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轉型政治困境中迷失方向的領導人
不論是警方事先精心設計的行動方案，藉此警告控制異議抗議活動，還是高層干預、警方不能不放人，這次抓放行動都表明兩點：第一，胡溫當局感到局勢可能不穩定，因此需要控制反對活動；否則，他們不會冒輿論譴責的危險抓人，特別是在需要營造祥和氣氛的季節抓人。第二，他們感到嚴厲的鎮壓措施不是理直氣壯的好事；否則，他們不僅不會放人，還會大張旗鼓地宣傳，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
這相互矛盾的兩點表明，胡溫正站在政治的十字路口上，而何去何從？他們尚猶豫不定。他們的猶豫心態，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的政治現實，這個國家及其執政者在國家政治轉型的重大關頭，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政治建設思路，在應對轉型政治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的挑戰時手足無措，無法把握局勢發展演變。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正處在脫離極權政體的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但是，許多人並不真清楚極權政體的起源和轉型動力以及其轉型中的內在矛盾選擇。實際上，胡錦濤面臨的局面是後極權政體蛻變中的領導人都面臨的政治選擇困境。只有理解其起源、動力機制和可能的發展前景，才能在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的同時，不錯過應有的機遇。
●極權政體及其轉型的起源
極權政體，作為一種二十世紀的現代化政體，起源於意識形態運動和某些精英的政治努力。這些精英自認為掌握關於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因此他們想壟斷一切社會資源和機會，改造社會，修理人性，從而實現他們心中的理想天堂；為此，他們不擇手段，濫用暴力、欺騙，在精神上摧殘獨立心靈和思想，在政治上甚至肉體上消滅異端。
然而，由於悖逆人性和客觀規律，在付出巨大的社會和生命代價後，這樣的社會被證明不可能建立起來。於是，當初為理想而採取的手段呈現為純粹赤裸裸的血腥災難般的暴力和謊言。這時，極權政體開始發生蛻變或轉型。
今天，我們抨擊和譴責極權政體的政治實踐時，殘暴和謊言所激怒的正義感很容易使我們忘記，極權思想的真實起源其實是現代意識形態，極權國家機器是現代政治努力實踐；更容易使我們設想，這個政治怪物一開始就是陰謀、謊言和暴力，忽視它初期的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而這種忘記和忽略，不僅使我們故意誤解那些當年出於理想而追隨締造極權政治的領袖的那些理想主義者的動機，而且會使我們誤解極權政體的轉型可能前景及動力機制，還會使極權政體反對者中的某些人不瞭解極權政治留下的巨大政治教訓，重犯當年極權主義締造者的錯誤。
服務於激進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極權政治及其導致的災難，是起源於現實政治中高尚理想主義者易犯的政治通病，當自認為掌握真理時，可以不尊重政敵的合法權益，可以在打擊最兇惡敵人和討還公道時不加節制地使用謊言和暴力，甚至將政敵概念和範圍逐步擴展到不同意和不附和自己的勢力和個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喪失理想的後極權社會中的領導者意識到極權政體荒誕和不合理，開始尋求擺脫舊的極權體制。然而，極權政體的政治遺產使得他們有深重的利益包袱和意識形態束縛，在認識到自己的失敗時，卻又不承認自己政敵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勝利。理想破滅後的權勢位置以及對政敵思想的本能拒斥，使得他們往往對於理想和其他人類美好價值採取犬儒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態度，轉而追求最實惠的物質利益作為發展標準。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他們繼續以這種標準真心地或者作為藉口，繼續封殺異議思想的傳播和異議政治力量的發展空間。這正是鄧小平以及鄧小平時代的執政者的政治寫照。
