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末，深厚博大而又枯黃乾瘦的黃土高原抖起漫天黃塵。黃塵浩蕩東去，北京城連日裡俯伏在一派昏黃的色調之中。經世未深的北京人忙不迭地關窗閉戶，怨氣衝天。與此同時，又是這些北京人不約而同地敞開另一扇門窗，任高原刮來的另一股涼爽舒心的黃土旋風長驅直入，以至人人心底如塔鈴當風，叮叮噹噹響作一團。這黃土旋風起於何年何月尚難確定，但那粗擴強勁，熱烈不安，卻有攝魂擒魄之力。多情而早慧的繪畫、音樂、電影一開始便捲了進去。於是，上上下下的國民一覺睡醒後情不自禁地大談特談黃土地，年輕的及年幼的則不加掩飾地痛痛快快地扭著屁股立起脖子招魂似地喊著「黃土高坡」。如此，當瘦骨嶙峋的黃土高原幾乎是悲憤地嚎陶出這天蔽日的黃塵，從而令生態學家們長吁短嘆的時候，人們卻似乎在那磷峋的瘦骨中發現了一種汩汩的生命之流。莫非，那堆積了二百四十萬年的黃土中果然蘊藏著取之不竭的民族之靈？莫非，我們現有的精神就如此孱弱、貧乏，一旦真正地面對五光十色、大異傳統的外來文化，我們那歡欣的笑臉背後不久便佈滿了疲倦和困頓？或許我們太習慣所以不得不時時感應我們的根之所系，以至我們的身體向東南沿海傾斜的同時，心卻傾向於西北？
難道，我們忘記了系根之處今天是怎樣的貧困？難道，我們現在或者是過去誤解了
我們民族的歷史，從而也曲解了我們的民族精神？難道，那流行歌手歇斯底里地呼喊出的「一無所有」，便是我們今生今世的頓悟？的確，我們惶然。幾千年來我們又何曾經歷過於今這樣驚天動地的劇烈精神變遷。我們怎不惶然。惶然後顧，便自然而然望到了那東迄太行山西抵祁連山、南出秦嶺北銜長城的五十八萬平方公里的黃土高原。望到那裡，我們焦慮的心就會得到溫存，我們破損的神經就會得到修補。因為我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那民族發祥之地，再支離破碎，再荒蕪貧窮，卻依然是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衰而未敗的充滿舊日奇蹟和夢想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像羅馬的兩面門神一樣同時傾心地注視過去和未來嗎？我久久地、久久地被這些心緒騷擾著。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拚命地爬，卻爬來爬去爬不出鍋底。如此，我帶著滿懷亂紛紛、茫茫然的心緒踏上了西去的路。是偶然的機遇也是蟄伏已久的期待，我最終走到了甘肅中部的黃土高原上。依然如故嗎？「隴中苦甲天下」。
大地灣，多少年，多少多少年的過去，怎麼如此這般地波瀾不驚，撲朔迷離？樓空而人在，竟再也無人記起他曾是這樓的主人。站在這樓前哭問誰？抹去那陶片上的黃泥辨認誰？不得幾千年，只認得自己－－
我記不清從前是否有哪一個地名灌進耳朵時曾令我怦然心動。此時此刻，我急如星火地趕著二百多里山路追我那被攝去的魂。
從蘭州到定西，到通渭，然後經秦安到天水，一路顛簸勞頓，一顆心也愈走愈沈重、疲憊。眼下為了追回我那可憐的魂，我又踏上了返回秦安的路。
一張張紅紅黑黑、木本呆呆的臉，一張張越往深處走越陌生的臉，迅速地從車窗上滑過。車開得很快，不允許我去分辨那透露出內心悲喜的臉上的細微變化。這樣，我便總看到一張張一動不動的臉以及一概睜圓的眼睛，像是永遠在企望又永遠一無所獲。
也許，我的祖輩也是農民，我的祖籍也躲藏在這黃土之中，所以我一向以為我與這黃土高原神父已久，我與這黃土中的農民休戚相關。然而，一旦踏上這塊土地，我便發現，久居城市，我的情感、習性、好惡已統統皈依了城市。我的世故，城裡人的那種對人的戒備猜疑，遇事的巧於謀算，到此已成贅余，而對土地，對天空，對這天地之間的一張張紅紅黑黑、木木呆呆的臉，我又是多麼地陌生。
