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今天引述李培林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產生一些新的社會風險；雖然中國正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但在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上，依然是一個農民大國，新的社會矛盾仍圍繞著農民問題。
就業問題方面，李培林分析，中國已進入一九五零年以來的第五次失業高峰，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帶來就業彈性係數降低，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等，都使中國就業機會空前緊張。
他說，中國就業問題的社會風險在於，它與龐大的農民人口問題交織在一起；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是未來的趨勢，也是一大壓力。
在貧富差距上，李培林表示，中國收入差距快速擴大，其中城鄉差距最大，目前城鄉收入差距達二十年以上。
李培林認為，如果中國底層民眾普遍把貧富差距歸因於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橫徵暴斂和為富不仁，包括腐敗、巨額偷漏稅、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等行為，中國社會風險與矛盾就會大增。
至於社會保障問題，李培林說，中國社會保障體制主要涵蓋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仍依靠家庭自保和社會互助。
他認為，中國社會保障的風險和矛盾有三：一是社會保障制度是以政府和國家銀行信譽作擔保，一旦發生金融危機，信譽有崩潰危險。
二是隨著農民意識增強，也會要求享受市民的社會保障待遇，這種潮流將使社會保障制度面臨更大的挑戰。
三是中國就業嚴峻和快速老齡化，會使社會保障負擔急劇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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