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盡人皆知，在共產專制下的中國，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地主富農毫無疑問是受害最深的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烈，但讓人難以原諒的是，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出版的文章書籍，凡是提到地主富農的，無不充滿了對地主富農的極度醜化和誣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像這種純粹醜化誣衊的文章書籍是少多了，但是真實地描寫地主富農，還地富以本來面目的作品仍然相當少見。不要說在言論不自由的的國內，甚至在言論自由的海外，這樣的作品也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陳沅森先生的這部長篇小說就顯得格外珍貴，格外值得我們大家關注。
不久前我曾撰文《誰來寫<中國地富調查>？》。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是從陳桂棣、春桃夫婦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談起，講到我們還需要《中國地富調查》。我們需要對地富的狀況有完整的和詳細的瞭解。要有統計數字，也要有個案分析。我在那篇文章裡強調的是各種非虛構的調查、統計、描述和研究。我沒有提到像小說這種虛構類的文字表達方式。我並不是不重視虛構類文字的作用。其實，虛構類文字也有其特殊的功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虛構類的文字常常要比非虛構的文字更有力量。
正像陳沅森先生所說：「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這四個大地主的醜惡形象。」這就是形象的作用和力量。
人不只是理性的動物，人也是感性的動物。事實上，對大多數人而言，感性大於理性。塑造形象，編構故事，能夠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情感和想像力。就這點而言，文學的作用大於哲學，小說的作用大於論文。應該承認，不少人在想問題、作判斷時，常常不是靠理性的分析與論證，而是靠形象、靠想像；不是靠理論，而是靠故事。相比於理論和概念，故事和形象的一個顯著優勢是，它們更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更容易被人們接受，更容易被人們所記住。它們無須乎經過人們的思考便可直接地印入人心。一旦印入人心後，它們又可以反過來促進人們的理性思考而影響人們的感情、判斷和行為。在幫助人們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他人時，虛構類的文學藝術往往能最好地發揮這種功能。
《佛懷煽仇錄》這部小說描寫的是江南某省一個名叫「佛懷」的偏僻鄉村土改的故事。主人翁王殿臣是個大地主，從小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為人公道，樂善好施，深受鄉民愛戴。面對土改的紅色風暴，王殿臣逆來順受，決心交出自己的全部財產，歸順新朝。但是按照共產黨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理論，王殿臣就是地方「反動封建勢力」的代表，因此必須剪除。儘管鄉民們都在為王殿臣求情，就連最先派去的土改工作組裡也有人認為王殿臣應算開明地主，予以保護。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權的上級領導人眼裡，那愈加證明了王殿臣「陰險狡猾」，是新生紅色政權最危險的敵人，更是非殺掉不可。佛懷鄉本來民風淳樸，生活寧靜，然而，一場土改徹底摧毀了原有的生活秩序，造成了相互仇恨，相互殺戮的血腥場面。令人慘不忍睹。
《佛懷煽仇錄》這部小說當然是虛構的，但是卻有著極為堅實的事實基礎。土改時，作者11歲，隨小學生隊伍坐在鬥爭台下，目睹鬥爭地主的慘烈場景，書中許多人物、故事都是親見親聞，有些則是長輩、親友暗中相告。通讀此書，我感到作者的描述是真實可信的。尤其是大地主王殿臣這一人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儘管在理論上我早就知道，地主絕非都是黃世仁、周扒皮一類人物，但是在我的腦海裡也缺少正面的地主形象。不說別的，單單是作者為我們塑造了王殿臣這樣一個真實可信的正面的地主形象，《佛懷煽仇錄》就為當代中國文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佛懷煽仇錄》這部小說，長達二十二萬言，早在2003年3月就發表在「萬維讀者網路www.creaders.net網墨專輯陳沅森專欄」。作者希望這部書能夠用紙質載體出版，並希望將來還能把它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但遺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出版此書，實令人憤憤不平。在這裡，我呼籲有眼光的出版家盡快出版這部小說，我也希望有朝一日這部小說能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除非到了這一天，人們一提起地主富農，腦子裡不再是或至少首先不再是浮現出黃世仁周扒皮一類形象，而是浮現出王殿臣一類形象，否則，兩百萬枉死的地主亡靈將永遠死不瞑目。(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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