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與退黨

SARS事件簡述

SARS 最早的病人是在2002年11月16日，廣東河源市發現。2003年1月18日，大紀元時報就開始持續追蹤報導這個事件。2月10日，廣東省民眾搶購板藍根，對於SARS疫情的消息掌握和應變速度比政府及媒體快上許多。3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為疫區。中國的SARS疫情在5月份達到最高峰，直到 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解除北京的旅遊警告。

SARS期間中共的隱瞞

依據新聞資料，從1月下旬開始一直到4月中疫情全面曝光前夕，中國大陸媒體的報導，都說疫情在控制中。1月下旬，中山市的報紙寫說：「傳染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2月11日，廣州市政府宣布：「廣州地區出現的非典型肺炎已全面得到有效控制」；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北京表示：「中國衛生部和廣東省有關部門的報告說，最初在去年11月出現在廣東的非典型肺炎已經基本上得到了控制」；3月26日，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說：「北京非典得到有效控制」；4月2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中央電視臺稱：「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有效控制」。都說在控制中，結果疫情的高峰是在五月到達。其實真實情況應該是，只要官員、媒體說「得到控制、有效控制」，那疫情就一定不在控制。到底控制了什麼呢？據《亞洲時報》6月16日報導指出，「中宣部曾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一份文件，要求各地媒體嚴格控制當地公布的 SARS病例數字，中宣部將根據各地實際的情況，在不同階段，不定期的向各地下達一個SARS病例『限額』，作為對外宣傳之用，當地媒體報導的數字不得超過中宣部下達的「限額」。中國對疫情的控制其實是對數字的控制。」其實早在2月7日，中宣部就下發了一個文件對有關非典的新聞報導作了指示：「有關報導必須統一口徑，數字要統一，處理方法要統一，報導方向要統一，而且要強調疫情已受控。」在這樣的控制之下，連3月12日及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連續發布的全球性警報都沒有在中國報導，民眾對近在咫尺的危險毫不知情。官方有效控制的是疫情呢？還是有效控制了媒體？

SARS期間中共說的假話

除了上面的「一切都在控制中」的假話，中共在SARS疫情中，還說過不少假話。據《新快報》報導，在疫情剛開始的1月15日，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專家就已經到中山進行取樣，開始研究標本了。在1月18日的《信息時報》，廣東省衛生廳疾病控制處的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沒有收到任何關於中山市肺炎流行的疫情報告」，間接否認三天前專家曾經進行取樣的事實。1月23日，省衛生廳將調查報告作為紅頭文件下發，但沒有對外公開。此時，對該病的名稱是「不明原因性肺炎」，據說後來為了「不引起公眾的誤解和不必要的恐慌」，將此病命名為「非典型肺炎」，而實際上通常所說的「非典型肺炎」是不傳染的，而且可以用抗生素治療，這種有意的混淆致使不瞭解內情的其他省市醫務人員放鬆了對SARS的警惕，付出慘重的代價。

2月18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並由此得出結論：「衣原體引起的肺炎採用針對性強的抗生素治療非常有效。該病是完全可以預防的。」「非典並不可怕」。SARS實際上是冠狀病毒，而不是衣原體。新華社發布的這個消息，不只害了中國的醫生、護士，也誤導了全世界的醫療團隊以及和疫情搶時間的研究人員。

3月26日，新華社報導：「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稱，北京輸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沒有向社會擴散，本地沒有發現原發性「非典型肺炎」病例。」發言人並稱，「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監測網路，成立了病情調查處理專業隊伍和檢測實驗室，培訓了相關醫療護理人員，能夠應對疫情，保證首都人民的健康」。結果隔天，3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為疫區。此時政府卻向民眾隱瞞了這一消息，不顧人民的安全。4月1日，世界衛生組織在衛生部的欺瞞之下，取消北京是疫區時，政府透過媒體高呼：「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不是疫區！」，內部消息明知道疫情的嚴重，卻再一次把人民放在危險的境地。衛生部的謊言揭穿後，世界衛生組織在4月12日重新將北京列入疫局，此時消息又被隱瞞，這是第三次把人民放在危機最前線，說中共是蓄意置人於死地也不為過。

4月2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中央電視臺稱：「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他鄭重宣布：「現在中國大陸社會穩定，人們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結果在4 月20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隱瞞非典型肺炎疫情而被罷官。5月30日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翻案說：「首先我不認同這位記者提出的張文康同志因為隱瞞疫情而被免職。中國政府沒有隱瞞疫情。」5月31日，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蔡赴朝在北京市防治非典新聞發布會上也否認北京隱瞞疫情，他說：「對北京當初隱瞞事實的說法是不能苟同的。」官員公然說謊，民眾雪亮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連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人辛普森在6月3日的發言，都對中共的信用持保留態度：「或許中國的新發病例確實真是減少得很快，但考慮到疫情之前如何在中國爆發，它目前顯然面對信用（不足）的問題。」

「中國的良心」：蔣彥永

任職於301軍醫院的蔣彥永醫師，在SARS期間，以無比的勇氣揭露了疫情的真相，被外國媒體稱為「中國的良心」。4月8日，《時代》雜誌刊登了他的一封信，揭開了北京中央衛生部掩蓋SARS真相，欺騙公眾及國際社會的事實：「309醫院已經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 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7人死亡。」他說：「我是一名醫生，看到人命關天的事，我就要管。」「我不是什麼英雄，只要說蔣彥永是個說老實話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認為，人的生命最重要，講老實話最重要。」反觀中國的媒體在隔天的報導寫的竟然是：「外國反華勢力正在利用SARS疫情來詆毀和遏制中國。」更令人遺憾的是，因為在2004年2月要求「為89年學生運動正名，為64血腥鎮壓認錯」，「中國人的良心」在2004年6月5日被政府綁架，遭受非法拘留數月又被長期軟禁。

