狗。我看了一眼直想樂,又不敢。雖然我汗淋淋的,後 面被吊著骼膊,我還是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細細的話:你畫的那是驢嗎?那是狗。黃冑望了我一眼,嘴一咧,想笑,那笑的樣子比哭還難看。「文化大革命」後我對黃冑說,你畫了一輩子驢,就那個最值錢了,可惜當時沒拍下照片。

為什麼把黃冑作為重點?因為就在批鬥的前兩天,黃冑上了《人民日報》的「黑名單」,升了級,所以造反派光斗黃冑了。以後到干校,黃冑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驢車拉泔水。我挑東西經常碰到他,就開玩笑說,「你今後畫的驢更像驢了。」黃冑低聲說,「畫什麼驢?畫驢屁股,天天光看見驢屁股了。」接著補了一句,「我這輩子再不畫驢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後他還是照樣畫驢。

押到天水後,準備把我們集中起來送到新疆大沙漠終身勞改。那時流行「四類分子」,我們算「四類幹部」、「反革命」,敵我矛盾。人到這一步,只能聽天由命,也豁出去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把我們送到新疆,大概是八一廠還想把我們當「活靶子」吧?1967年1月,又把我們這群「黑幫」從天水步兵學校押回北京,還是硬座。回北京後,被關進「黑樓」,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來,關了一年零七個月。放出來第二天又接著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學習班的成員都是「黑幫」。因為北京戰備疏散,10月24日學習班結束。第二天,10月25日,把我們押送到山西高顯的總政五七干校「勞改」。

11

我這一生坎坷,似乎沒有一次政治運動能逃掉。大而化之,我總結一條,槍打出頭鳥。戰爭年代我在戰鬥劇社,就是埋頭幹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獎。到八一廠,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幾乎是一年一部。概念化不干,就是要出新,這一出新有時就容易踩響「地雷」。 加上「出風頭」多,過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從延安整風起我就是老「運動員」,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沒事都能找出我的「事」來。現在年紀大了,我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麼跌跌撞撞過來的了。但我又是「不倒翁」,我有技術,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壞人,不是特務。真理只有一個,我相信黨。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康生管「搶救」,我被「搶救」進去了。那時的邏輯是凡是上海來的人都是特務,我是上海來的,又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務。有一個老紅軍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純潔,要好好參加整風。「你的問題不是這個,是政治問題。」我差點暈過去。我滿懷革命熱情來到延安,居然成了混進來的特務?那時對我還講政策,倒不打罵,天天讓我在班裡的窯洞炕上,講自己的歷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講,越講漏洞越多。弄到後來我自己都懷疑,我真成了特務了嗎? 我們班裡有宣傳科的一個副科長,他也是大後方來的,開始很同情我。鬥我五六天後,他對我說,過去我認為你沒問題,現在聽你講,你還真有問題。後來我真吃不住了。鋤姦部長帶兩個人到窯洞,夾個大包,嚴肅極了,說:「我給你講,你現在交代,還可以保留黨籍、軍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槍斃。」我說:「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嗎?」「對你不一樣。」我心一橫,「要槍斃就槍斃,拿出材料來看。」人家說,「材料我們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槍斃。」我也火了,「槍斃就槍斃,槍斃前你得把棺材錢給我。」「幹什麼?死到臨頭還要棺材錢?」我說我要買好吃的,保養保養,然後你們隨便把我扔到黃河裡算了。後來批判我延安整風還向黨要棺材錢。

鋤姦部長看我「刀槍不入」, 說我們先要搶救你,你這一個班全是貧雇農,聽不懂你說的那些,給你換個班,全是大後方來的。這回鬥得凶了,開始我斗人家,現在成了人家鬥我。老嚴,大米好 吃小米好吃?我說當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為什麼不在上海,到延安來?我回答不出來。我就是回答出來,他們還有更多的理由反駁你。不僅從政治上污辱 你,還從精神上摧垮你。詐騙哄灌逼,以及變相刑罰,加上扭撅搖推,全都是誘你上圈套。外面下大雪,別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裡找我談話。人家輪換著,而我一 直站在雪地裡,困得我來回亂晃。或者更絕,把我蒙住幾床被子坐上幾個人壓。還有用鉗子揭瘡蓋,一片恐怖,不斷有人自殺,跳黃河。你跳黃河自殺,死了也是特 務。

