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由香港赴東歐旅遊。十五天裡，我心中迴旋著中國幾代人都耳熟能詳的政治告誡：「如果紅旗落地，百萬人頭就要落地，勞動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懷著「眼見為實」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細觀察、認真比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達佩斯，當地璀璨奪目的建築群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但從機場往市區的四十分鐘車程裡，我卻觀看到郊外大片醜陋、粗糙的蘇式住宅群，倒確實符合共產時代的口號「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權，不需要豪華宮殿」。等看見百年前至二戰前的具古典風格的壯觀建築後，我才意識到進入市區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遊船酒店，當務之急得兌換機場拒收的蘇格蘭英鎊。兌換處男青年曾叮囑：「街頭的外幣兌換所不接受蘇格蘭幣，去市中心銀行也許有希望。」多瑙河東岸的OBT銀行只收美金和歐元，職員寫了地址要我試試另一間銀行，於是我三小時的蘇格蘭英鎊「苦旅」開始了。但奔波了五間銀行後，最終仍是一場空。
下午四點還沒吃午餐的我，昏頭脹腦地跌坐在露天餐廳的座位上。侍者詫異地叫道：「怎麼你一人旅行？」他慇勤推介匈牙利燜牛肉、烤鴨等。我□報經濟窘境後，小夥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點了礦泉水和洋蔥湯，並討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位址。
豪華的Grand Hotel前臺，得到職員意料之中的拒絕後，我要求見經理，表示若肯幫忙，我願意住兩晚，隨你收費二百一十歐元（折合約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經理仍搖頭聳肩，愛莫能助。
晚上，路過此地的蘇格蘭朋友與其波蘭太太來探望我，「倒楣」的蘇格蘭幣總算找到了歸宿。我在香港認識的一位波蘭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留學，待歸國時，以往任職的外交部已煙消雲散。無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謀了份教職。波蘭朋友說共產體制時代，其父常午夜十二點便於食品店門外排隊，為的是次日清晨能買到定量的鮮肉。「十二月的華沙多麼寒冷，你可以想像」。波蘭朋友如此感嘆。
記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體報導於西柏林廉價 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長龍隊伍，刊過一張東德主婦盯著黃瓜的新聞圖片，解說為「安娜正欣賞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質短缺的東德人連黃瓜、香蕉的模樣都未見識過。而共產時代東歐國家流行的自我諷刺是：「什麼樣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為退休者才有時間凌晨守候食品店開門。」
且說與友人進入遊船餐廳，我忙不迭歸還早前借來的湯匙，因為侍者剛一再叮囑：「明早你一定得還給我。」這種口氣令我吃一驚，在西方國家從未遭遇過。波蘭太太議論道：「典型的共產體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風。」當我為精緻化妝的美麗女侍拍照時，朋友告訴她我供職於媒體。小姑娘興奮道：「說不准哪天我就被電影導演『挖掘』了。」
波蘭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倫敦的政治難民，我跟她都很欣賞德國電影《再見，列寧(Goodbye, Lenin)》。她最喜歡的鏡頭是德國統一後，清除共產遺蹟的直升機吊起列寧的半身銅像，此刻高瞻遠矚的列寧正揮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別之旅。
「列寧在波蘭」是一例東歐政治諷刺。話說當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蘇聯衛星國波蘭訪問，波蘭領導人極想巴結宗主國領袖，思前想後奉獻了一幅題為《列寧訪問波蘭》的油畫。可惜，列寧從未造訪過波蘭，如何杜撰，難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長突然靈機一動想起監獄裡有位猶太政治犯，是位藝術大師，於是趕緊將這個反政府分子押來。猶太藝術家聽了官員的說明，表示「絕對可以勝任」，只不過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屆時得親手將油畫贈給蘇聯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達的清晨，猶太藝術家掀開罩著油畫的布，眾官員目瞪口呆。畫的是在彫花大床上，一對男女正興高采烈地扭成一團。勃氏驚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嗎？喲，女的可是列寧夫人呀。那麼，列寧在哪裡呢？」猶太藝術家不緊不慢地回答道：「列寧在波蘭呀。」
