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 新儒家與宋明理學的傳承與超越

倫理學是以善惡的觀點詮譯人的行為，但倫理學在天道方面開展不出宇宙論、天文學，在地道方面開展不出科學（真假範疇）、物理學，在人道方面開展不出美學、藝術論、人性本體論等，因為善惡會劃約所有深層的文明主題，也會限制人類高度形上與理性的思維。

茲舉宋明理學所主張的「存天理、去人欲」觀點，人欲區分為善欲、惡欲與不善不惡欲，人道來自於天道，人欲也源於天理，孟子所謂四端（仁義禮智）亦源於人欲，如果去人欲，則如何存天理？

宋明理學主張「去人欲」哲學，隱含了「人欲即是惡欲」的預設，使宋明理學哲學開展不出，許多高度的文明價值，例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正義、人權等。
這些文明價值，源於人性本體善的文明，這套哲學作為個人存心養性而言，的確十分高明與上乘，但一旦落實到現實人間，則不足以啟迪新文明與建構倫理學以外的文明。

我認為，人欲區分為，好的人欲與壞的人欲。如果人類將好的人欲去除之後，那麼人類就沒有人性了。由於宋明理學的去人欲思想，造成了中國人，不敢真實地面對自我，也不敢真實地面對人生。

所謂不敢真實地面對自我，是指人不敢面對自我心靈的善惡，人只好不斷地掩蓋人的惡性，最後導致了人惡性不可收拾的結果。所謂不敢真實地面對人生，是指人不敢面對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人只好逃避社會的責任與自我的良心。這就是中國人，在專制文明之下，人性墮落與道德腐敗的根源。

這種去人欲思想，與中國傳統的禮教思想結合之後，就變成了後人所說的「吃人的禮教」。禮教並不可怕，沒有人性關懷的禮教，才是可怕的。

一、新儒家哲學探討
新儒家哲學源於宋明理學哲學，而宋明理學哲學又屬於心性之學，心性之學屬於人類文明中，高度內心修養的哲學，其目的在提供個人身心修養的工夫與儒家哲學形上的認識。
這套哲學只停留在理念界的探索，不曾落實到制度與器物界，因此其哲學開展與延伸的空間並不大。

從文明角度而言，我們無法苛責其全，因為該哲學並不擬在制度與器物文明中發展，任何哲學如果無法落實到上述兩個文明層面，注定其哲學的影響性是有限的。目前新儒家哲學也有同樣的問題，除非新儒家能有效突破，否則亦難以避免走向宋明理學之命運。
從新儒家哲學無法落實到人類文明的制度與器物界，只能在理念界凌空盤旋可知，新儒家與宋明理學沒有未來性。一種哲學如果無法在理念、制度、器物界（即天道、地道、人道三界上）並行發展，則其哲學將很難長久存在。

再者，如果一種哲學如果無法「存異求同」與此同時「包容廣大」，則其哲學的內攝與格局性將受到限制，這是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如果新儒家能採行自我批判及包容異質文明，並從人性本體反省（如承認人欲，人欲的合理化與合法性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吸納西方文藝復興前哲學理念，並結合先秦希臘文明、希伯萊文明、印度文明、大乘佛學、基督教文明、士林哲學，則新儒家有可能成為世界哲學中極重要的文明體系。

儒家哲學是建立在中國農業與封建文明的思想，當農業文明解體後，儒家哲學所依托的文明制度也隨之崩潰，但原始儒家源於人性善的價值理念，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

如果這套價值理念要有新的生命與本體，則儒家必須經歷嚴格的批判與重新創造，否則必然面臨滅亡的命運。儒家文明長期存在於舊封建禮教文明之下，致使人性受到各種扭曲與壓抑，使中國人豐富的感情、開朗的胸襟與偉大的創造力無法充分展現。此外，後期儒家若干泛道德性觀點，也限制了文化人發展科學、自主、平等、民主、博愛、理性、人權等思維。