我在這種逼供信下,再「頑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認參加了《中國道德學社》,其實什麼是「道德學社」我根本搞不懂。我的交代不能牽連上別人,想半天,我是日本特務吧?沒別的特務。誰派來的?我是我父親派來的,叫我瞭解延安的情況,這才結束了沒完沒了的「煎熬」。事後不久,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又找鋤姦科長聲明以前是編造的。

只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個隊,叫搶救隊。隊裡的人都是「搶救」出來的特務、漢奸、叛徒、國民黨托派等。這裡一個星期可以吃到兩頓羊肉,優待俘虜嘛,比沒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說父親派來的很絕,不牽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這好多人再扯出好多人,都冤成了「政治犯」。 在搶救隊裡,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務,不能離開村子,班與班不能講話,怕串供。另一個班有個劇作家,叫石丁,以後當過戲劇學院的黨委書記,寫過很多劇本。 他被逼得沒辦法,要交代橫的關係,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衛生所看病,他悄悄對我說,你當我的上級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級,我不承認,先通通氣。現在看是鬧 劇,那時可認真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堅決不承認,你不能把我當成你上級。因為我太堅決,他就沒敢講。我要答應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務了嗎?那時說 話,兩個人敢說,三個人就不敢。日記是不寫,寫日記讓人抓住不得了。不寫日記,有點牢騷人家也照樣可以鬥爭你。那個時候特務滿天飛。軍區集中了一千多名干 部的「坦白運動」,鋤姦部長宣布,現在特務社會化,從上海到北京,隨便抓幾個人就有特務。連童子軍也成了特務組織,八路軍三個師就有一個師是特務。後來毛主席發現整風擴大化,很快糾正。搶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別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幾個月後組織上找我談話,給我作了結論,沒事了。

戰鬥劇社重新集合演出。剛放出來的我很高興,寫了一個配合搶救運動的戲《失足恨》。戲中有個上海青年,被特務派到延安。上海派到延安的特務頭子叫李先生,晉綏鋤姦部長也姓李,演出後,鋤姦部長問,為什麼特務和我一個姓?我嚇得好幾天沒睡好覺,你這人真是,剛摘掉「特務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麼能讓特務姓鋤姦部長的姓?特務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後我看到「百家姓」,還真有水姓,幸虧沒個姓水的當大官,要不我真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部隊「三查三整」運動中,查出我不是無產階級,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於是我被劃為混進革命隊伍裡的階級異己分子。但為什麼要開除黨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給皇上教過書;查到我在練習寫作時寫了一些「小資」情調的風花雪月;還查到我歷史上犯過幾次錯誤。1949年「糾偏」,重新給我結論,恢復了黨籍。

「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我的問題已經有了結論。八一廠搞專案的一個同志,過去與我在一塊兒,他對我說,根據長期考驗,你沒有政治問題,這個條子還給你。我一看,媽呀,一張白條,上面寫著「在整風時,嚴寄洲曾交代是特務,後做結論糾正,但他這段歷史沒有證明。」這是足以置我於死地的一句話,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寫的,一直塞在我的檔案裡,幾十年「忠實」地跟著我。當時延安整風已經給我做了「不是特務」的結論,檔案裡卻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才明白,原來我的好多事情都與這個白條有關。難怪次次運動逃不掉,老有個陰影像老鷹一樣在你頭上轉,老鷹不抓到你這隻小雞,不算完。