拜東歐共產年代教育體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國民操英語十分普遍，以英語問路比在南歐便利許多。布達佩斯地鐵四通八達，不過常遭遇肥胖的「大媽」車掌稽查外國人車票。蘇格蘭先生因車票沒有打孔，被罰款二千福林（一歐元換二百六十福林），若當場交不出罰金，補罰就是八千福林。布達佩斯熱門旅遊景點都是前帝國時代的雄偉遺蹟，城裡已看不到共產時代的蛛絲馬跡。共產舊體制的雕塑都集中運到郊外，進了「共產時代雕塑博物館」。如今，東歐數國的旅遊節目之一即「共產時代之旅」，可觀賞過去時代的雕塑、宣傳畫及當時百姓的生活狀況等等。
我們參觀國會大廈時，草坪上搭建著示威者帳篷，抗議牌上寫著：「上上下下的政客統統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亞先生連連稱道：「保加利亞的情形也一樣，那些舊體制時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實業家富翁，或搖身一變當國家領導人。」國會大廈對於持歐盟護照者免費，美、俄等外國遊客須付十三歐元。一位俄國人喃喃抱怨著，售票員說：「我們現在是歐盟成員國了，華沙條約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轉臉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國人：「你或者回酒店取護照證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歐元。」
乘夜車前往布拉格是遊客的首選，省時間又省一晚酒店費。布達佩斯火車站辦票程式如下，售票員先一筆一劃填表格四分鐘，隨即起身消失五分鐘，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鐘後，最後遞來一大串福林數字的頭等單程票，合一百二十歐元。但我決定改買二等車廂，詢問二等票可否享受單獨臥鋪時，波蘭太太逗趣說：「全世界都聽到你宣告獨自睡覺，在場帥哥可都是一臉失望哪。」售票先生沒有不耐煩，撕掉做了十多分鐘的「功課」，從新展示一遍剛才的程式。
差十分十八點時，我們已恭候在火車月臺，準備前往華沙。但告示版僅顯示一個匈牙利城市名稱，也無列車員守候車廂門口。蘇格蘭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車頭去打探，確定無誤後，我們狂奔至車尾的車廂。
爐火熊熊的火車頭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車開還得一小時四十分。我來到站前餐館，吃完主菜後半天不見人招呼，只得進入餐館吧臺點了甜點，同時要求買單。幾天來的經驗是，餐後恭候買單常需十至十五分鐘。同桌的澳大利亞先生剛參觀火車頭回來，驚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製造的蒸汽火車，如電影鏡頭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爐火前，揮汗如雨地鏟煤呢」。
鑒於華沙之旅的經驗，登車前我謹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後一分鐘居然換了月臺，我只得再次百米衝刺。車廂外沒掛起始站牌，也來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車頭打探，舉著車票詢問一位匈牙利漢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進了臥鋪車廂，東尋西找總算將列車員揪了出來。這位可與好萊塢影星彼得．布萊特有得一拼的帥哥，進來包廂示範如何使用兩道門鎖，末了叮囑我一定要用鎖鏈條，還說「用兩道鐵鎖都可以從外面撬開，唯獨鎖鏈條是最後的安全防線」。
旅途中需經過兩道匈牙利、兩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邊防檢查。列車員告誡，必須提早十分鐘打開房門，手握護照端坐著恭候。午夜一點多急促的敲門聲中，我手忙腳亂，打不開鎖鏈條，只得從門縫遞上護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說：「OK，OK。」後扒著門縫往裡探頭，差點與正在開鏈條的我碰個貼面吻。
五天後在由布拉格返布達佩斯的夜車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運氣不如我好，警察執意要求開門，最後大家合力用刀撬開了鏈條。捷克女士感嘆，俄國火車即使白天也得上鎖。沒錯，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車，中國乘客都自備了鎖鏈，包廂六天六夜固若金湯。
專制國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動是「用腳投票」。布達佩斯站前餐廳遇到的澳大利亞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來的捷克人，如今他們回國探親。澳大利亞女士講述了布拉格的驚險：遊客雲集的查爾斯橋頭露天餐座，鄰桌客剛叉上一塊牛肉，一位吉普賽男童躥過來搶過去塞進嘴中。澳大利亞女士的主菜剛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賽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盤子。正拍照的遊客被橫搶相機，刀子捅肚子搶腰包的現象，亦是布拉格遊客須面臨的驚險。一位美國先生對吉普賽童的盜技目瞪口呆，七歲左右的吉普賽女孩和二位弟弟擁上來，執著兜售多半是撿來的皺巴巴地圖，待美國人突圍出來時，驚覺夾克內層口袋裡的錢夾已不翼而飛。
