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第四次九評和退黨座談會3月20日在西北大學舉行。嘉賓演講後，10餘位來賓即席發言，我們將這些發言整理出來，逐步發表）
我家住在學校裡。文化大革命時，紅色造反者和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學校裡的死去活來，我經常聽到槍聲。
70年上小學，第一課受的教育就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一直萬歲到十幾課，一整年都在背萬歲，我知道的還有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地富反壞右，走資派，每天都在仇恨中，身邊很多老師都是右派，互相歧視，互相防範，一直在仇恨的環境中長大，你不想對別人不好都要防範別人對你不好。
上小學第一件事就是填家庭出身，我爸爸叫我不填，他已經教了幾十年書，要不就填教員，我說人家都填貧農，工人，幹部，教員是什麼成分，我爸爸說你什麼都不要講，就這樣寫。等到我小學三年級時，我爸爸告訴我咱們家是地主，我們家族被共產黨殺害了二十多人。我知道後緊張的不行了，惟恐人家知道我家是地主。每次上學老師問我都很緊張，怕被發現。
我是90年出國的，在大陸生活26年，大部分的時間生活在鬥爭社會中，不僅中央領導之間鬥，老百姓之間也鬥，沒有停止過，我不知道在大陸過了幾天正常人應有的生活。從這個角度想我也是共產黨的受害者，共青團我沒有申請他們就給我了，也曾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我現在要退出這個團，洗清黨文化的影響。(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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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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