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戛納、威尼斯、和柏林電影節並列為世界最重要電影節之一的多倫多電影節，本月8日到17日在多倫多舉行，52個國家的335部電影參加了今年的第三十界多倫多電影節。一部名為《Child Blue》的記錄影片，以大量真人、實物的現場拍攝，揭露了中國經濟發展、繁榮背後，中國兒童勞工生活的鮮為人知的現狀。
時值胡錦濤訪問溫哥華，《Child Blue》的製片人陳宗秀女士緊急致信胡錦濤，呼籲他思考中國勞工的權益，保護影片中的被拍攝者。以下是其英文信的翻譯。
胡錦濤先生：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議我買一個出生證明再偽造一個新的身份證，以便我能夠重新到中國訪問，但我決定還是選擇向您坦白並申請得到特殊的保護。
兩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在大陸美麗的四川省的一個很閉塞的小山村時，被兩個很負責任的當地警察以不許停留超過24小時的理由拘留審問過。在那個有著獨特的稻米梯田的樸實的村莊裡，耕牛比自行車還多，孩子們和那些在泥土路上閑逛著的山羊和雞一起玩耍。在我給警察看了我的註明臺灣為出生地的美國護照之後，那些勤快的警察立刻堅持說我是一個為美國和臺灣政府做秘密工作的人。而拘留和審問我的唯一的證據就是我的護照和攝影機。
當時是因為我年輕的朋友小魚兒在廣東的一個牛仔服加工廠工作一年後，回到這山裡的村莊探望自己的家人。我只是跟隨拍攝了她探望自己的祖父母，幫助她的媽媽做家務，以及她和自己的小貓小狗一起玩的鏡頭。
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難後，我終於可以離開中國了，但我的錄像帶被沒收了，這裡我不想詳細描述那些細節，因為那些幫助我離開的朋友們都還生活在那裡。
我18歲就從臺灣來到美國讀專科，並成為了一個攝影師兼電影製作者。四年前，我第一次受到我的攝影指導老師Micha Peled的邀請到中國去訪問。我非常沉醉於那座花園般的城市──深圳和它周圍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工業區，這裡為西方國家生產提供了大量的產品。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告訴人們中國奇蹟般的經濟發展後面的故事。於是在過去的這四年裡，我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一個牛仔服加工廠的宿舍裡，和那些在這個工廠裡工作的十幾歲的天真的女孩子們生活吃住在一起。我分享著這些女孩子的小秘密，和她們一起為她們那些生著病卻還在地裡幹著活的祖父母擔憂，分享她們寄錢回家供她們的兄弟姐妹讀書，並在下一個收穫季節前給家裡買一個新的稻米收割器的夢想。
這些我一生中從未遇到過的13到20歲女孩子，突然之間就把我吸引住了。她們全都無私的為了供養家人而在年齡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溫暖的家，到幾千公里之外的，一個講著她們幾乎根本就聽不懂的方言的陌生省份去，生活和工作在出口產品加工廠裡。
然而她們的處境卻非常的艱難，由於她們拿的是計件工資，所以她們要儘可能的多做。儘管她們對每天從早上8點干到凌晨3點感到非常的累，但我聽到她們仍然在想盡辦法的讓自己保持清醒，甚至是用涼衣服的夾子夾住她們的眼皮使其保持張開。這些奇特的女孩子是促使我在幾年間能夠冒著被警察抓捕的危險返回到那些工廠的原因。
由於您的國家還禁止對國外媒體發表真實的言論，我們對所有國內的朋友撒了謊，說我們拍攝只是為了保護她們和我們自己。而現在，我們的電影《中國正藍》正在高水平的多倫多電影節上放映，而且還將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美國國際電影節等多個國際性影展上播映。西方的觀眾們將第一次看到，那些他們的孩子們穿著去玩籃球、上學、參加集會的牛仔褲，就是由這些同樣年齡的勇敢的女孩子們製造的，並將對是什麼使這些女孩子每天工作12到17個小時，並且幾乎得不到報酬而感到震驚。
