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 我們班的三個「反革命家屬」
文化大革命時,我大學那個只有29人的小班出了兩個全校聞名的反革命,畢業前夕班裡三個女同學都成了反革命家屬。我們班的才子夏承光是六系抓的第一個學生反革命。夏承光本來就有點小名氣,他是哈工大紅色文工團舞蹈隊隊長,在舞劇中扮演雷鋒,動作驕健舞姿優美,實屬多才多藝。夏承光消息靈通思想活躍,文革初期傳遞小道消息宣傳大民主,觸犯了靠反右派起家的指導員田嫚玲。「踢開絆腳石,徹底鬧革命」的大字報稱夏承光為革命的「絆腳石」,還說絆腳石就是反革命。在這張大字報上面,田嫚玲名字下我們班有10來個黨員和黨的積極份子簽字,徐秀芝署名其中。
徐秀芝是哈爾濱人,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留兩條辮子,說話細聲細語,看起來文文靜靜。彼此介紹過後我對她說:你的名字很溫柔,和你的聲音一樣。她對我說,她不喜歡「秀芝」這兩個字,太女性化,太軟弱,但願能以結實的字眼來代替。我說:那你就叫徐石頭吧。她說:好哇!那以後,她就有了個最常用到的雅號「石頭」。
石頭是我們班的團支部組織委員,是那種典型的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小綿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讓所有瞭解她的人跌破眼睛。文革開始不久研究生班貼出一張矛頭指向校黨委的大字報。一時間全校範圍內支持和反對的意見紛紛揚揚。直到校黨委組織反擊時,我才發現徐秀芝帖的那張「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大字報,觀點是支持研究生大字報的。黨的訓服工具一疏忽站到對立面立場上,我想她一定對此很懊悔。為什麼在打擊夏承光的大字報上簽字,我從來沒有問過她,此舉對她可謂天經地義。她所在的那個陣營中的人,幾乎都採取了同一態度。
在召開批判夏承光會議前半小時,年級指導員找我個別談話。我明確表態,夏承光有缺點,有錯誤,有個人英雄主義,對黨組織不滿,但他不是反革命。指導員對我說:對他錯誤的性質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會上如有不同觀點不要當場批駁,我們會下再談。 那次批判會我們年級一百多人都參加了,會議氣氛從一開始就搞得很緊張,一些同學對夏承光採取政治上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我幾次想跳出來發表反對意見,想想指導員會前的話都憋了回去。批判會開到中間,魏錄元氣沖沖地離開會場。 魏錄元的行動使我震驚,他和夏承光關係並不好,平時對夏在班裡的「囂張表現」多有怨詞,但在眾人對夏群起而攻之時,他不落石下井還敢公開抗議,這表現確讓我刮目相看。魏錄元對什麼事都有獨立的看法,他從沒入過少先隊也沒入過共青團,指導員曾說過,像他這種離經叛道的人趕在57年肯定當右派。我和魏錄元不同,從小到大一直很得老師寵愛,入大學後是學生會的文化部長,延著這條路本可以很順利地入黨當官,可是我思想改造走火入魔,總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鬧得指導員和同學都認為我是個資產階級意識很嚴重的人。我和魏錄元都是那種對所謂的信仰叫真的人,文革時走到一起亦屬必然。
在那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革命季節,夏承光很快從絆腳石變成革命造反的先鋒,徐秀芝經了風雨見了世面,從此徹底脫離「老保」陣營,和夏承光成為一個戰壕的戰友,一起造反,一起革命。
