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參事楊紹剛:中國高層決策錯誤導致艾滋惡化（圖）

5月7日下午，紐約法拉盛圖書館邀請正在美國作研究訪問的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政法學院愛滋病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楊紹剛律師作「中國愛滋病立法問題」專題演講。講座中，楊律師較全面地介紹了國內日益嚴峻的愛滋病問題來龍去脈，並探討了為遏制這種瘟疫性疾病在中國擴散而立法等問題。

楊紹剛律師作「中國愛滋病立法問題」演講

愛滋病對人類還是不治之症，被稱為與恐怖主義並列的二十一世紀兩大難題。自85年發現首例愛滋病人後，中國國內患者數量每年以30%-40%的幾何級數急劇增長，官方統計的數據目前已達百萬以上(其中80%在農村等落後地區)。聯合國有關人士認為愛滋病在中國已處於爆發邊緣，將這種狀況比作「像一條巨輪正撞向冰山」。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醫學界而且更重要的是社會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正是楊律師等法律界人士推動為此立法的主旨所在。

回顧導致中國愛滋病嚴重狀況的原因，楊律師認為主要是高層的決策錯誤和各級政府的認識誤區。當第一例愛滋病人85年被報導後，高層領導以為這種疾病僅是資本主義國家生活方式造成的，提出「將愛滋病拒於國門之外」的口號，採取的措施僅為加強邊境檢疫而沒有做任何教育民眾、傳播相關知識等工作。愛滋病在中國傳播的第二階段是在雲南發現有吸毒者患上此病，全國各地陸續也有類似報導，開始造成「恐艾症」等社會效應。第三階段就是河南省出現了大規模愛滋病人發病的嚴重疫情，民眾對愛滋病的恐懼也至極點。河南的疫情完全是當地官員為致富鼓勵農民賣血造成的為使賣血者加快造血速度，曾普遍使用的所謂「單採抽血法」是將部分抽出的血液和同類血混合攪拌後再回輸給賣血者，這就是河南大面積發生愛滋病的罪魁禍首。目前，疫情已到達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階段。

一個典型例子是上海血友病人感染愛滋病毒事件，他們是使用了來自愛滋病疫區血原料製造的凝血八因子後染上HIV病毒的。其中一人通過性生活把病毒傳給妻子，而妻子又在懷孕後帶給嬰兒病毒，這樣造成全家HIV病毒感染。因此被HIV病毒感染的60多人向當局提出了賠償要求。當局曾對此事進行新聞封鎖，但後來被《南方》雜誌曝光，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類似事件的受害者也紛紛要求討回公道，但所有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還相當困難。

作為律師，楊紹剛代理過多起涉及愛滋病問題的法律訴訟，其中最有名的是打贏高耀傑醫生名譽侵權案。高耀傑醫生為揭露河南愛滋病情的第一功臣，但當地官員認為被丟了面子對她百般打壓，甚至阻撓她出國領取表彰在愛滋病防治工作中取得成就的各項褒獎。楊律師表示，高耀傑、胡佳等民間愛滋病維權人士的努力已得到國內各界人士的關注和支持。

楊紹剛律師在演講中不斷強調，愛滋病問題不單涉及醫學，而且涉及社會學，法學，倫理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中國目前存在68萬登記在冊的吸毒者 (實際數量則是10倍不止)，600萬以上的性工作(賣淫)者和200-300萬的同性戀者，這些人和HIV病毒的傳播密切相關。由於社會制度原因，中國還無法採用很多國外有效的法律管理規範做法，給防止愛滋病擴散帶來一定難度。作為比較，泰國等以往愛滋病狀況嚴重國家在採取相應規範後則取得明顯效果。同時，對民眾愛滋病知識教育也不可忽視，這樣才能使愛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在社會上不被無知地歧視。

楊律師最後指出，一個在這方面做得好的政府必須在法律上是規範化的，並且給愛滋病患者這樣的弱勢群體提供實實在在的救助。中國目前只有7．7%的民眾擁有醫療保險，如何保障民眾的健康權是個相當突出的問題。另外，愛滋病問題也牽涉許多其他人權問題，如公民的自主選擇權、人身自由權、HIV病毒攜帶者的隱私權和工作權等。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