12

按照我的性格,本來是逃不掉右派的。那時,我們算老的,年輕人看不慣我們這些穿著呢子服的「三八式」,正趕上「提意見」,我們就成了被攻擊的對象。沒想到,風向陡轉,「提意見」者紛紛落馬,成了反黨的右派。而我們卻「僥倖」逃過一劫。

但是,還是逃得了「初一」,逃不掉「十五」。

在旅順口拍完《赤峰號》的外景,我返回廠裡,正趕上1959年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黃反黨的文件。廠裡向黨內幹部傳達後,馬上討論,在黨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要表態。雖然我過去挨整頻頻,仍沒有接受「教訓」。 我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應該有什麼說什麼,向黨坦白交心嘛,對黨還有什麼可保留的呢?我說,我還沒有一點思想準備,要是不聽這個傳達,先看彭 老總的意見書,有許多地方我是會同意的。過去我對彭老總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他在西北能打仗,生活艱苦樸素,他的軍褲上打著兩塊補丁,他 騎的馬還掛著一隻破臉盆。於是,厄運又來了,單位分配了3%至5%的「右傾」名額,很快列印成文糊在牆上,我和記錄片導演張加毅、《地雷戰》的編劇之一柳琪輝「榮幸」被選中。我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導演職務。導演本來不是行政職務,是業務分工,無所謂撤銷不撤銷,那也撤銷。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平叛部隊當兵。我懵了,給我多重的處分我都能承受,剝奪我拍片的權利,這是最讓我受不了的。當然我沒想到我因禍得福,回來後由於連隊生活的「爆發」,我拍出了《哥倆好》《帶兵的人》這樣深受戰士歡迎的影片。

1962年,從青海當兵回來後,把我們弄到廣安門裡學習。甄別後,給我們平了反,我被開除黨籍和軍藉以及導演職務都得到了恢復。只要把導演工作還給我,我就高興得不知道東南西北了。事隔幾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這一段「光榮歷史」重新被定為反黨罪行,並被標上駭人聽聞的「擁護彭黃反黨綱領」的大帽子,老賬新賬算到了一起。

13

  關在桃園的「監獄」裡,每天的勞動是最有樂趣的事情。

  春天來了,108棵桃樹似乎忘記了被監禁的命運,仍然是滿園春色關不住,爭先恐後地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團一大團粉紅色的雲朵飄在桃園裡。這時我就忙開了,我愛吃桃,這108顆桃樹就由我負責。首先要給每一棵桃樹刮蟲苞,不刮,蟲子會鑽到桃花裡,桃子就成了蟲桃子。開花期的桃樹要大量灌水,這挑水是個重體力活,我已經快60歲了,以前又沒有幹過農活,那麼多桃樹,一擔一擔地挑水實在吃不消。我就開始琢磨,讓水自己流到樹坑裡去。我先挖樹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樹坑連起來,一開水龍頭,全澆上了。想法不錯,干成以後也就享了福,可實際挖坑挖渠,耗費了我個把月的時間。好在時間在「監獄」裡是最不值錢的東西,我也不希望那麼快完工,每天老有幹不完的活,時間就好像過得飛快。

   桃園裡有很大一片空地,一上午我忙得很。除了伺候桃樹,我還種了心裏美蘿蔔、西紅柿和好多老玉米、向日葵、葫蘆什麼的,反正我愛吃什麼就種什麼。嫩葫蘆 一掐就出水,西紅柿又大又圓,人見人愛,菜也老有人要。慢慢地,我也很有經驗了。要吃心裏美蘿蔔,今天灌水,明天拔了准脆,還不辣,比外面買的好吃多了。 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說,但心裏是有桿秤的,造反派給生的癟的,還要說他們吃我的五香瓜子,劃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種的老玉米,跟我關係好的,同情我們 的,就給他好的,嫩的。和造反派一個鼻孔出氣的,就給老玉米,讓他咬不動。