在北美，我們的言論自由是受到保護的，但我擔心我們那些在中國的無辜的朋友們會因為被我們拍入了影片而面臨來自政府的壓力和麻煩。我敢肯定您的許多下屬一定會和那兩個在小山村裡審問我的警察一樣，他們不會相信，我的興趣僅僅是講述我自己的朋友小麗、小蘭、李萍、小魚兒的人生故事。不過有一點我敢肯定，隨著這部電影在世界上的公映，國際觀眾將被這些工廠裡的，我的小妹妹們所牽動，並關注她們的安全。
由於我們的電影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得到公映，所以我想請您在方便的時候私下觀看一下這部電影，藉此來認識一下這些年輕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用來供養她們的家庭的姐妹們，也認識一下那位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努力工作著的，新的工廠主──賴先生。
而最為重要的是，我想請求您給她們予保護，因為在西方社會裏，媒體都在懷疑她們可能因為被拍攝而遭到迫害。同時，作為一個記錄片的製作人，我對回中國去探望那裡的老朋友們很有興趣，我希望下一次去時不會又被拘留，因為我總是帶著我的攝影機。
此致！
《中國正藍》助理製片人：陳宗秀
附：影片《中國正藍》簡介：
16歲的小麗是麗鋒製衣廠的剪線工，在中國南部的小城沙溪，這是數十個這樣的棉紡織品廠之一。從她進廠後，她就和她的新朋友，裁減工李萍，拉鏈安裝工小蘭一起製作人們穿的牛仔服。小麗成為了上千萬打工族中的一員，這些打工者幾乎都是年輕的女性，她們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營。
當小麗得到這份工作的時候，她為自己能幫家裡掙錢了而感到高興，當她從農村走向城市時，對沙溪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所知很少。但很快的，她就得為那微薄的工資而每天工作16小時。有時在宿舍裡小蘭教她扭扭迪斯科舞和模特步，以及和14歲的李萍在午夜時溜到市中心買杯5毛錢的飲料，這些給茉莉帶來了一絲安慰，友誼成為了茉莉能夠繼續她的繁重殘苛的工作的支柱……
時值胡錦濤訪問溫哥華，《Child Blue》的製片人陳宗秀女士緊急致信胡錦濤，呼籲他思考中國勞工的權益，保護影片中的被拍攝者。以下是其英文信的翻譯。
胡錦濤先生：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議我買一個出生證明再偽造一個新的身份證，以便我能夠重新到中國訪問，但我決定還是選擇向您坦白並申請得到特殊的保護。
兩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在大陸美麗的四川省的一個很閉塞的小山村時，被兩個很負責任的當地警察以不許停留超過24小時的理由拘留審問過。在那個有著獨特的稻米梯田的樸實的村莊裡，耕牛比自行車還多，孩子們和那些在泥土路上閑逛著的山羊和雞一起玩耍。在我給警察看了我的註明臺灣為出生地的美國護照之後，那些勤快的警察立刻堅持說我是一個為美國和臺灣政府做秘密工作的人。而拘留和審問我的唯一的證據就是我的護照和攝影機。
當時是因為我年輕的朋友小魚兒在廣東的一個牛仔服加工廠工作一年後，回到這山裡的村莊探望自己的家人。我只是跟隨拍攝了她探望自己的祖父母，幫助她的媽媽做家務，以及她和自己的小貓小狗一起玩的鏡頭。
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難後，我終於可以離開中國了，但我的錄像帶被沒收了，這裡我不想詳細描述那些細節，因為那些幫助我離開的朋友們都還生活在那裡。
我18歲就從臺灣來到美國讀專科，並成為了一個攝影師兼電影製作者。四年前，我第一次受到我的攝影指導老師Micha Peled的邀請到中國去訪問。我非常沉醉於那座花園般的城市──深圳和它周圍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工業區，這裡為西方國家生產提供了大量的產品。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告訴人們中國奇蹟般的經濟發展後面的故事。於是在過去的這四年裡，我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一個牛仔服加工廠的宿舍裡，和那些在這個工廠裡工作的十幾歲的天真的女孩子們生活吃住在一起。我分享著這些女孩子的小秘密，和她們一起為她們那些生著病卻還在地裡幹著活的祖父母擔憂，分享她們寄錢回家供她們的兄弟姐妹讀書，並在下一個收穫季節前給家裡買一個新的稻米收割器的夢想。