今後，儒家哲學須反省21世紀工商業文明與未來文明大趨勢，從其中探尋新的文明本體與定位，並且創造未來的價值理念。這個哲學的工作，需要有廣大的文明包容心與存異求同的理念，才有可能進行。這個哲學與文明工作，也是未來世界，重建人類倫理與文明哲學的重要工作。

二、新儒家哲學方法論
中國近代文明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家，企圖為中國哲學開展出一個局面，其文明方向有其客觀的未來性，其努力亦傳值得肯定，但其根本限制在「研究本體」與「哲學方法論」之問題。

有關於新儒家研究本體的問題，我們不妨以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文明的分期來分析。儒家在歷史上共分四期：

1、 第一期為「原始儒家」，以尚書洪範篇（中國思想的起源經典）與易經思想為原始儒家哲學起源之依據。
2、 第二期為「先秦儒家」，以孔孟為代表。孔子說：「述而不作」，故屬於傳述（非創造）時期。
3、 第三期為「漢儒」，以董仲舒為領導，儒家將「禮記」思想用來治理國家，屬於儒學實踐時代。
4、 第四期為「宋明理學與心學」，屬於儒學思想議論時代。新儒學以研究宋明理學與心學為出發，而宋明理學與心學，受到秦以後君主體制（對思想限制）與科舉文化（應試文學）的雙重壓制，造成宋明儒家與原始儒家相去甚遠。新儒家不從原始儒思想來源（易經與尚書）來開展哲學系統，如此如何能真正把握源頭思想，進行哲學的大轉化與大創造呢？

如果新儒家不瞭解中西方文明的源頭思想，不能直接讀原典，則中國很難寄望新儒家為中華文化，在未來開展出能夠領導「世界文明」的思想體系。文明必須透過原典交流與對話，才能互相啟發及產生巨大的創造力。

例如，近代方東美先生（少年中國會的成員），以其中文、拉丁文及希臘文之基礎，將希臘哲學與中國易經、尚書思想，以互相融通方式，企圖開展出一條屬於「未來人類追求卓越價值的道路」。

另外，近年來許多留歐的學者、哲學家，大量地整理中西方文明與比較其文明特質等工作。中國哲學家如果能以如此方式來進行文明的思考與交流，則一定可以將中國原本博大精深的文化，重新轉化與創造，以便為中國未來開展出一個能夠進入世界哲學體系的思想，以及引領未來世界文明的偉大哲學。

中國哲學須要發揚中國上古時代「天志與天德」的形上體系，中國哲學也須要吸取古代希伯萊文明中「天啟之光」與希臘文明中「理性之光」等思想。中西文明合壁後，中國哲學將擁有更多「救苦救難」、「理性智慧」與「大愛」的精神，並且中國哲學可以「大愛」精神，與世界各文明作形上價值體系融通與交流。

有關於新儒家哲學方法論的探討，新儒家若從黑格爾與康德方法論著手，將有其限制。德國著名的哥德，曾批評黑格爾缺乏藝術與宗教的情操，康德終生既不懂愛人，也不懂得被愛，雖然康德開啟了西方極嚴謹的邏輯與知識哲學，但其生命特質缺乏真實人生愛的經驗與主動性（既不懂得愛人，也從來沒被愛過），其哲學形上體系欠缺生命之美與悅樂的精神。

這些都是西方近代著名哲學家，內在人文格局與價值理念限制的部分。西方哲學在希臘時代，主張求知（智慧）、德行（道德）、幸福（實踐）理念，中世紀士林哲學價值理念體系完備。

中國先秦儒家注重悅樂的精神，中庸、仁愛、實踐理念；希伯萊文明愛人思想、人性靈修、自我、懺悔思想；印度文明梵天思想、精神境界；大乘佛學、生命超越、慈悲愛人理念；禪宗上乘心法、人生智慧。士林哲學人本倫理思想、追求真善美理念、靈修生命，西方現代人文、經濟、政治、社會、教育、藝術、美學、宗教、法律、環保、生態保育、科技文明等，都值得成為新儒家哲學未來研究與重點探討範疇。