  這108棵桃樹是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見到他們,我都很高興, 他們也盡力滿足我,允許我隨便吃。這麼多的鮮桃我和陳播敞開肚皮吃也吃不完,經常有人偷偷來要。我掌握著「原則」,好吃的桃給好人,不好吃的桃給「壞人」。每棵樹上的桃子我都咬過一口,大概是品種和水土的關係吧,有八棵桃樹結的桃好吃,有兩棵最好吃。從外表上看,桃都一樣,

這個秘密別人不知道。最好吃的兩棵桃樹由我和陳播包圓,誰也不給。我老在想,為什麼只有這兩棵樹結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爺在關照我們,看我們在受苦受難,從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裡移過來兩棵仙桃樹吧?

  每天有兩三個人輪流看著我們,有兩個是鐵桿造反派。對立面不能當看守,怕打起架來,同情我們這邊的怕「串連」,都不能來,只能是鐵桿造反派。因為看守有限,時間長了,造反派也不願意陪著我們一起蹲「監獄」,不得不讓同情我們的中間派也來看守。以後就一天兩個人,一個「嫡系」,一個中間派。桃園雖然不是真正的監獄,但一樣戒備森嚴,我的刮鬍子刀、菜刀都被他們收走,鎖著,做飯要用時才給。牆上原來有幾顆釘子也全拔走了,毛巾都沒地方挂。院子裡有舊木箱,我就從木箱上拔幾顆釘子,釘在牆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這麼「關心」我,我要死就是你們弄死的,我自己不會死。我老在想,事情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比起過去關我的「黑樓」來,桃園裡的日子好過多了。桃園的倉庫裡木匠工具應有盡有,油漆也有,我可以動用。為了讓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決定自製一個沙發。我從倉庫裡翻出一把破椅子,把腿鋸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樹下,就成了我的「沙發」。沒有活干的時候,我就坐在「沙發」上看書。不過這與神仙過的日子還有一段距離。說是看書,卻沒有別的書,只有四本《毛選》和一本「語錄」。四本《毛選》我前前後後看了12遍。最後一遍,專門收集《毛選》裡的「主義」,找出了好幾百個「主義」, 密密麻麻列在紙上。後來總算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還不能看《參考消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就偷偷要來看。有一次我在外面勞 動,垃圾堆上有一張爛《參考消息》,我乘看守不注意,寶貝一樣藏到口袋裡。這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多遍,還捨不得扔掉。到後期松多了。我就「理直氣壯」寫 報告:毛主席對魯迅評價這麼高,希望把我家的一套《魯迅全集》拿來,我要學習魯迅。這個理由太正當了,造反派沒辦法駁我,只能照辦。這下我的日子好過多 了,過去工作忙,只零碎看過魯迅的幾篇文章,沒時間好好通讀。這一下有了這麼多大部頭的書,我高興極了,一天看一段,真捨不得看快,日子長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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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在桃園裡的兩個「犯人」整天見面,可是不讓說話,憋得實在難受。一天,我想了個點子,不讓說話,下棋總可以吧。我用鐵鍬把鋸了很多圓木片,做成像棋。陳播不敢下,只好算了。陳播個子高,因為心情的關係,吃不好睡不好,瘦得只有90多斤。後來看守不那麼嚴了,我悄悄對陳播說,吃好點,高興點,要不頂不住,總有一天我們要出去的。正是這種信念鼓舞著我,我是真心實意地「培養」自己的快樂。陳播看我那麼快樂,心情也慢慢晴朗起來,以後陳播說是我救了他。

   倉庫裡廢木料很多,自己再去拉點蜂窩煤,就有燒的了。到時間自己做飯,我變著法地琢磨吃,自己給自己改善伙食。因為生在江南,我特別饞,老想吃好吃的東 西。過去拍片到各地,都要把當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因為不讓我們出去,碰到不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看守,就托他們買點好吃的。有一天,我饞涮羊肉了。五六年 沒吃,饞得不行,怎麼也要吃一次。我托看守進城買羊肉片,六里橋買不到,多給他六分錢,作為來回存自行車的車費,那時存車費一次三分錢。我買了兩斤羊肉 片,給陳播一斤。「牛鬼蛇神」嘛,當然不能公開吃,只能偷偷吃,吃得心情舒暢極了。到下午,陳播遠遠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個星期後,陳播問,還吃不吃?他要請我的客了。我說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換一樣,吃炸糕。炸糕也多少年沒吃了,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買回五六個。