我一連數日在甘肅中部那幾乎被榨干的土地上拚命地奔走，我國不轉睛地整日整日望著那被貧困揉搓得死去活來的農民的臉，但我總也找不到一個足以概括我耳聞目睹的這一切的形象。大地灣，萬沒料到竟是這祖先遺址的名稱讓我豁然開朗。
哦，到了，大地灣到了！我那顆早已騷動不安的心跳蕩起來。
頭上一頂藍天，腳下一領綠川，兩道東西向的黃土梁，用並不高大卻綿延不絕的身軀遮蔽了川外的世界。北邊的黃土梁下的清水河緩緩西去，泛著白光，像誇耀著它的由來和它對這片土地的恩賜。
大地灣遺存，那被眾口一詞地稱之為古代文明奇蹟的祖先遺蹟近在咫尺。有人告訴我，從這裡可以走回到五千年、六千年乃至七千八千年前名當然，這的確玄妙，的確神奇。但忽然之間，我不忍心走回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看那些奇蹟，也無心去聽這新石器時代佔文化遺存的發掘史。
我只像個玩泥巴的孩童，俯在地上撿拾那一塊塊沾滿黃泥的陶片。抹去泥，這些不規整的陶片便露出磚紅色，以及古人用繩子勒出的像樹皮一樣密佈的紋飾。我還撿到了
一片彩陶，正面描繪著深褐色的變體魚紋，背面製作得光潔平滑。
我撫弄著這些陶片，心裏像輕輕地敲響了一面小鼓。我尋思著我撿起來的該是幾千年的歷史，五千年、六千年或者七千年？墓地，我的心底騰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是榮耀？是悲哀？是滿足？還是失迷？也許，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民族可以像我這樣隨隨便便地撿起幾千年的歷史吧？當然，也許哪一個民族也不會像我這樣握著幾千年的歷史顧影自憐。
我跟隨著嚮導，沒頭沒腦地向坡上走去。
「嘩啦，嘩啦」，嚮導開了一把大鎖，又把鐵鏈子從門把上拽去。沈重的大門推開了，一股土腥味扑鼻而來。我已知道，在這磚瓦灰石的新建築腹中，躺著一處五千年前的房屋遺蹟。
我還是沒頭沒腦地往裡進，邁上塵封的台階，步入空曠的大廳。我的眼睛接觸到了那黃黃的依稀可以想見這房址早先規模、型制的殘基，我的心「咯噔」一下。
這是遠祖蒼茫博大的胸襟？渾樸超絕的智慧？我想我該找一個恰當的詞來讚美祖先。也許，除卻了城裡人的虛榮和驕矜，我們早已跪倒在祖先面前了。的的確確，我覺出他們不動聲色地望著我。我的靈魂深處傳出一片遙遠的呼喊和嘶鳴。我手足無措，不知自己該做什麼。
嚮導在我耳邊負責地盡其所能地介紹著昔日的輝煌：這座房子大致建於五千年前，它平地起建，面積約150平方米。東西兩小間，正中一大間。設有三個門。從現有的四周殘牆可以看出，牆內有木柱100多根，靠內牆還有24根扶牆柱……
我聽著，望著，一種沈重的負擔感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嚮導的講述，懸疑太多太多。而我又時時刻刻地意識到他的面色嚴峻。無論我有慚愧之心也好，有自責之意也罷，一種卑微感，一種仟悔意識，愈來愈濃重地瀰漫在心頭。好像無顏見江東父老，好像站在一座審判台上等待宣判，好像這時又想起那早已過去的好時光。
我無可奈何。五體投地。想著祖先讓我們猜的謎。那大廳中央兩根直徑半米的巨柱，古人即便用石刀石斧砍倒，又如何搬運豎立？那房屋遺址中，鋪墊得平平整整、光光清潔的地面，不就好似現在的水泥地面？聽說經鑑定，古人使用的「原始水泥」已相當於現在標號「100」的現代水泥。五千年前，他們如何掌握了近乎於水泥的生產工藝？
我記不清我是怎樣不知不覺地離開了這處文化遺存。我只記得從那處遺存走下來便到了一座小村莊。向村中望去，黃黃的土路，黃黃的土牆，黃黃的一張張臉，這不就是我在甘肅中部幾乎所有貧困村落都見到過的景象？