月轉星移,不到兩年時間,毛澤東就利用幼稚的紅衛兵,達到了打倒劉少奇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目的。之後,建立他一統天下的穩定政權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使命。在黑龍江,軍工造反團率先奪了省委的權,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東北的新曙光」炎炎升起,哈工大的造反派跟不上毛澤東列車的急轉彎,站在革命陣營的對立面。夏承光和魏錄元不識時務成了反奪權的急先鋒。結果是,他們造反一大圈兒,不僅沒撈到半張交椅,反倒進了新政權的監獄。
昔日同一戰壕的戰友紛紛殺他們的回馬槍,我和徐秀芝特立獨行成了他倆的鐵桿「保皇派」。那段時間我們倆擔心他們對生活失去信心幹傻事,穿梭似的往監獄跑。還記得黑龍江省公安廳監獄的小兵,有一次給魏錄元送東西,一枝很大的丁香花夾在裡面,那小兵心照不宣地向我點頭,笑瞇瞇地拿過去,過後他還特意告訴我,東西送到了,是他親手交的。有一次遇到徐秀芝中學同學劉佐文,他讓我勸勸徐秀芝,別把違法的事情幹得太過份。原來石頭在給夏承光送的書上用針刺字,寫什麼「黑暗就要過去曙光就在前面」之類的話,還稱當時掌權的造反派「新曙光」為「新鼠光」。劉左文說,她干了好多次了,最近這次本子上字都刻滿了,再下去他也無法出面保護。劉佐文是新曙光造反團團長,工大革委會主任 ,這個權傾一時的人物還會暗中保護老同學可見其良心未泯。(文革後期,毛澤東向最後一批沒有利用價值的「小將」下手,劉佐文下場很慘,不到30歲死於癌症。)
夏承光和魏錄元在省公安廳監獄關了三個月,戴著「犯罪份子」的帽子被放回學校繼續接受監督改造 ,我和徐秀芝「看破紅塵」,從此融入逍遙派大軍。
在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喜歡窩裡斗的劣性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運動搞到後來內戰打到小班,打到宿舍,很多不顯山不露水的小人物,都被當反革命揪出來批鬥。記得那是夏天的一個午夜,我們宿舍裡幾個人被猛烈的敲門聲驚醒,隔壁307室三個4系女生氣勢洶洶闖進來大聲疾呼:趕快起床,趕快起床,你們房間有反革命!其中一個手裡舉著幾張破紙說:這是誰丟到外面的,趕快交待,反革命罪證已經捏在我們的手中!
誰也不清楚怎麼回事,我們班的另一個女同學陳明潁睡眼惺忪走到跟前,毫不在意地說:「是我丟到宿舍門外的,寫點這個就是反革命,當反革命也太容易了。」
三個女同學開始講述紙上文字的反動內容,其實不過是對學校停課,學生混日子發點牢騷。宿舍的人對她們的叫嚷很不以為然,後來陳明穎講,那是朋友給她寫的一封信,她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也沒想留著,就撕碎丟掉了。三個人知道寫信的人是本校學生周本虎,問明班級就離開了。陳明穎的爸爸是右派 ,對於她這樣出身的人,文革中哪一派都不敢兜攬,陳明穎很有自知之明,從文革一開始她一直謹小慎微當逍遙派,但她對當晚事情的嚴重性沒有認識,她和我們一樣接著睡覺,睡前嘴裡還嘟嘟囔囔的:那麼小的碎片粘起來得花多少功夫,吃飽了撐的。
第二天電機樓出現批判周本虎反動思想的大字報,內容都來自那封寫給陳明潁的信。周本虎名字被打上大紅叉成了反革命。禍從天降作俑者何人?寫信者本人?4系的幾個女生 ?如果陳明穎不把信丟出去,或者丟得更徹底一點,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陳明穎是這麼想的,也擔起了這份責任。她沒有殺回馬槍,沒有洗刷自己 ,而是陪周本虎挨批挨鬥,最後把自己一生的命運都和這個低兩年級的武漢小同鄉連在一起。
畢業前夕魏錄元和夏承光又被關進學校的拘留所。面臨分配,我最後下決心和青梅竹馬的男朋友分手,徹底登上魏錄元這條危船。革命派都知道我已不可救藥,輪番作徐秀芝的工作,讓她殺回馬槍。昔日的追求者苦口婆心來勸說,徐秀芝從未為其所動。其實我們心裏比誰都明白,右派份子淒慘生活的例子在眼前擺著,受歧視遭白眼的待遇我們已經領受,我們選擇的生活道路,沒有前途,沒有尊嚴,其影響不僅是我們自己,受牽連的還有我們的親人甚至後代。到底是為什麼使我們做出這樣的決定?