   我們快放出來之前,我又想了點子。那時電視還是個稀罕物,我知道陳播家有兩臺黑白電視機,一大一小。陳播到蘇聯去帶回來一臺,以後又買了一臺九寸的。我 讓陳播打個報告,說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對學習黨的政策不利,希望把電視拿來。造反派同意了,有電視看,對他們來說,何樂不為?那時幾乎沒有人家裡有電 視,電視節目到晚上7時才開始,新聞聯播後有時會放一個電影。雖然是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什麼的,那也像從地獄到了天堂一樣,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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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進桃園半年後,我發現不知什麼地方老是有細細的貓叫。跟著聲音追蹤到倉庫,確定就是這裡。倉庫裡有野貓?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飯菜從破窗戶裡放進去。與貓也 不見面,咪咪叫幾聲,就走。等一刻鐘再來收盤子,全吃光了。十幾天後再去,貓就不怕了,主動出來與我見了面。再以後,貓讓我摸它了,後來也讓我抱了。這是 只可愛的白貓,只是髒得毛都成了灰黑色的了。我給它洗了澡,擦乾淨,愛惜地把它安頓在破箱子裡,弄點破布給它當鋪蓋。有了貓,每次我多買兩毛錢的肉,專要 不好的肉,這樣可以多給一些,我的白貓就有了一份口糧。有一天,陳播說,這貓怎麼這麼胖?我一看,喲,貓懷孕了。過了幾天,白貓不見了,我滿院子找,急得 就像自己丟了小孩。終於在當道具用的舊馬車墊子裡,找到了我親愛的白貓。這裡軟和,有草,有棚子,老白貓把這裡當成了「婦產科」,平安生下了四只小白貓。這下我可高興不起來了,養一隻大白貓還勉強養得起,一下養五隻貓,真養不起。我每個月的錢很少,只勉強夠自己的伙食費,大小貓餓得哇哇亂叫。不過,它們誰也沒有走,寧願餓著,也陪我一起蹲「監獄」。

   天越來越熱,地裡的活不多了,輪到我勞動的時間,我就坐在自造的沙發上看書,五隻貓親親熱熱地趴在我腳下,四周是生機盎然的綠綠桃樹,真比陶淵明當年採 菊東籬下更悠然。小貓越長越大,吃的也越來越多,雖然我捨不得這一群大小貓們,但實在養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隻小貓,只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

  每天輪流看守我們,造反派也煩了。該槍斃就槍斃,不能老耗著。過年了,還關著他們幹什麼?回家吧。總算開恩放我們回家了。但領章帽徽還是不給,後來發了我,我也不戴,本來把我的領章帽徽摘了就不對。我不穿軍裝,上街抽煙,糾察糾不了。在「監獄」的最後一天,來個女的造反派宣布,革委會通知你回家。我說我不回去,關這麼長時間,我為什麼被抓到這來?沒說清楚。叫你回就回,還不回?就這個結論,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實很想回家,只不過嘴硬罷了。

我跟陳播告別。陳播說,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後依依不舍和大小貓們告別,看見貓,我的心直疼,它們還要在這裡繼續「監禁」。我望著蜂窩煤爐子和煤、行李、自造的沙發,包括我的一套《魯迅全集》,什麼都捨不得扔。副業隊有板車,借來,全用板車拉回去。不知道的人還問,他怎麼亂跑出來了?哦,放了。當然也有橫眉冷對的,但好人更多。雖然我被關進「監獄」,不少群眾仍對我不錯。從生產區拉到我掃地出門後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著大板車,很沉,路上好多人幫忙,也不吭聲,不表示親熱,默默幫我推車。到門口,卸下煤爐和東西,也不說話,就走了,所有的感情都盡在不言中。