如果新儒家有志於開展世界哲學，來完成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使命與責任，則新儒家應該盡力探討全人類過去的文明，以此綜合人類文明的價值理念，開展新的世界哲學。新儒家是否有這個文明的決心與氣魄，全靠中國知識份子的文明格局與能力了。

新儒家諸君，均使用西方哲學家思想與哲學方法論來研究中學，但新儒諸君對西方哲學的源頭思想，如希臘哲學、希伯萊文化、中世紀哲學、文藝復興哲學等不甚熟諳，除了馮友蘭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外，大多無法閱讀歐洲古代及近代哲學原典，如此將造成本土的學術研究，很難超脫出過去文明傳統的層次，達到與世界學術接軌的機會。

由於語文能力的限制，致使其畢生研究之成果，可能被限制在本土的學術格局之中（不易深度理解西方文明的本體，很難建立與世界各文明深度溝通對話的活動。這實在是這一代文化與思想學研究者之遺憾。

從人類文明的有效交流媒介而言，中國必須盡早成立專門的「希伯萊文」、「希臘文」與「拉丁文」學院（最好國家每年派數百人至歐洲長時間留學，以便培養先期辦校的人才），以便對西方2800年的文化有深入的認知，如此才能真正作文明深層的交流。如果中國依然放任一些不具備專業語文資格的人，來擔任文明傳遞與文化翻譯的工作；或者使用以第二外語翻譯的作品，作為中譯之母本，則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時間，將會無限期地延誤下去。

為避免大量的翻譯人員誤國誤民，中國應該盡快成立「國家編譯館」，一方面國家派大量人才赴歐美留學，以便盡早培育人才；另一方面由國家延請國外精通西方古文（指希伯萊、希臘與拉丁文）與今文（指英、法、德、意、日、西、印、阿、俄等文）的外語人才，嚴格挑選高學經歷條件的人，聘為「國家翻譯院士」，以便未來在國外定期收集新知書籍（如與歐美著名出版社定約及買翻譯版權），並且擔任東西方「文明傳譯」的神聖大師，如此便可以幫助國人加快真正瞭解與研究世界各大文明的速度。

三、宋明理學哲學介紹
茲介紹宋明理學主要代表人及其思想如下：

1、邵雍（1011-1077年，字堯夫，號康節），曾曰：「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皇極經世》觀物內篇）又曰：「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觀物內篇》）
2、周敦頤（1017-1073年，字茂叔，號濂溪），曾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太極圖說》），這段話可以做為中國太極辯證哲學的代表。
又曰：「誠者，聖人之本。」（《通書》第1章），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慾也。無慾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第20章）
3、張戴（1020-1077年，字子厚，號橫渠），曾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正蒙》太和）又曰：「性與天道合，存乎誠。」（《正蒙》誠明）
4、程顥（1032-1085年，字泊淳，號明道），曾曰：「學者須先識仁。」（《宋元學案》明道學案）又曰：「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宋元學案》明道語錄）
5、程頤（1033-1107年，字正叔，號伊川），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曾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一句總結伊川學說。
6、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號晦翁），曾曰：「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全書》卷49）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朱子文集》答黃道夫書）又曰：「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氣成形，而理亦賦焉。」（《中庸》第一章注）
7、陸九淵（1139-1192年，字子靜，又稱像山），曾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像山全集》雜著）。又曰：「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像山全集》語錄）
8、陳獻章（1428-1500年，字公甫，廣東新會白沙裡人，故稱白沙先生），曾曰：「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白沙子全集》與林緝熙書）又曰：「夫養善端於靜坐，而求義理於書冊，則書冊有時而可廢，善端不可不涵養也。」（《南川冰櫱全集》與林緝熙書）
9、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號陽明，浙江人，卒年57歲），曾曰：「心即理。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傳習錄》上）
又曰：「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傳習錄》中）