●後極權時代的轉型政治機制
在極權政治以巨大代價失敗後，不是所有的人和勢力都認同對政治理念價值報虛無主義的政治態度和簡單追求物質利益的發展觀念。至少，在後極權時代還有下述幾種政治理念存在並爭奪後極權時代的轉型方向。
第一種是試圖恢復舊的建立極權體制的理想主義。這些人認為，極權體制所追求的理想沒有錯。失敗是由於背離了理想和理念造成的。他們以為，只要堅持理念和理想，就可以成功。他們仍然堅持極權政體，甚至認為目前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化的政治鬆動的後果。在目前的中國，他們是毛澤東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中堅持極權政體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鄧力群是他們的代表。
第二種是激進主義的理想主義。這些人激烈反對極權體制，因為這種體制喪失理想後純粹是謊言和暴力。他們希望依靠新的理念和理想重建社會。雖然他們反對極權體制的政治迫害，但他們對待不同意見和勢力，也不寬容。他們的精神風采和政治心態，很像當年建立極權政體的理想主義者。在反抗極權體制的鬥爭中和與其他力量的衝突中，他們往往不注意手段的道義底線。
第三種是形形色色的威權主義。威權主義者多數不相信共產主義，即使相信也不認為能立即建立；他們也承認極權體制的不合理，甚至認為這是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問題和失敗的原因。但他們反對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體制。不論他們的經濟社會理想是什麼或不是什麼，他們的共同點是主張中國應當實行威權政體，給人民一些經濟和社會自由，但一個精英集團通過強有力的政府壟斷政治權力，以便貫徹他們認為必要的社會所需要的措施。在中國目前政治情境中，關心平等並希望通過國家行政補救市場的新左派和反對全球化主張利用國家抵抗抵抗西方侵蝕的民族主義者，是威權政治的主要主張者。
第四種是自由主義者。雖然許多自由主義者不贊成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理念，但仍有相當部分自由主義者有社會主義情懷和信念。自由主義者最主要的特點是堅決反對極權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20 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的災難主要是政治迫害導致的問題。只要建立自由民主政體，各種思想和各種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互動競爭，將是中國發展的積極動力。
後極權時代的執政者的思路和政治轉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政治統治，使政府治理走向理性化，並且鬆動了政治控制，但這僅僅是政體蛻變，還談不上是真正的轉型。這種蛻變不可能是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真正的轉型需要關於政治體制建設的原則指導政體改革方向。正是關於政治建設和改革的不同理念之間的鬥爭，構成後極權時代的政局變化動力機制。
最初，後極權領導的政治鬆動和開明思想，再結合經濟改善，確實可以使得飽受極權統治苦楚的人們感到滿足和幸福。然而，喪失理想的政治權勢者貪得無厭地利用政治體制弊病濫用權力，瘋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巧取豪奪，隨後的發展變得越來越腐敗、不公正和道德淪喪。後極權體制的日益嚴重的問題以及激發的普遍不滿，使其無法繼續維持。上述各種力量開始活躍，並挑戰蛻變的極權政治，以啟動真正的具有政治建設方向的轉型。
●胡錦濤的兩難困境的虛假性
共產黨革命失敗後，中國政治再次面臨重新選擇的關頭。蛻變的極權體制並不能取消選擇，只不過推遲選擇，並且惡化以後選擇的機遇。如果政治領導人看不清選擇的必要和可能的選擇空間並做出正確的選擇，那中國將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或遲或早地再次陷入亂局。
