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何以投延安 (2)

　　救國肯定需要科學，但是科學卻不一定能救國。科學是求客觀真理，非關社會也不及人文。其可以有用，可以沒用，可以謀福，也可以造禍，這要看社會的機制，怎麼使用它。就中國當時的混亂落後，科學不要說救國，能在種種縫隙中保存下去即不易。何況科學是長久之事。就中國之狀，以救國之志學科學，大致走不下去，除非是愛科學而不管其它。程棄理改文可以理解。但又為什麼棄學問而從政治呢？陳獨秀辦《新青年》同人相約「不批評時政」，胡適講「２０年不談政治」。但他們還是捲入了政治漩渦。陳辯解：「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答顧克剛」《新青年》３卷５號）蔡元陪、胡適、丁文江等１６名著名自由主義學者（包括李大釗）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聲明，「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種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者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的優良份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好人袖手看著國家分裂，看著討閥西南，看著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夠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言衷意切，痛心疾首。話至此，實是文明已經崩潰，國家社會有名無實。因此政治之外的「好人」們不得不出來承擔責任，解救危難。但這和胡適個人自由的主張並不太一致：「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個人自由」需要相應的社會條件，而沒有這些條件，「啟蒙」和「救亡」就成了矛盾。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捲入政治的原因。不是他們好事，是社會沒有了秩序，何嘗能有分工和個人保障？

　　但要說明，憂國憂民程賢策同於學者們，但其參與政治的方式甚不相同。自由學者們的參政是要求憲政，南北議和，而程是投身暴力革命；學者們不失個人立場、觀念，參與而有限度；而程則以個人獻身於黨派。程是「好人」，欲救國救民，但「良」要以「知」為根據。不在程棄科學從政治，而錯在其對政治的盲目。政治是現實之事，革命更是殘酷之事，容不得天真和幻想。而程投身共產黨，卻並不「知」共產黨。其不是將之作為政黨，由現實政治進行審視思考，而是把「黨」作為真理和信仰，當做新生活新世界之寄託，實際這是迷信和神話。上個世紀中國讀書青年對共產黨的誤差在此。在歷史劇烈混亂中，青年很難對政治分辨得清楚，難能有成熟的思考，但是人對分辨不清的事情，要保持緘默和距離，除非理智考慮成熟。政治只能是政治，要保持對它的充分理性和現實感，避免對之誇張，更不可浪漫化和神化，不可憑激情和時尚衝入其中。這該是我們由前人汲取的教訓。

　　中國大批知識青年加入中共是抗戰之後。韋君宜反省說：「為什麼當共產黨的？開始，我並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有什麼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韋君宜這裡說了兩個當共產黨的理由，一是國民黨不抗日，再是左傾的影響。韋君宜說得誠懇。但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不抗日，這是當時的輿論，卻不是事實。史家一般引用資料：抗戰八年國民黨軍隊傷亡３２１萬（其中陣亡是１３１萬），共產黨軍隊傷亡是６０萬。雙方都有抗日，但國民黨更主要，而共產黨倒是把更多的注意放於發展自己的力量，１９３６年中共到延安只有３萬人，４５年發展至１２０萬軍隊，管轄人口１億以上。但是為什麼當時會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不抗日的輿論呢？這裡有左傾思想的影響，比如七君子，有共產黨從中利用；比如「左聯」，一□二九學運。但更根本的原因則國家連連失敗，領土丟失，軍隊退卻，而社會腐敗，軍閥腐敗，統治者內訌，其給國民帶來普遍的絕望和憤怒。對之國民黨政府負有重要責任，人們對之譴責發泄怨憤在所難免。但是中國之失敗，原因並不只在政府，而在整個民族。胡適沉痛地寫道：「深刻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軍官的貪污墮落」，「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沒有科學，沒有工業」，「貧窮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面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認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唸經誦咒就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全國震驚以後」《獨立評論》第４１號）

　　因此韋君宜所指國民黨不抗日，有青年人的偏狹，但其是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憤慨則是當時民眾普遍之情。韋君宜說「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思痛錄》）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國民黨不公正，國家落後，政治、軍隊腐敗，政府無法有效抵抗，只能退卻議和，以圖將來。韋君宜這些青年投向共產黨，實際是對中國社會的絕望。不在共產黨是否真的抗日，做了什麼，但是它提出了「新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有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犧牲。至於什麼是共產黨、這些「新的理想和希望」的真實意義，他們在絕望中顧不得去考慮。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時尚對他們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韋君宜說：「共產黨本身的影響，當時實在並不大……。我們實在也沒見他們對抗日實際局勢做出任何扭轉。真正震動全國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學聯活動，七君子的被捕，連宋慶齡都出面支持，自願坐牢。最後來了個『西安事變』，這才使共產黨的影響真的擴大到了全國。」「我明白了，我要愛國，必須從此全身心跟著共產黨。」（《思痛錄》）時尚帶領青年，這在任何社會都一樣。

　　但是，時尚的產生和接受有社會及人們的心理根源。劉賓雁先生記敘他投向共產黨：「其實這幾個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個人自由，那麼何以未走向自由主義，卻寧願選擇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呢？就我個人而言，渴望自由、使個人得到發展，最大的障礙首先是那種社會秩序。父親失業，我連小學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時常目送馬車隊滿載凍餓而死的殭屍，緩緩駛過鬧市，也不會無動於衷。那麼不搞革命，以漸進方式改變社會有何不可呢？看不見這種可能。哈爾濱滿目繁華，遍地是酒館、賭場、大煙館和妓院，你簡直看不出有一個國家佔領了那個城市。」（「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作為一個青春少年，在此種境況下，他會怎麼樣呢？忍耐等待，或清醒地理性思考？讀書人，也同樣是血肉之軀，絕境中也同樣會和農民一樣走向生命冒險。程賢策、韋君宜出身於有產家庭，他們有選擇個人自由的條件，他們是為了救國救民而放棄了。但中共知識份子大部分是中下層讀書青年，除救國救民之外，他們還有一層更直接的求生存謀出路的要求。１９３６年前，參加中共的知識份子並不多，有了西安事變，中共合法化，勢力擴張，根據地擴大，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