四、王守仁哲學探討
王守仁學說主張「心即理」、「致良知」、「自能公是非」、 「心外無理」、 「心外無物」、 「知行合一」等思想。

這套思想表面上有其價值與道理，但其本質上卻是一種非理性的唯心意識,等於鼓勵人以主觀意志武斷行事。從王守仁整體行事風格與深層意志可知。

他的哲學是「心學」思維性的語言，並不是以回返「人性本質」與「人真實內心」所體認的理念。因此當錄其面對社會亂局與民間動盪時，便經常採行嚴歷的剿殺政策，並不試圖以懷柔、招安、勸降、疏導或教化的方式來處理農民問題，從明史記錄王氏動輒誘殺或俘斬數千人，缺乏先秦儒家所倡「仁心仁性」與「行教化」的理念。

王氏晚年「心學」在明中期後對學術界影響甚巨，且流傳至日本，日本人尊奉為「陽明學」。從近代史上觀察日本人侵略亞洲、屠殺華人及蔣介石的安內政策，彷彿呈現了陽明心學內在空虛、殘忍、寡仁與唯我意志的特質，此為明代陸王心學深層問題，不可不察。

王氏晚年染病，上奏皇帝世宗：「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中，其思想才有較大轉變，疏中提到：「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服地載，無不欲愛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丑、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諸侯，強凌弱，眾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子霸之罪人也。……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丑，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此疏陳用兵之非，為王氏「致良知」理念之若干表現。

疏中又曰：「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步出士兵三千，以咱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田州切鄰交址，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此疏陳以土官代流官，旨在圖長治久安，取代殺戮政策。

茲敘述王氏第一次上奏明孝宗「陳言邊務疏」(弘治12年進士)，疏中言:「邇者竊見皇上以慧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謹陳便宜人事，以備採擇。一曰蓄財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

此疏又曰：「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戌，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放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賊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此疏主以兵止寇，言殺敵者也，與其「致良知」理念相違背。

從上兩奏疏可知，王氏早期思想視民亂為虜寇與醜虜，主張以兵止戰，並鼓勵以仇恨意識為練兵哲學，其觀點與言辭大多功利寡仁與其「致良知」學說理念不類；直到王氏臨終前一年，身體多病後，其思想才較趨於人道，逐漸能考慮士卒傷亡問題，但觀其用字仍不免使用「流劫之賊」、「窮寇」、「苗民」、「猺獞」、「諸夷」、「二酋」、「撮爾小丑」、「山猺海賊」、「黨惡」、「土人」，可知王氏心中華夷辨甚明，因此可說其「致良知」之學非源於關懷人性之本質，僅屬於文字上的空洞與形上的道德理念而已。

讓我們來瞭解一下王陽明的生平背景，王陽明據明史（卷195，列傳83，王守仁篇）記載，他弱冠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明中期各省民亂迭起，王氏屢次奏疏明武宗、世宗鎮壓民亂與宸濠之反。如明武宗正德11年，福建大帽山民亂，王氏於12年正月親率大師屯上杭，佯退師，出其不意出擊，連破40餘寨，俘斬7千餘人；王氏於12年7月進兵大庚，後破巢84，俘斬6千餘人；14年6月寧王宸濠反，王氏以35日平定其亂。

王氏自明武宗（在位14年）正德11年至明世宗嘉靖7年11月卒，共計戎馬11年，先後平定福建、山西、湖南、廣東等地民亂。

從《王文成公書》（又稱：王陽明全集）卷9至15（別錄1至6）的奏疏可知，其思想大多主張剿殺平民亂。直至嘉靖6年12月1日上奏世宗疏時，才有若干改變。

王陽明致良知學說，認為「良知」是人人天賦之本性，「致良知」即是恢復人的良知，達到良知的至極。他尚提出「知行合一」學說，以反對朱熹等人的「知先行後」概念。

所謂「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一種方法，它須克服內心不善的念頭，並在道德修養上強調不能只說不做，主張能行才是真知。這套主觀唯心的思想體系，不能對錯誤的價值理念與理性行為有任何約束性，如果主體人價值與理性觀不正確，則「行」便成為異化人的形式，從「知」到「行」，應有一個嚴密辯證的過程，否則「行」便不具有合法性，「知」也不能體現真正人道的理念。