鄧小平不認為政治選擇重要；他認為只要發展經濟就可以避免政治麻煩；鄧小平討厭政治。江澤民看清了選擇的可能空間，但他沒有做出應有的選擇，而是在一再表示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後，實際上逐步滑向威權統治。後極權時代的中國在鄧江被耽誤了二十多年。
胡錦濤在面對迭出不窮、日益惡化的成堆問題時，深深感到政治選擇是重要必要、不能迴避的，但確實看不出應當如何選擇。當胡錦濤去西柏坡「朝聖」時，他遵循自幼年就被教導的革命傳統去理解問題；他似乎是個傳統的共產黨人。在他心中，似乎以為，只要堅持了好的傳統，就會實現政通人和的大治局面。但是，胡錦濤又知道改革開放的成就遠非舊共產黨統治可比，而且，他畢竟是鄧小平一脈的嫡系傳人，必須遵循改革開放的基本路徑。然而，改革開放後的問題，已經既無法以舊的體制和方法解決，又不能按照鄧小平的方式迴避了。他本人在接任核心前，曾一度表示對社會民主黨治理國家和社會的興趣，但接任後發現社會民主黨的思路與現行體制太脫節，沒有實行可能。一些威權政體的宣傳者向他薦言實行「仁政」，他似乎正在考慮。此還外，表現出親民情懷的胡錦濤確實不願沿襲維持非民主體制必要的鎮壓民眾和知識份子，他的良知使得他知道這是流氓行凶，會在青史留下罵名。
這就是胡錦濤，在國家面臨轉型關頭，他作為舵手卻迷失了方向，因此在幾種理念競爭中國前途時，他內心分裂為幾個胡錦濤相互衝突，有毛澤東的胡錦濤，有鄧江的胡錦濤，有對社會民主黨感興趣的胡錦濤，還有個嚮往親民的胡錦濤；他的政治領導信息也因此前後矛盾，搖擺不定。
實際上，胡錦濤的兩難困境是虛假的；是他迷失政治方向的內心感受。
舉眼前抓放人為例。他一方面覺得好領導不能抓無辜的人，知識份子沒有犯罪，僅僅提出批評，不應當動用大刑；靠暴力維持的統治並不光彩；而且，鎮壓既不能解決問題，還會招致國內外的反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聽憑知識份子公開批評，他會喪失維持統治的權威，不僅無法保持高度的動員力去貫徹他的意志，而且會引起更多的人效法知識份子挑戰他的領導。無論如何，政府和執政黨將陷入混亂。
因此，雖然胡錦濤感到兩難困境，但這種兩難困境其實虛假的。兩難的實質是看不清可能的選擇，因而在政治上顧此失彼，什麼都要但又不可能。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政治
我認為，胡錦濤不會長期拖延不做出政治選擇。關鍵是他會如何選擇。在焦頭爛額的現實折磨下，胡錦濤會逐步擺脫對舊的共產黨教育的懷舊思念，他也不會狂熱地迷戀其他理想主義思路。就目前情勢而言，既然他沒有政治思考能力想像和沒有政治魄力做出其他選擇，在目前體制中幕僚的主流心態約束下，他會務實地做出政治選擇。如果這樣，威權政體將是他最可能的選擇。
選擇威權政體，對於中國而言，不是最好的選擇。威權政體有其存在的理由。其最好的理由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和提供安全保障。在發展交給社會自主機制後，保留必要規模的政府以及相應的權力，調節貧富差距，向弱勢群體提供社會保障，並克服利益集團阻力，實現社會總體利益所需要的發展方案，都是人們經常提到的威權政體的理由。
然而，威權政體也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當執政者不是為公眾利益而是為自己利益或特權集團利益服務時，人們缺少手段制約他們。此外，即使在最好的情形，即掌控威權政體的政治領袖大公無私，也有認識的侷限或對於權力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團反應不一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情形，恰好是實行威權政體的最壞情形。腐敗、不公和道德淪喪，以及權錢乃至知識相互勾結的精英，正利用手中權力和資源，無所不用其極地盤剝大眾和劫掠國家財產。由於沒有憲政民主政體提供的媒體、司法和選舉手段有效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大眾只能憑藉極權體制殘存的虛假社會平等理念和舊體制內部的壓力機制（內參、組織渠道反映意見和信訪），無力地申訴痛苦，或者採取違法暴力方式絕望地抗爭權貴。
建立威權政體，也許可以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控制局勢，保持穩定。然而，其代價是越來越多的群體由於社會不公和政治壓迫，失去享受發展的機會和收益但無法討還公道，其後果是中國社會在表面發展的掩蓋下，被撕裂和分解為相互隔膜、誤解和敵視的群體。當發展挫折或其他危機出現時，中國會走向混亂，並且無論誰建立什麼制度都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手段去維繫社會共識`認同和團結。