我腦袋塞滿了關於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車清早五時三十分抵達當地時，與隔壁包廂的美國華人威廉交換訊息。意外得知，原來這裡是頭等車廂，作為擠進來的二等車廂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沒有預訂酒店，威廉說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運氣。在站前遊客諮詢部門外恭候威廉時，我查閱列車員贈的精美布拉格地圖，聽見身後一位日本女孩向職員索要免費地圖時，那位先生即尖著嗓門唱起資本主義「新經驗」：「這是私人公司，沒有免費。」
的士站司機瞪著地圖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們拉了一對捷剋夫妻。一位黑車司機湊過來要價三十歐元，我還價二十，他堅持二十五歐元，說跑趟來回有二十公里遠。待十五分鐘後下車時威廉索要收據，說是回公司報帳。司機就反覆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會英語）」。
三天後，旅店老闆幫忙訂車回火車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歐元換二十九克朗）。所謂酒店其實是一戰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營業招牌。主人亞歷山大是位畫家，對遊客的告誡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錢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裝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賽人。」二樓古香古色、傢俱齊全的公寓擁有四間臥室（其中三間上鎖），客廳、廚房、浴室和洗手間一應俱全，一晚四十五歐元。
威廉付同樣的錢，卻只有一間臥室，淋浴圈在床頭角落，廁所則在走廊對面。兩天後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說正逢布拉格國際音樂節房間緊張。結賬時我忍不住問：「家庭公寓與簡樸單間居然同一價格，是市場經濟還是計畫經濟？」店家不吭聲。
每天早餐時我都與亞歷山大攀談一陣，得知共產時代嚴禁私人經營酒店，因不允許國民接觸外國人及外幣。西方遊客若想造訪，須持捷克官方邀請函才能辦理簽證。外國人抵達後被強迫每天兌換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時相當於捷克人一個月的薪水。
在「反對物質享受」之國空蕩蕩的商場裡，根本花不掉這堆「廢紙」，離境前允許外賓以官方匯率換回外幣，但價格低得形同明火搶劫。
東歐曾流行政治笑話：什麼是最幸福的時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門並喝道：「薩沙你被捕了。」主人驚慌地辯解：「薩沙住在隔壁。」對比新舊體制，亞歷山大堅定地表示：「當然是現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貴，我們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
因反黨言論蹲監獄
共產時代當局宣傳「每個人都過得很好」，其實人人過得很壞。那個時代百姓無法對自己的生活負責，黨分配你一個蘋果，你就得千恩萬謝。絕不能怨言自己對蘋果過敏，梨子比較適合，那就會成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體制下，只是有人過得好，有人過得差，貧富差別及階級差別也變得巨大起來。你的鄰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誰也猜不出財富從何而來。共產時代公民可享受醫療、教育、住房的高福利，「變天」後改革為基本醫療免費，就是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醫療就得付費。幼兒園至大學的基礎教育仍免費，若想進修音樂、美術、體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義的「名聲」，一位來英國進修的捷克婦女說：「誰來侵略，我們立馬投降，為的是保護古蹟免遭戰爭摧殘。反正外國雜種不過幾年便會逃走。」她還常常勸導西方人：「你們那些雞毛蒜皮的煩惱算什麼？我父親曾援助古巴革命，後來父母又因思想反動雙雙入獄。十歲起我就每月跑監獄。」
抵達布拉格的上午，我趕到Wenceslas廣場的普拉夫紀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時，在駛入廣場的蘇軍坦克前，一位名叫楊．普拉夫的學生以自焚抗議。紀念碑前哀悼、敬獻鮮花者人流不絕，我也獻上一束鮮花，思緒萬千，淚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鵝絨革命終衝破專制體制，百萬民眾湧入Wenceslas廣場，聆聽日後成為捷克民選總統的詩人哈維爾自由主義的激情演講。那些天，示威民眾手舉汽車鑰匙搖動著，寓意是要求當權者立即駕車滾蛋。
共產時代有一句假大空口號：「市場豐富，物價穩定」。直至變天為資本主義後才終於實現了前半句，不過從食品到工業品大都是進口貨。