日本人非常推崇陽明學說，也很奉行陽明的功利思想；蔣介石也終身服膺陽明學說，這套學說由於並非源於關懷人性的本質，因此其哲學與價值觀，很難說服有良心知識份子的認同，這是蔣氏道德與人格，無法服眾的深層原因。換言之，由於王陽明人性上，具有暴力的本質，他的致良知學說，也很難擺脫暴力的本質；凡是崇奉王陽明學說的人，也很難擺脫使用暴力的必然性。

所謂對人性全面認知與反省，系指人能真正將人性的本質與價值內化為人性本體認同的部分。

例如一個有真正人性良知、仁心、慈愛、惻隱之心的人，不會像王陽明一樣，臨死前仍稱民亂為稔惡、猺賊、敵寇、群賊、狐鼠、姦惡、賊尚、姦民、老蠹、叛夷；也不會用征剿、剪蕩、破剿、制御、剿滅、殲蕩……等帶歧視的戰爭用語。這些用語，非常欠缺和平理念與戒懼戰爭之心。有關於這些用語，請參閱《王陽明》卷15，別錄7，奏疏篇。

我認為，陽明致良知之學，並非屬於一種可以充分，內化人性與生命的學說。

王陽明學說具備有充分學術性論理的特質，但由於其心缺乏人性的反省及對人真實的愛與仁心，因此其學說充其量不過是具備有表面化學術性的價值而已，唯有人格與學說充分結合的內在人性本體的思想，才屬於真正的生命哲學與實踐理念。因為一個人的認知與學問指數，並不能代表其良知與道德指數。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很多道德家，擅長陳述美麗的道德理念與教條，但如其人並未對人性有全面認知與反省，則這種道德理念可能只是一種內化於認知的理念，並未能及於內化於生命與實踐的理念。

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禮教思想與三綱五常哲學，代表了農業時代特質的哲學，但是這些禮教思想與哲學，如缺乏對人性全面的認知與反省，則僅屬於理念的認知與表面教條而已。人在這種禮教社會裏，有可能會不斷疏離人性、疏離自我、疏離親人、疏離社會，這種文明不合理的現象，竟然能合法長期存在於中國這樣偉大文明的國家之中。

我認為，在中國專制主義文明之下，任何的人文思想與哲學，都不可能具有充分面向人文關懷與人性的可能。因為這種充分面向人文關懷與人性的學說，一定會牴觸到專制政權的利益，也會影響統治者的權威。在這種專制文明之下，中國怎麼可能產生那種充分關懷民生疾苦與批判社會不公不義的哲學。如果哲學不具有這種功能，那對人類而言，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五、宋明理學哲學探討
由於宋明理學，是中國專制時代的文明產物，這個存在的形式，決定了它貧困的內涵。宋明理學可以說是一種被閹割的儒學，它將先秦儒家原本經世濟民與仁愛實踐的理念，一變為談理的心性之學。

這種心性之學，內不足以啟迪人心，開發人的創造力及開展高度價值理念哲學；外不足以凝聚國民意識，開創國家富強之路與抵抗外侮，最終使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蒙古，明亡於女真。如果從實踐理性的層次而言，誠可謂：亡國之學。

