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京報》的「開國元勛」，在寫社論或者編輯評論經歷著來自強大的南都理念阻擊和窒息時，經歷過《新京報》創刊和定型中南都理念和北京理念巨大衝突的首當其中者，並且在這種衝突中為《新京報》評論定下基調（評論部主任孟波承認的），如果說評論是《新京報》的靈魂的話，那麼對《新京報》整個報紙都有所貢獻的話，我覺得《新京報》與南都之間，是脫胎換骨的，是另外一張僅僅保留了南都的衝勁和新聞敏感的報紙，南都人對《新京報》的貢獻沒有想像中的大，在我的痛苦經歷中，我認為是非南都人，在光明日報知識份子氛圍之下，決定了《新京報》的靈魂，深度和品位，南都人更像是新聞黑社會的古惑仔，充滿了與北京和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小市民氣息。
在進入媒體之前，我對南都印象不深，除了孫志剛案和發了兩篇評論之外。而且我對新聞和時評都很看不起，認為是快餐，後來作飯碗的時評別人津津樂道的我認為是道德意淫。所以孟波來找我時候加入，讓我心動的不是首席評論員的位置（後來被來自南都的領導否定了），而是胡溫新政和來自社長老戴關於儲安平的講話，南都除了錢，確實沒有什麼感覺。以至於受南都的程益中創刊前來報社，孟波給我介紹的時候，我還真以為是個農民，其貌不揚，我想起孫志剛案，還開玩笑對程益中說，也要辦暫住證。
南都人當老總，真把我難受死了，我不時地去尋找光明日報知識份子的氣質來為自己辯護，或者為在程益中身上尋找程益中有一段子愛上《新京報》，拒絕回南都體現出來的非南都氣質來安慰自己。我在其中，看到光明人對程益中有一種特殊的，惺惺相惜的感覺。再後來程益中出事了，光明日報老總作為官僚，居然向中共中央打報告，反對廣東方面，我越發覺得程益中與光明人之間的融洽，與南都人之間的裂痕。作為80年代新啟蒙時代的產兒，我認為程益中辦南都不是理想，而《新京報》是他理想。所以程益中不是南都人，而是光明人。《新京報》的精神氣質很大程度取決於程益中的知識份子和自由主義傾向，這是我在寫社論和編輯評論中深深感覺到和契合的。
平心而論，南都人對新聞敏銳，有衝勁，尤其體現在第二任總編輯楊斌身上，但是偏於社會新聞，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南都人做的北京新聞還比不上京華時報，這是我後來在《法制晚報》做《早報快覽》真切感受到了。而時政新聞確實非南都人所長，時政新聞的賣點在於深度，南都人對時政新聞幾乎沒有感覺，沒有足夠的觀察和思想深度來把握時局的變化，《新京報》如今打下的江山，最主要是時政新聞，北京新聞是軟肋，那麼南都人對《新京報》是不是應該重估。在新京報，還有些知識份子氣息的，還有評論部主任孟波和核心報導部主持人李列，而評論和核心報導是《新京報》的拳頭，所以說作為一張知識份子氣息的報紙，《新京報》與小市民的南都人關係甚遠。當我到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家，朱厚澤說海外媒體評論說，《新京報》是新黨報，而《瞭望東方週刊》是新黨刊，新黨報應該是光明人的知識份子氛圍和從北京招來的非南都人來形成的。
北京理念的非南都人不僅僅遭受的是理念上，還有制度上的歧視，例如同樣一個版面，非南都人得到的報酬要少多了。當非南都人為《新京報》定了型，此時程益中已經出局，南都人就開始摘桃子了，幾乎各種非南都的骨幹，在那段日子，都用委婉的手段弄出局了。中國傳媒內參2004年 12月16日有一篇《京報一年》文章中說，北京新聞部一位時政記者則說，去年《新京報》大舉招聘時，提出的口號是"重要的不是做什麼事，而是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但是遺憾的是，一年之後，去年投身《新京報》的各地精英，還在報社的已經攘瓤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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