退黨事件簡述

退黨大潮是因為大紀元於2004年11月19日開始連載《九評共產黨》，全面反思和揭露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組織：「中國共產黨」。據退黨網站資料顯示，最早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是在12月4日。2005年3月份，中國大陸總共有三次插播，將九評共產黨的訊息透過電視送給中國民眾。3月14日，多家電視臺晚間插播了九評共產黨和退黨等相關內容，香港的一些民眾也收到了類似的電視插播，內容是退黨聲明及大紀元的聲明等。3月17日，9個省電視臺插播了《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3月29日，山東濟南市多個電視頻道的日常節目中斷，播出了電視片《九評共產黨》，號召尚有良知的黨員退黨。退黨人數在4月22日，達到一百萬人；5月31日，達到兩百萬；7月16日，達到三百萬。目前平均每天以兩萬多人的速度在增加。

中共對退黨事件的隱瞞

從2004年11月19日以來，中共對《九評共產黨》一反常態的保持靜默，既不抹黑為外國勢力，也不說有人在搞政治或是有反動份子。在7月3日晚，大陸25個電視頻道，包括13個中央電視臺（CCTV）頻道，12個省、市級的電視頻道被插播了九評和百萬人退黨的消息。發生這麼大的事，政府一聲也不敢吭，只由位在香港的亞太衛星公司在隔天無憑無據的指控信號是被法輪功惡意干擾，因為上面的壓力連插播內容的「九評」和「退黨」兩個字都不能說出口。7月7日，《九評》發表後七個多月，中共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才公開透露：「前一段時間境外的個別網站發布了所謂數以千計的黨員要求退黨的消息，還刊登了一些人的退黨聲明。」實際上退黨人數在7月6日已經達到278萬，到了李景田口中卻只剩數以千計，我懷疑他是用開根號去算的，278萬開根號就成了一千六百多人。SARS期間的病患數字只是用除法，現在退黨人數太多了，只好用開根號去算。

仁義之士

在退黨事件中，有三位仁義之士勇敢的公開退黨。第一位是陳用林，他是中共駐雪梨總領事館一等秘書，於6月4日現身悉尼紀念64及聲援200萬人退黨的集會上，並令人驚異地公布了發生在澳洲境內的中共綁架案，及多達千餘的特務網路。兩天後，中共駐澳洲大使傅瑩在記者招待會上睜眼說瞎話的保證，「我不知道中國在澳洲有任何間諜活動」，「我可以保證陳用林在北京是安全的。」，「我看不出來，中國政府有什麼原因來懲罰他。中國有法律來保證他的自由。」蔣彥永及趙紫陽因為對六四的仗義直言，最後都在法律之外被軟禁，很明顯的，中國的法律並不能拿來保護能保證人民的自由。7月6日，傅瑩繼續瞎說：「如果陳用林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得到批准，將打開出逃澳大利亞的洪水大門。陳用林有著中國年輕人最好的東西，現在對他來說不夠好了，他想要更好的生活，澳大利亞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27倍，他現在以攻擊他的祖國來換取另一個國家的居留。」傅瑩可能永遠不會瞭解陳用林得到的不是利益，而是思想上的自由、心靈上的自由，從此不用再昧著良心幫黨迫害善良的人們。不過傅瑩說中了一件事，「他這樣的人不是最後一個，還會有一些，如果這些人他們能夠取得成功，會有更多的人前來。」7月8日，澳洲沒有屈服於中共的壓力，發給陳用林永久保護簽證。

第二位是6月8日退黨的郝鳳軍，他曾任職天津國保局、天津 610辦公室（負責打擊法輪功的所有事務），他見證了許許多多有關對法輪功案（包括425天津事件、景佔義案）的打壓與迫害。他是受《九評》、陳用林感召，決定挺身伸張正義，用實際行動聲援陳用林，揭露出大量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機密文件。7月16日，《天津日報》將李艷忠殺人事件嫁禍到天津市法輪功學員上面。一位天津610辦公室官員出逃，竟還趕用天津的謊言誣陷，可見中共一點都不怕官員外逃，因為他們知道媒體由他們控制著，別人不敢講真話。

第三位是7月1日退黨的韓廣生，他是原遼寧省瀋陽市司法局局長、曾任瀋陽市公安局的副局長，他說：「聽到新聞媒體上，在澳洲悉尼領事館的政治領事陳用林勇敢的站出來脫離了中共，同時天津市610辦公室的警察郝鳳軍也站出來，還有一位官員也站出來，那麼這幾位的行為我很欽佩，我也很受鼓舞，我也願意站出來聲援他們、支持他們，同時也揭露中共的一些醜惡的內幕，來讓全世界人民，特別是加拿大人民來更好的認識中共的真實面目。」

其他還有上百萬的退黨者，只是沒有留下真名，位階沒那麼高，不那麼受人注意。在這裡向所有退黨者的道德勇氣致敬。

結語

曾經有人認為，經過SARS的事件，中國的新聞自由會稍稍鬆綁一些。依照上面的對比，新聞什麼能報什麼不能報，還是由黨中央一把抓。SARS最後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強力介入下，真相不得不稍微曝光，最後瘟疫幸運的停了下來。但感染人數、死亡人數到目前還是「國家機秘」。退黨的真實情況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在中國的媒體呢？我想是在中國共產黨瓦解的隔天，新聞媒體的自由終於實現之時。

那中國以外的媒體呢？

(本文大部分內容整理自大紀元網站的新聞和評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