宋時，邵雍談先天象數與觀物之學；周敦頤談太極圖、虛敬、窒慾、誠心；張戴談存心、養性、誠明，氣；程顥主識仁、天理、定性、義理；程頤主敬事、主靜、集義、天理、心一、格物、窮理；朱熹主太極、理氣、性理、性情、敬、存心、格物、窮理；陸九淵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明初有宋濂、王禕、方孝儒、薛瑄、胡居仁、吳與弼等，均屬於程朱學派。明初以後，幾乎為心學思想，承襲陸九淵心學的有陳獻章與王陽明。陳獻章主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說：夫養善端於靜坐，而求義理書冊；王陽明主心即理、自能公是非、心外無理、心外亦無物，天地萬物為一體，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縱觀宋明理學，大抵在探討太極、理氣、性情、修養論，其總體學術範疇甚為狹隘，多屬傳述之學，未有重大文明發展之觀點，到了陸王之學主張心即理之時，哲學的邏輯與客觀性已全然喪失。當我們讀明史時，王陽明對於各地民亂動輒圍剿殺戮，從不招安或行教化之事，實為儒者刻薄寡仁之典型，這是宋明理學末流之弊了。

六、以愛與正義的價值，開展未來中國哲學
人類所有的哲學，必須建立在人道愛與正義的價值基礎之上。否則，便有可能成為一種獨立於人價值之外的哲學，這種哲學，絕對無法落實到真實人生，並且幫人類有效解決問題。

所謂的愛，就是一種人文關懷，這種關懷，必須建立在肯定人的價值、權利、尊嚴與地位之上，如此才能夠真正關心到人存在的意義。宋明理學的哲學，並不是從這個基礎上建立的，他們可以對許多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視而不見，例如，專制政權欺負人民、人民貧窮與苦難、特權橫行、漢族屠殺異族等。

這些宋明理學家，從人文形上學的角度，思考理學與心學的哲學，完全悖離了現實人間的立場。他們不敢對專制政權，表現出人道譴責與干涉的立場，也不敢為被迫害的老百姓與異族，說句公道話。這樣的哲學家，實在夠可恥了，他們哪能有資格被人所尊敬。

近代的新儒家，也有類似的情形。這些所謂的新儒家諸君，從來不敢對殘暴的當政者，提出任何人道譴責或干涉。他們只能對現實世界裝聾作啞，然後找一些黑格爾或康德的思想架構，填補他們空虛的哲學體系。

然而，他們找錯了人，黑格爾與康德的哲學，是西方文明的糟粕。為什麼我如是認為？我認為，一個哲學家，內心若缺乏對世界真正關懷，或對人類真正友愛，不論他發明什麼樣豪華的理論，或者建構如何偉大的文字體系金字塔，都是沒有意義的，黑格爾與康德，就是最好的代表。

我認為，西方最偉大的人文哲學，是基督教文明的神學，這個神學，深入探討了神絕對的愛與正義。所謂絕對的愛，包括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這種愛是不求回報的，就像聖經所說的，右手做的事情不能讓左手知道；這種愛，是超乎人間功利主義的理念。所謂絕對的正義，是指在人道的立場上，人類絕對不能向邪惡或不義低頭，做人的基本道義，必須對所有人類不公不義的事情，提出人道的譴責與干涉，人沒有權利拒絕這種「人的責任」，即使人必須犧牲生命，也不可以放棄或退縮。

在西方的人文理性哲學與思想之中，很難找到這種絕對的價值，唯有基督教文明，能夠將這種價值的概念，詮釋清楚。事實上，人類所有的宗教，都具有這種理念，只要人類能夠虛心學習與體會，不難找出來。

在中共統治了中國半個世紀之後，中國文化已被摧殘殆盡。未來重建中國文明，是一項巨大的工作，我認為，中國文化必須從各種方面建立新價值，例如，關懷人性、尊重生命、愛護大自然、維護生態環境、保護地球可持續性發展等。

我認為，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並不難！但是，重建中國文明，卻較難些。除非中國人能夠充分認識新時代，各種文明理念的核心價值，例如，人道的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

如何才能充分認識這些理念的核心價值？中國人必須虛心學習，才有可能充分認識。中國人必須有一個客觀的文明立場：那就是凡是好的文明，都應該學習，凡是不好的文明，都應該勇於棄絕。這種立場，絕對不能被某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明傳統所侷限。

我期待人類盡快推翻中共專制政權，讓中國人能夠重建一個充分關懷人類的文明。

2005-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