我不懂，歷史總是這樣開玩笑嗎？今日的貧困落後往往和人文初始的燦爛文明並存一處，從而對映成一種飽含著深奧哲理似的景觀。這只是歷史的一種偶然嗎？我突然又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我正站在一道幽寂、混沌的深淵裡，歷史的深淵。這深淵被夾持在前後兩面壁立千仞的巔峰之間。前面一面是當代文明，那光怪陸離、錯綜複雜，儼然人間天上；背後一面是古代文明，古奧迷離，光芒四射，亦難望其項背。站在這兩面巔峰之下，油然而生的竟是前不可追、後不可退的悵惘之情！
望望那些在祖先遺棄的巨大房址周圍繼續壘土筑屋的後人，他們怎麼記不起「原始水泥」的制做方法了呢？否則，祖先在五千年前便從半地穴的窩棚裡爬出來平地起建房屋，怎麼幾千年過去又回去住起了窯洞？我不能不記起那一座今天的人住的房子。鏟下草皮，一塊塊地壘上。壘不多高便在上面用樹枝、乾草一搭。如果這也叫房子的話，那些上面下來的幹部望見這四面都是窟窿的房子，無不落淚。
還有此地那些隨處可見的陶片，再有什麼比望見這些破碎的東西更刺人的心呢？就在離大地灣不太遠的地方，竟有落魄得拿不出一隻飯碗的人家。在那半領破席蓋住的土炕炕沿上，挖幾個碗大的坑，湯湯菜菜倒進這一個個小坑，一家人便一人就一個小坑吃起飯來。飯後伸長舌頭，把小坑一舔便完了事。難道人的腦袋也會像水土流失的黃土高原一樣殘缺不全嗎？
大地灣確實已告訴了我很多很多。但這大地的港灣又能夠解釋得清我所看到的一切嗎？
在蘭州通往定西的公路邊，我問農民湯大今天中國的領導人是誰？他乾瞪著一雙滯澀的眼，半天一聲不吭。再問一句：知道毛主席不知道？他這才點了點頭。還知道誰呢？他想了想，說出了「華國鋒」。鄧小平呢？他恍恍惚惚地說是聽說過。趙紫陽呢？他又瞪住了那雙滯澀的眼。
這大地灣好比桃花源嗎？桃花源中人避秦時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桃花源中終歸有良田美池桑竹，「恰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可這大地灣有什麼？孤守著瘠薄的黃土地的人，一窮窮得穿不上褲子，也「恰然有餘樂」？
大地灣不是桃花源。大地灣是我們熱戀的土地上的一個真實存在。我正是從這個真實的存在中一路詢問過來。倘若按行程依次來敘述這真實的存在中的真實的人與事，那麼，第一個人便是那曾像謎一樣折磨過我的湯大。一 湯大可算得上窮出了名又窮得有福氣的老農。在甘肅中部那些整日整日背著炙人的日頭滾爬在零零落落的枯黃土地上的農民中間，窮名氣和窮福氣能大到他湯大這份兒上的，恐怕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我隔著幾百裡路就聽到了關於湯大的傳奇故事。
莫非，人窮也能窮得讓人眼紅？
遠遠近近說起他湯大的，可憐的人少，搖頭的人多。如若把一張張嘴裡的湯大糾集在一起，他湯大要不是醜得沒個人樣便是個地地道道的爛干戶。爛干戶這總跟湯大搭配在一起的當地土語．說白了不就是窩囊廢、草包、缺心眼兒。
人人都說他湯大是省委書記的扶貧戶、重點戶。這自然有些原委。
世界上的事情常有些出人意料地奇巧和偶然。苦苦熬了一輩子的湯大趕巧就輪上這麼一次機緣。五年前的1983年9月間，甘肅省委書記驅車偏偏就走到了定西縣景泉鄉境內。湯大的上輩人偏偏又給湯大留了個緊挨西蘭公路邊的福地。省委書記下了車上坡，正是湯大那座空張著個不規不整的黑窟窿的土屋。
湯大猛然間讓那麼多車那麼多人嚇蒙了。他活了一輩子也沒見到過這麼多關切的臉、和善的臉和如此鄭重的臉。他惟恐天要塌下來，愣怔著眼緊往後躲。
湯大房上無門、炕上無被、囤裡無糧、一堆孩子無衣穿，慘狀舉目可見，觸目驚心。省委書記的心顫抖了，他不僅指示扶貧要扶湯大這樣的人，而且隨後還託人將自家的一包衣服送到湯大的門上。
孰料，省委書記這體察民間飢苦、值得稱道的舉動，竟引發了湯大精神上的驚人變化。
省委書記的扶貧戶轉眼間成為注意的中心。據說鄉政府風風火火地給湯大送上10只小雞。不想湯大不領情，只過了一夜便到集上去賣掉了7只，還對鄉幹部一肚子怨氣，說婆娘娃娃還餵不過來，怎餵得住雞。縣上乃至地區也不甘落後，地委機關一副不用的門板連帶上瓦匠、木工，3輛小車開到了湯大門上。
