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入黨，實話說，我無法入黨，因為通過幾件事情，看到共產黨的毫無人性的本質後，我無法接受它們的邪惡控制。我在大學裡曾經是一名共產黨積極份子，也是一名預備黨員。那麼我在這裡也談一談我為什麼拋棄入黨的前後故事。
在文革中出生的我沒有斷奶開始就經歷了共產黨的殺人歷史，從幼年起我的記憶中就充滿了被共產黨迫害失去父親而帶來的痛苦不堪的家庭遭遇和社會的歧視。我今年不滿40歲，但是願以作為一個受迫害者的下一代人所經歷的故事來見證「九評共產黨」的真實。
我父親曾經在吉林省某林業局醫院當過醫生。在文革中，我出生不滿一歲的時候，因為海外有一個弟弟，父親被扣上了「特務」帽子，關進了牢裡被批鬥。當時海外有親戚的黨幹部，都當成了「特務」，其實那只是文革中那些造反派為了鏟除「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而找的「正當理由」罷了。我父親被打成「特務」的背後的真正的原因是，幾年前，在共產黨組織會議上，我父親曾嚴厲批評了幾個黨員幹部的惡劣行為。為此，他們利用階級鬥爭，來鏟除他們視為眼中釘的包括我父親的所有人。血腥的迫害開始了，關黑屋子，批鬥和酷刑。不滿一歲的我也成了階下囚，連同我的母親和爺爺奶奶。在經歷了幾個月的酷刑折磨後，我父親撇下了年僅28歲的心愛的妻子和年僅一歲的我和4歲的哥哥，去了。他懷著對共產黨的無限的痛恨和失望，匆匆結束了年僅34歲的短暫的一生。看到活生生的兒子被打死，爺爺承受不了失去兒子的悲痛，也隨後離開了人世。沒有男人勞動力的一個家庭，頃刻間，面臨了生活危機。從那時起，沒吃沒喝的我，營養失調，就形成了我現在的瘦弱的軀體。那時的生活真不如牲畜。正如「九評」中所講的那樣，「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被剝奪」。
接下來的幾年，由於失去親人的悲痛和家庭的危機，再加上社會上的歧視，我母親幾度要自殺，卻又捨不得撇下幼小的兩個孩子，我問，要不要跟母親一起死。年僅 4，5歲的我，堅決不要死。我說還是活著好。聽著這話，我母親堅強的活了下來，一手養活了兩個兒子，她一個人支撐了全家人。
為了討回公道，從1974年開始，我母親帶著全家人，踏上了遙遠而艱難的上訪之路，不遠千里去了長春信訪辦，還有北京信訪局。那時我才6歲。當時雖然有了平反文革政策，但是對一個女人來講，直接抗爭和告發共產黨的過失，意味著何等的艱難。全家老少在沒錢的情況下，白天去上訪，晚上回到長春火車站大廳的混凝土地面上睡覺。後來信訪辦重視我父親的冤假錯案，才允許我們住在林業廳信訪辦辦公樓的走廊裡。當時在信訪辦外邊睡的外地來的上訪人，數也數不清。那情景至今我記憶猶新。
雖然上訪打贏了，但是政府給的撫恤金是可憐的很。兩個孩子每月8元。這的確說明，共產黨無法承擔起文革中被迫害，被打死者的無數冤假錯案的全部血債。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中共眼里民眾的死活和人的尊嚴是何等渺小。在縣城裡，與我們同樣被迫害的家屬，知道我家的上訪情況，都到我家問起上訪的經驗，並經常交流。這樣，我是一直聽著被迫害者們的怨聲和那些痛苦的遭遇長大的。所以，我對文革的感性認識不比大人差，彷彿我自己經歷了整個文革似的。
在文革中，夫妻間為了劃清界線被迫離婚，為了階級路線一致，兒子在街上批鬥父親，發泄毫無人性的暴行。這一切證明，共產主義像病毒一樣，一旦被它染上，就能毫無顧及的失去人性，無理智的興起暴力，敢於殺虐自己的親人，何況對他人？何況對它們的異見者？它們親手寫下了中共的殺人歷史。
我上小學2年級的時候（當時是77年，9歲），學校走廊裡發現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動」標語。整個學校極其緊張，並派公安人員專門調查，一一對照學生的筆跡，並審問。當時因為我家在文革中的背景，使我成了他們的重點嫌疑對象，並把我單獨隔離審問，還一邊威脅，一邊拿著熱水壺要砸我的腦袋。然後他們自己草率的下結論說我的筆跡與標語的字體一致，要把我抓起來。這件事件，使我母親再次經歷了失去丈夫後又要失去兒子的痛苦。她為了證明兒子的無辜，每天奔波於公安局門口為兒子討回公道，讓他們出示證據。過了大概兩週，不知怎麼找出了那寫標語的學生，這樣無辜的我才被洗刷了「反動」罪名。（前不久，我母親在電話中跟我講，她永遠都忘不了此事。不久前，因有事她去了另外一個縣城，恰好在路上碰到過當時的那個公安干警。他一見到我母親，就趕緊低頭走了過去。過了20幾年的現在，我母親還清清楚楚的記起那個公安的名字來，但我早已忘了）。從這些事中，不難看出中共的殺人本性和搞株連的階級鬥爭模式，還有當時的社會氣氛。
信善惡有報是幾千年中國人維持道德的精髓。她是天理，在天理面前誰也不能逃脫掉。殺害我父親的那些人，後來一個接一個的自殺的自殺，得癌症死的，出事故癱瘓而死的，全部得到了他們應得報應。共產黨無神論絕對抹殺不了有神的善惡有報的天理。那些迫害者的報應，也證明著，中共歷來的殺人罪孽絕對逃不過神的懲罰。也就是說，造就他們的掘墓人的，不是別人，正是共產黨本身。它們才是自己的掘墓人。「九評」的出世，像是割斷了進墳墓前抬棺材的那根繩子一樣，促成了它掉進墳墓時的那一刻，(加速了它的滅亡)。