這些我一生中從未遇到過的13到20歲女孩子，突然之間就把我吸引住了。她們全都無私的為了供養家人而在年齡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溫暖的家，到幾千公里之外的，一個講著她們幾乎根本就聽不懂的方言的陌生省份去，生活和工作在出口產品加工廠裡。
然而她們的處境卻非常的艱難，由於她們拿的是計件工資，所以她們要儘可能的多做。儘管她們對每天從早上8點干到凌晨3點感到非常的累，但我聽到她們仍然在想盡辦法的讓自己保持清醒，甚至是用涼衣服的夾子夾住她們的眼皮使其保持張開。這些奇特的女孩子是促使我在幾年間能夠冒著被警察抓捕的危險返回到那些工廠的原因。
由於您的國家還禁止對國外媒體發表真實的言論，我們對所有國內的朋友撒了謊，說我們拍攝只是為了保護她們和我們自己。而現在，我們的電影《中國正藍》正在高水平的多倫多電影節上放映，而且還將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美國國際電影節等多個國際性影展上播映。西方的觀眾們將第一次看到，那些他們的孩子們穿著去玩籃球、上學、參加集會的牛仔褲，就是由這些同樣年齡的勇敢的女孩子們製造的，並將對是什麼使這些女孩子每天工作12到17個小時，並且幾乎得不到報酬而感到震驚。
在北美，我們的言論自由是受到保護的，但我擔心我們那些在中國的無辜的朋友們會因為被我們拍入了影片而面臨來自政府的壓力和麻煩。我敢肯定您的許多下屬一定會和那兩個在小山村裡審問我的警察一樣，他們不會相信，我的興趣僅僅是講述我自己的朋友小麗、小蘭、李萍、小魚兒的人生故事。不過有一點我敢肯定，隨著這部電影在世界上的公映，國際觀眾將被這些工廠裡的，我的小妹妹們所牽動，並關注她們的安全。
由於我們的電影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得到公映，所以我想請您在方便的時候私下觀看一下這部電影，藉此來認識一下這些年輕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用來供養她們的家庭的姐妹們，也認識一下那位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努力工作著的，新的工廠主──賴先生。
而最為重要的是，我想請求您給她們予保護，因為在西方社會裏，媒體都在懷疑她們可能因為被拍攝而遭到迫害。同時，作為一個記錄片的製作人，我對回中國去探望那裡的老朋友們很有興趣，我希望下一次去時不會又被拘留，因為我總是帶著我的攝影機。
此致！
《中國正藍》助理製片人：陳宗秀
附：影片《中國正藍》簡介：
16歲的小麗是麗鋒製衣廠的剪線工，在中國南部的小城沙溪，這是數十個這樣的棉紡織品廠之一。從她進廠後，她就和她的新朋友，裁減工李萍，拉鏈安裝工小蘭一起製作人們穿的牛仔服。小麗成為了上千萬打工族中的一員，這些打工者幾乎都是年輕的女性，她們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營。
當小麗得到這份工作的時候，她為自己能幫家裡掙錢了而感到高興，當她從農村走向城市時，對沙溪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所知很少。但很快的，她就得為那微薄的工資而每天工作16小時。有時在宿舍裡小蘭教她扭扭迪斯科舞和模特步，以及和14歲的李萍在午夜時溜到市中心買杯5毛錢的飲料，這些給茉莉帶來了一絲安慰，友誼成為了茉莉能夠繼續她的繁重殘苛的工作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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