那時,工大揪出的反革命已經太多,大大小小的批鬥會早已失去新鮮感和刺激性。我們班的紅色當權者想出新的點子。他們貼大字報宣布開會批鬥夏承光,魏錄元,特別註明:徐秀芝和趙鳳梅陪鬥。這著兒真靈,批鬥會一反以往冷冷清清局面擠進不少人。會上班裡那個掌權頭目舉手打徐秀芝,我站在那裡不為自己難堪,反替那個動手的吉林同鄉感到惋惜和羞愧。
班裡另一部分同學成立個7,13 戰鬥隊,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陳明穎,陳明穎被抄了家,幾大本日記在男同學中傳閱 ,她的暗戀者,她的追求者,她的全部隱私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天開陳明穎的批鬥會,不少人對她大呼小叫,氣氛比批鬥夏承光,魏錄元熱烈得多。平時很老實的一個農村同學,竟操起條苕打她。那個同學把自己的初戀感情向黨組織匯報被曝光,他舉止反常是因為心裏有氣。我很明白,7,13戰鬥隊的同學和魏錄元,夏承光關係不錯 ,陳明穎被當成轉移鬥爭目標的工具和發泄怨恨的出氣筒。
終於畢業了,夏承光,魏錄元因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被取消分配資格在校繼續接受監督改造 ,我們三個未婚女青年(陳22歲,徐23歲,趙24歲) 被稱為反革命家屬,分配到哈爾濱閻家崗農場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
後記:
一, 2000年大學同學周明陶到歐洲考察,我到旅館去看他。回憶起大學時期的生活,我說:我最想見的同學是陳明穎,她很優秀,是曾經的時代和曾經的6265班錯待了她。周明陶告訴我,陳明穎死了,癌症。我從旅店回來幾乎一夜沒睡,決定寫點東西紀念她。2003年在國內見到大學同學胡玉明,他是魏錄元最好的朋友,我們談起陳明穎,他說,陳明穎是個悲劇人物,周本虎早她幾年死的,也是癌症,他們的婚姻並不美滿,陳明穎曾對別的同學講過:文化大革命那個特定的情況,讓她嫁給一個無論是能力和才華都遠不如己的人。胡玉明作為曾經的7,13戰鬥隊成員,曾託人向陳明穎道歉 ,不知她生前是否得到這個信息。陳明穎安息吧! 如果人在死後還有靈魂,請你等著我,讓我們在陰曹地府作朋友。
二, 我和魏錄元先從黑龍江小縣城調到天津,後來又出國到維也納定居,生活是在吵吵鬧鬧恩恩愛愛中,磕磕絆絆地往上坡走 。魏錄元是典型的東北大男人,他不習慣關心體貼別人,但總會努力為我為之,特別讓我感動。那一年,他為一個小他25歲的女孩離家出走再不回來。他說,他已經不喜歡我這個類型的女人。我一下子變得昏昏霍霍,見到他的面就哭,還一個勁兒問 :告訴我,我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世界怎麼了?
三, 和徐秀芝最後一次見面是1980年,我去哈爾濱出差沒住旅店住在他們家裡。我們在一起時總願意互相問:我們年輕時怎麼那麼傻? 1997年我和老公去上海旅遊,那時徐秀芝,夏承光已從哈爾濱工大調到上海交大。在旅店我拿起電話猶豫多時沒有給他們打,我和魏錄元離婚後又結了婚,滄海桑田,想說的話太多,有外人在不說也罷。今年夏天回中國,胡玉明在電話裡告訴我,夏承光和徐秀芝到他家做客,他們剛得了個中英混血外孫子(女)很開心,夏承光腰板挺直,60歲的人言談舉止還像原來那樣。
徐秀芝,夏承光你們好!
2005年 10月 於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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