我的母親經常教育我們，真正對惡人的報復不是跟他們一樣施行暴力，讓行惡者自己消亡而為之送行才對，因為天理在。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比行惡者高尚，做更好的人。
下面我再談一下，我在大學時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來揭露共產黨的邪惡控制和滅絕人性的惡行。
1989 年考大學的時候，發生了震驚世界的「64學運」和中共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血腥鎮壓的事件。剛上大學的我，又一次經歷了中共那些恐怖的，全面的，意識形態上的「洗腦」教育和嚴密的控制。學校為了加強思想教育，加設了政治教養課，還用強迫的方法，以考試為名義，讓每個學生必須用高價買政治教育課本，掠奪學生的錢財。對這些不滿的學生把幾千冊書扔到主樓的馬路上，以示對他們的無形的抗議。對這些強迫性的政治教育，我內心深處產生了不自覺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沒有聽那些政治教養課，結果考試的時候，我只打了36分，是全校9名不及格中的一人，被學校通報批評，還得補考，必須過關。這樣，它們每年「六四」紀念日到來之際來一場政治教養。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持續幾年的對六四的政治宣傳教育，竟然把一開始軍隊血腥鎮壓那些手無寸鐵的學生的事實，神奇般的顛倒了，武力鎮壓中「一個人都沒死」。何等殘忍有效，黑白顛倒的控制系統！
那麼什麼是共產黨？他真正的黨性是什麼？從進入大學直到攻讀研究生時，我才真正的瞭解到了它的本質。在大學裡，很多學生為了以後的更好發展，都要爭取入黨，作為對將來的最好保障。因在文革中的家庭遭遇，一度對共產黨和入黨不敢興趣的我，也慢慢的，為了保障自己的前途，開始向黨靠攏了。因為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入黨才是最好的發財致富的捷徑，因為入黨可以掌權，錢跟隨著權力。這是唯有在共產黨國家才能實現的。所以我寫了入黨申請書。寫的不過是照人家的思想匯報抄下來後換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學畢業前，我也爭取到了黨員積極份子重點培訓資格。但是恰恰在這個黨員培訓中，真正的瞭解到了什麼是共產黨！黨的綱領是什麼！促使我從新思考：為什麼我父親作為黨員反而遭到黨的迫害？這些僅僅是歸罪於黨內那些少數黨員的過錯嗎？難道真的其黨是一貫的偉大，光明，正確的黨嗎？黨一旦是需要維護黨的穩定的時候，不顧一切最基本的人性，殘酷的要求把自己的親人都要殺害。文革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這樣，我從新思考了入黨的問題和我的入黨動機。雖然黨員積極份子資格證書拿到了，但是真正想要入黨的想法涼了180度。
後來，攻讀研究生期間，當上了學生會的幹部，也就自然成了黨組織的發展對象。就在這個時候，我大學的班主任（他是系黨委書記）要求我入黨。當時心理想著，我雖未爭取入黨，但它自己找上門上來，何必謝絕呢，就聽憑命運的安排吧。但是快要入黨前，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96 年第一學期，學校已經定了我要留校任教。很快，系黨委書記(我的大學班主任)開始找我們一些入黨申請人做組織談話。但是鬼迷心竅的我有一個碩士研究生同班同學，不知他跟班主任拍了什麼馬屁。有一天，班主任對我說，我都快要留校了，機會是隨時有的，這次入黨資格讓給我那個同學，說是他快要畢業走了。於是我毫無猶豫的把入黨資格讓給了他。這樣，他很順利的結束了入黨前的組織談話，並把名單最後上報到院黨委。但是就在那個時刻，突然撤消了他的入黨資格，說是不能入黨。原來，一年前，有一次學校沒有給我們的研究生二外科安排外語老師。對這些有意見的他，一氣之下，去了院辦，拍桌子，提出意見要求學校立即給安排老師。當時這件事直接反映到校長那兒，他就被校長盯上了。那天，系黨委書記拿著入黨名單去黨辦的時候，正好被校長截住了。校長一把從他的手中拽去名單，在我那同學的名字上打了一個鉤說，他不能入黨。班主任急得問起理由，才得知：一年前，我那個同學在院辦裡拍桌子提意見種下了禍根。校長當時說過：這樣的人入黨只會對黨老有不滿的，我們的黨是需要完全服從黨的領導的人。第二天，我聽到這個事情後，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那次入黨資格本來是要給我的。我又一次看到了，共產黨絕對容納不了他人的意見，它為了控制整個國家的全民思想意識，需要絕對的服從。其歷史是源遠流長的，從那共產黨老祖宗就開始了，它經過了文革，更彙集了世界上所有邪惡之大全，可以毫無掩飾的發泄出來。
從這件事，我全面而徹底的看清了共產黨的獨裁本性和邪惡的面孔，徹底打消了我入黨的最後一絲念頭。我的良心促使我無法入這個「邪教」黨。反正不知是神靈庇佑，還是什麼原因，陰錯陽差的，我最終沒有入了那個黨。留學校工作的時候，一直對黨遠遠的躲起來，生怕被它染上似的。
1997 年依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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