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任畹町先生您好！作為中國歷史上追求、推動、促進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前行的堅強老戰士、硬骨頭，幾十年來孜孜以求為這個事業付出很多艱辛和血汗，人民非常尊敬您。現在中國人民在覺醒，九評帶動的退黨大潮不可阻擋。您是很早覺醒並與共產主義決裂的民主運動思想奠基者、民運理論家和實踐者，您是否簡略的談一下您這種追求和理念的認識、形成過程以及您對共產主義和當前退黨大潮出現的看法。
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獨裁反專制卻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任畹町先生：從歷史的角度看：共產黨在1949年之前得到中國窮苦人包括農民支持的擁護，在腐敗的政府的大背景下他們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我們也要尊重歷史吧，當時來看共產黨是一個新生的力量、前進的力量。否則它也不會成功的，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吧。但是歷史上產生的，必然會在歷史上消失。中共取得政權後，他的地位變了，原來他們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獨裁反專制卻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共產黨成為一個獨裁專制政體。如50年代鎮壓反革命的時候錯關、錯殺、誤殺了很都人。其中包括很多與舊政權有過聯繫的，或是曾經為舊政權工作過的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見證共產獨裁專制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我寫的《中國人權宣言》中，我最早提出它是「十年內亂」。它是一次中共內部的大爭鬥，你死我活的政權之爭，也是一次非常殘酷的權利之爭。十年文革它給人民一個活生生的一個視窗，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君主制度的復辟，專制君主制度這個詞，西方政治學家把東方的專制君主制度稱為官僚專制政體，對於這個政體，中國人是從歷史教科書、文獻中瞭解知道的，但是誰也沒有經歷、看到過兩千多年專制的血腥屠殺的殘暴，大多數人也沒有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滿清政府時代。文化革命使人民看到了專制政體在中國最黑暗的一頁，對於什麼是軍政府獨裁有了認識，國民黨時期就是軍政府獨裁，在它之前的軍閥內戰時期各個地區也經歷的是大體相同的軍政府獨裁，哪個軍閥勝了哪個軍閥就建立軍政府獨裁統治。文化革命時期的那種軍事管制，軍隊、解放軍宣傳隊，實行軍事管制，用政治學術語來說就是軍政府獨裁。軍政府獨裁通過文化革命人民又一次看到了，什麼叫軍人專制。
「社會主義大家庭」何在？
從中國的經濟體制來看，中共實行的是一種封建性的壟斷，他們口頭上說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社會主義是「一體協調、協作、合作」，而在中國我們看到的卻是非常奇特的各地政府自成一體、互不往來、互相對立這樣一種諸侯割據政體，政治割據的政府。70年帶我坐在火車上，在通往河南與山西兩省鐵路交界的地區看到用石頭碼起來的大字：河南省的山坡上的大字是：「凍死不燒山西煤」，而山西省山坡上的大字是： 「餓死不吃河南糧」。當時我看到這個情況非常吃驚。社會主義不是說比資本主義更優越，全社會所有，更加分工合作的，更加一體化的制度，怎麼會這樣？「社會主義大家庭」何在？
人民公社：原始村社+現代國家農奴制的結合體
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在經濟體制上是人民公社化，當時老百姓不知道人民公社是個啥東西，現在全明白了。我給人民公社一個定義，它是中國最原始的村社，古老的原始社會村莊的自然形態加上現代的國家農奴制的結合體。很古老和很近代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了。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上、在經濟上是個一非常沒有知道的人，他如果懂得什麼是原始村社，什麼叫俄國的農奴制，他就不會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倒退幾千年、上萬年的東西，讓他給拿來用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沒有「改革開放」這四個字
1978 -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仍然錯誤的堅持強調鞏固人民公社這樣一個制度。還說什麼三級所有作為基礎。要強化人民公社。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自己認為是改革開放的開始和社會大的轉變的開始，實際上我們現在拿到當時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來看，沒有「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反而肯定了落後的人民公社體制。
西單「民主牆運動」 舉起了人權和民主的旗幟
改革開放是什麼時候開始的？1978年出現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正是這個民主牆，一些青年改革派，民主派舉起了人權和民主的旗幟，提出了改革現今中國社會體制、改革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方案。我們回顧民主牆歷史史料的時候，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一條脈絡，就是人民和期間的民主派，是他們推動了歷史前進的步伐，他們幫助中共從錯誤的極左的專制獨裁走向開放開明的政體，這個功勞是人民的，不是中共自己的。儘管中共吹噓自己的歷史功績，我們要把歷史告訴人民。只有人民只有中國的民主派是他們推動了中國的歷史。
十年磨一劍《中國人權宣言》