最近，有些學者試圖提出恢復儒家傳統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思想指導中國未來的轉型。如果對於儒家或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做出創造性轉化或重新解釋，結合憲政民主思想，那麼，這不失為試圖開發本土資源更好地進行轉型的嘗試。但是，如果試圖以儒家思想為原則，指導建立消除政治競爭的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那麼很難成功。傳統儒家的政治原則和理想，建立在對人性和社會規律的錯誤理解之上，因此未能成功地建立制度實現其政治理想。兩千年來，傳統中國政治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殘酷鬥爭，諸如五馬分屍、大卸八塊、滿門抄斬、和滅九族十族，在中國政治史上屢見不鮮。
●中國應有的選擇：憲政民主
中國目前只有憲政民主才能提供控制和化解問題的出路。許多人以為，憲政民主是一場劇烈政治變動的革命，會導致天下大亂。這是誤解；至少對於憲政民主的政治理念和實際操作瞭解不全面。
其實，憲政民主自由，是在現有勢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合理的遊戲規則，一方面分解、限制並且制約最高權力，並防止任何新的凌駕於社會之上不受制約的最高權力出現；另一方面，界定政治鬥爭合法方式和仲裁爭端的程序，嚴格控制各種違規謀取利益或破壞憲政保護的社會公益的行為。
儘管憲政民主的理念對於極權政體或威權政體具有爆炸性威脅，可能有鼓動瓦解極權政體的思想作用，但實際上，憲政民主因其強調程序和承認既有的多元利益格局，在現實操作中常常是政治保守主義式的自由主義。歷史上憲政最為成功的國家，也都被政治保守主義奉為楷模標本，例如英國和美國。
對於胡錦濤作為統治者面臨的困境而言，問題不是選擇鎮壓還是不鎮壓。國家，就其是在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疆域中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而言，就是暴力鎮壓機器；而國家壟斷合法使用的暴力，是社會維持秩序的最後手段。當鄧小平以美國發生的鎮暴事件作為例證為他鎮壓89年民主運動辯護時，他不過是看到國家表面的類似之處。但僅僅看到鎮壓功能，並不能區分好的國家和壞的國家，即不同政體國家之間的區別。區別好國家與壞國家的問題是，依靠誰去鎮壓誰。而胡錦濤面臨的真問題是，在什麼道義和政治原則基礎上、運用國家暴力維護什麼和鎮壓什麼。
所有統治者都聲稱自己代表人民，但只有自由民主國家一絲不苟地研究如何讓自己的人民平等地決定國家事務，既自由表達政治意見，又可以真正選擇領導人。在這樣的國家中，公民有權和平表達自己的意思，並爭取成為主導國家政策的主流。如果在這樣的國家中破壞規則，不服從既定程序的決定，會被認為是全社會的公敵。約束和制止這些違規的行為，不會遭致更大的政治反對。執政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執法。
憲政民主政體，表面上使得行政政府許可權縮小並受規範，但實際上更強有力。由於撤除許多具體的事務管理和決策領導，從具體的利益糾紛中脫身，可以避免由此造成的財政包袱、不滿壓力和過失責任。又由於看守監護的是遊戲規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治不滿面和獲得政治支持面。此外，鎮壓需要也大大縮小；言論出版、集會抗議和獨立組織都不再需要禁止和鎮壓。而威權強勢政府既招致很多利益衝突方的不滿，又避免掌握資源和機會帶來的官員腐敗問題和方案失誤的責任。
因此，胡錦濤和中國應該選擇憲政民主體製作為政治體制的建設方向。這樣才能擺脫兩難困境帶來的理性困惑和良心折磨。中國，也可以因此尋求到一條長治久安之路。
●結束語
極權政治的完結僅僅是中國政治演變的新起點，其目前的蛻變不過是過渡現象，遲早會有新的危機發生啟動真正的政治轉型。有政治思考能力的國人大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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