1974年12月31日,我總算回到了家。

16

我的家被趕到了醬油坊改的「牛棚」裡,地上還留著鍋爐印子。全部東西放不下,書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門口撿碎磚頭,壘個小廚房,還做點好吃的。兒子這時也從雲南回來了,一家四口總算團圓。看到我被放回來,全家都很高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和老伴王榮華講了一夜話。有兩件事我很感動,一件事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 母親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關起來後母親去世,老伴沒告訴我。妹妹和妹夫老罵我不來信,老伴也不好解釋,每個月照寄幾十元錢到上海。我放出來半個月,看我情 緒平穩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說,我得跟你講,你關起來後,你媽去世了,就等你回來,她死不瞑目。我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在我被關押的時候,組織上找我老 伴王榮華談話,要她劃清界限,離婚。也怪,我們這些「黑幫」的家屬,沒有一個提出離婚。這麼多年了,是不是的反革命,誰心裏不清楚?我挨斗回家,老伴對我照樣很好,孩子們對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給我補,給我倒好洗臉水,做好飯,總有不斷的溫暖。如果連老婆孩子都成了對立面,還有什麼活頭?

還有一件讓我感動的事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為我們「黑幫」說了話。李德生到八一廠,說嚴寄洲是嚴寄洲的問題,與他家屬無關,家屬和子女不能動,所有「黑幫」的家屬都不要動。李德生當時是黨的副主席,又是總政主任,八一廠的頂頭上司,八一廠的造反派不敢不聽。其實我根本不認識李德生,非親非故,他完全出於公心,把我家和許多「黑幫」的家保了下來。因為李德生的態度明確,後來我們就沒怎麼挨打。

那時我還不知道,承蒙江青「關照」,我的案卷「榮幸」到 了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恢復導演工作後,我到撫順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瀋陽,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讓瀋陽軍區文工團團長告訴我,先不要走,下午他開 會,晚上他要見我。劇組大隊人馬先走了,留下我等著。我對李司令員說,我總算見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對你表示感謝。李德生告訴我,中央二辦送來你的案 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們幾個,陳播、你、張加毅、馮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沒有任何材料,我們覺得沒罪,怎麼執行?我就拖,拖來拖去,直拖到我離開總政,仍無一個明確結論。

  黨的「十大」後,總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廠的工作,惹惱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的 新生事物,為什麼撤銷八一廠革委會?我不同意,我們四個人堅決不同意。中辦秘書處把江青的批示轉回總政。經總政黨委研究,八一廠整頓情況和領導班子配備意 見,都是經總政黨委討論的,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再次以總政黨委的名義再次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經周總理、葉劍英副主席贊同,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江青沒再 無理取鬧。 但她懷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張春橋等接見幾個文藝單位代表的會議,江青發表了「放火燒荒」的講話,說八一廠的領導班子我們不承認,政治局沒批准。這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調到瀋陽軍區任職,一些人寫報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鬥,遭到葉帥抵制。加上毛主席幾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薩,這才顧不上揪鬥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臺」,受他保護的我們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樣的殘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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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專政」後 工資停發,就靠老伴幾十元錢,窮到買點挂面泡醬油吃。過年廠裡會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端一鍋回來。再買顆白菜,燉一大鍋,一家人吃。中秋節,我的經 濟力量只能買六塊月餅,那時老伴王榮華已經到干校去了,我和兒子嚴可、女兒嚴小秋一人兩塊。孩子們很饞,還沒到中秋節,就吃完了,眼巴巴望著我的月餅,我 又分給他們一塊。現在想想,這種感情,是有錢人家體會不到的。家裡一團糟,我成了「黑幫」,老伴成了黑老婆。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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