布拉格一直被譽為古典建築博物館，大廈外觀都裝飾著精美的彫刻及彩繪圖畫。
Wenceslas 廣場是布拉格主要繁華鬧市，現在這條長街成為「帝國主義夾著皮包捲土重來」的秀場。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貨，一家連一棟佔據著價值不菲、美輪美奐的帝國時代建築。捷克城市與鄉鎮的超市已被英國Tesco搶灘，棲身的旅店裡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以往捷克生產的手錶、皮鞋及傢俱享有盛名，我的英國夫君收藏舊款上海表、蘇聯表，我打算贈他一塊捷克表。布拉格尋了三天後，只見到日本、瑞士和法國表。當我訴說要買捷克表時，售貨員像打量怪人似地詫異回答：「我們沒有捷克表，這是日本的Citizen。」後來終於在四小時車程遠的小城 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殼、日本機芯的手錶。
上世紀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揚海內外，共產黨掌權後廠主逃到印度，繼續生產 BATA皮鞋。於是，數十年間兩個BATA品牌爭奇鬥艷，一個是國營產品，一個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場上的皮鞋皆是義大利、西班牙及中國貨，我同樣在 Krumlov找到了透著股東歐拙樸風格的BATA皮鞋。選購羊毛外套時，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產地則是羅馬尼亞、土耳其、中國及泰國。連所謂的匈牙利、捷克特產刺繡品，看上去同香港國貨店的中國貨如出一轍。同行的波蘭太太甚至斷言：「恐怕仍是中國貨。」我曾觀賞過一位印度客購買的布達佩斯議會大廈紀念章，背面竟印著「中國製造」。匈牙利產品有瓷器、鵝肝醬、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產品有啤酒、水晶工藝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飾。
由布拉格返回布達佩斯那晚，火車站告示牌前我與一位捷克銀行女職員聊起來。她表示雖屬中產階層，但也僅能消費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販運的走私貨。她表示：「當然黑市貨品質不怎麼樣，但市中心的購物中心我們去不起呀。」
大學免費書費自理
該女士月收入一萬七千克朗，電器工程師丈夫九千克朗，女兒讀大學法律專業，學費全免，書費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學讀英語時只有捷克老師，沒機會與外國人交談，並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旅行。
三十年前該女士去過羅馬尼亞，去年故地重遊時見到那裡沒有一點變化，境況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產時代，國民若與外國人交談，警察就會帶你到警察局問話。那個時代不可能知道敵人是誰，丈夫、家人和鄰居等都可能背地裏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臨布達佩斯火車站，三天前存行李時的費用三百福林，眼下變成六百。我剛一申辯，大漢指著我的手袋不耐煩道：「這樣的小包三百。」巴士車站，售票員要求我買兩張去機場的車票共四千福林。她說：「若再來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張車票，否則你就得付兩人的車資，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
東歐變天後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氾濫如雨後春筍。布達佩斯機場公路上，見到一位漢子胸前背後洋洋灑灑披掛著數十本春宮畫報，正穿梭於公路中央向來往車輛兜售。當「色情看板」消失於視線後，我回頭最後眺望了一眼古城布達佩斯。
這裡紅旗已落地，自由市場經濟煥然一新，人民享有歐盟的福利保障，這就是眼下的新東歐。捷克銀行女職員如此表述：「我們痛恨以往的共產體制，如今儘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們寧可選擇現在。因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體制、自由媒體、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嚴，不再恐懼所謂的『反政府罪』。」這話使我想到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曾說過：「七十年的共產主義體制，致使我們落後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記得一九八九年底東歐變天，身為俄語教授的父親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時感嘆道：「歐洲畢竟是擁有傳統文明的社會，任何專制體制只能是過眼煙雲，不可能長治久安。」
我則依稀記得嚴厲的政治告誡「如果紅旗落地，百萬人頭就要落地，勞動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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