1979年1月1日我起草、撰寫的後經大家醞釀討論修改後發表的《中國人權宣言》代表了我思想覺醒後十年磨一劍的標誌。這是得到中國民運歷史肯定的一個檔。當時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現代化。當時西單民主牆時期兩個最具特色和主導力量的和主流表現旗幟一個是人權旗幟一個是民主旗幟。這也是我的自豪。走上這條坎坷充滿荊棘的追求中國自由民主之路是我無悔的選擇。
斷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揚鑣
文革中我跟無數的青年一樣是一個狂熱的紅衛兵。當時沒有人認為自己不是革命造反派。毛思想的追隨者。文革中我整了別人，別人也整了我。通過這個整人與挨整的這個歷史過程中，逐漸的覺醒。中國社會在文化革命走向了歷史大倒退這樣一個境地。重複了中國傳統社會那些最黑暗、最反動、最落後、最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使這些東西都死灰復燃，「忠字舞」「忠字牌」像章，我很容易把這種現象與過去的忠君思想聯繫到一起，他們搞的不就是忠君嗎？中國歷史上皇帝搞的那一套東西。都是專制的封建的那些東西。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政治特點是專制，封建性還不是它的主要特點。在中國封建性不具有典型性，在中國早期有，後來演變為秦始皇官僚專制帝國。專制性比封建性更加獨裁。通過十年文革，我們認識到這些問題，通過思想碰撞、痛苦，包括肉體上的痛苦，文革整人要「坐飛機」要挨打的呀，武鬥暴力、大串聯等。通過對這些痛苦的回憶，我斷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揚鑣。
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國最後一次的文革造反運動」非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
1976 四五天安門事件有人錯誤的認為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錯。為此我已經寫過文章專門論證這個問題。我認為四五運動是「中國最後一次的文革造反運動」。不過是同情中共的一個派別去批評攻擊中共的另一個派別，同情中國的走資派而攻擊中共的四人幫而已。這從一些政治口號、主導宣傳思想上看，他都不是民主運動，不是民主自由意義上的運動。是中共一派反另一派的運動。這個立場觀點現在朋友也都比較認同了。如果把四五運動當作民主運動的開端、偶像、榜樣，對於民主運動而言它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沒有搞清楚自由民主理念後，他們容易爭奪中國民運運動的歷史功績。涉及很深層次的問題。關係到中國的民主運動究竟應該秉承一個什麼樣的思想理念。這是原則。這是大是大非。
更荒唐的是還有人把文革作為民運的開端。我96年出獄後經過連續8-9年堅持寫作從事理論研究，與朋友們探討、批評、爭論這個問題，都已經搞清楚了也得到認同。文革絕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這已經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對於一些民運的參與者特別是坐牢時間坐的很長的、隔離社會很久了的人，有些人沒有一個科學的牢固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基礎和訓練及閱讀，當然那時候民主經典都是禁書，無從閱讀到，接觸的也是支離破碎的東西。文革就是毛領導發動的一派對另一派的殘酷的權利鬥爭。以上基本上這是我的覺醒過程中所認識到的。
他們最終的結局就是從歷史上消失
九評共產黨我看過了。我們要與中共的共產主義做決裂、揚棄它。蘇聯、中國社會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實體存在可以說是歷史的誤會。他們根本也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在人類社會不能實現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超越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蘇俄基礎上、在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土地上空想的烏托邦的提出實現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們在理論上實踐中已經遭到失敗。共產主義理想完全就是空殼子、空招牌，他們自己也拋棄了共產主義的實質，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了。一些老黨員和年輕的黨員在這種空想的烏托邦式的理念被徹底否定後，提出退黨是值得慶幸的事情是好事。共產黨否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後，他們最終的結局就是從歷史上消失。
任畹町簡介
任畹町，江蘇人，1944年生於經濟學者家庭。
1966：年肄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
1978∼79：參加民主牆運動；起草《中國人權宣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任負責人；被勞教4年。
1989：發動「政體改造」民主運動；發起紀念民主牆10週年運動。
1991.2.8：在法庭上作題為《89民主改革與主權在民──駁反革命煽動罪》的辯護演講，被以繼續在法庭上宣傳煽動「罪惡重大，拒不悔罪」處刑7年。
1994：獲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被譽為人權民主活動家。
1998.11.7-10：創議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
1999.12.26：參與組創中國民主黨聯合委員會，任顧委主席。
出版《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編、選編、補編》
現居中國北京市。
(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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