有那麼多人關心他湯大，他湯大的日子怎麼能沒有起色？1984年秋上，民政部門掏兩千塊錢發動鄉和村的黨員給湯大義務蓋起了5間瓦房，還方方正正地給打上了大圍牆。也許是看湯大已經吃上了回銷糧、住上了寬敞的新房，也許是幹部們別的事太多太忙，兩三年過去，上湯大門的熱情著實減退了下去。終於有一天，湯大晃晃悠悠地自己找到鄉政府門上。鄉里的幹部忙問湯大何事。湯大愣愣地，反問鄉上幹部：「你們咋不表現了？」
如此湯大便是我在隴中最先耳聞的也最令我迷惑的一位莊稼漢。人們議論起湯大，說得最不客氣也最不中聽的大概就是他湯大是「共產黨的老生胎（最小的兒子）」。這話在外來人一聽也半知不知地滑過了耳朵。但當地人卻明白，這話說得十分刻薄，那分明是說共產黨養了懶漢。
共產黨果真養懶漢不成？湯大果真就是個懶漢不成？從蘭州到定西的路上，我一直在一連串的假想中等待著湯大。
車出蘭州東北行。不多久，一道巨大的蒼白刺目的黃士梁出現在前面。它像兩隻左右張開枯黃而赤裸的臂膀，環抱過來。
我就這樣被迎進了定西。
一進定西便是一望無際的起伏丘陵，幾乎沒有一塊平地，幾乎所有的山坡都已從溝底墾殖到了山頂，這便是「山有多高，田有多高」吧。
據有關資料介紹，甘肅中部乾旱地區，1949年至1983年，總人口由261萬多人增加到了572萬多人，增長了118．82％。而人均年產糧則由1953年至1957年的618.8斤，降到1979年至1983年的404斤。
這－地區80％的人口務農，卻自己餵不飽自己的肚子。解放30多年，這裡的貧困戶仍然多達26．71萬戶。而面前的定西，則又是這一地區的典型代表。定西的63，200多個農業戶中，貧困戶竟達19，200多個。湯大呢，他便是這19，200多個貧困戶中的典型代表嗎？
這便是我面對的定西。
湯大窮扑騰的地方不久就到了。
下了車，前後再無人家。四周極靜，靜得讓人覺得失真。
湯大安居了多半輩子其實二十年前已呆不住人的破爛上屋丟在公路一邊的坡上。土屋空敞著的被煙熏得黑乎乎的門洞，如同一隻獨眼盯著湯大的新居。
公路另一邊的坡下，躲著湯大的新家。走近瞭望下去，一片開出來的光禿禿平展展的地面上，單獨擺著個方方正正的院落。一面的房紅瓦蓋頂，三面牆也夯得見棱見角結結實實。
湯大果真給扶起來了。和好像隨意撒在坡上、溝裡的鄰近農戶比比，湯大如今臉面上總闊得多了。
臉面上闊了，狗也威風？湯大門前的看家狗嚎得好凶。估計不少日子這兒沒來過生人了。跑出來個穿著件褪了色打著補丁的紅布褂的孩子，大概是湯大的小女子，攔住狗，我進了院。院子拾掇得整齊利落，只是空蕩蕩的，除去牆角立著一隻耙子蹲著兩個草筐便再沒旁的什物。我抬腿進屋，屋子也拾攝得整齊利落，卻也是空空蕩蕩，一半邊佔著全家入睡的土炕，另一邊是坐著兩口黑鍋的大灶臺和一隻半人高的木案，木案上平攤著一張擀得薄薄的足有圓桌面大小的面皮。顯然，這屋裡再也沒有比這張黃澄澄的面皮看上去更醒目、更活泛的物件了。當地人愛吃漿水面，湯大怕也短不了這個食好。
湯大還沒回來。不知怎的，我在這屋子裡似乎突然感到了湯大的全部想像和願望。一半吃飯，一半睡覺。這屋子的簡單陳設不正是這樣明白無誤地袒露出湯大的基本生活內容嗎？我心裏泛起一種苦澀的滋味。我想我覺出了湯大的可憐，一種令人心酸的活法兒。
我不能不再望望一動不動地蜷縮在炕上的那個人。她那麼瘦小虛弱。一堆藍粗布寬寬大大地套住她的身子，一塊紫黑色的頭巾蓋住頭，只露出一窄條青灰色的枯癟的臉。一進屋時，我還以為她是個未成年的娃娃。
她便是湯大的婆娘。
她的眼是瞎的，3歲起就瞎了，已經瞎了38年。她十六七歲嫁到本村40歲還打光棍的湯大家時，整個世界對於她不僅永遠漆黑一團，而且全部天地只是一條土炕。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把她圈在了炕上。
我仔細看著這面無表情甚至好像沒有知覺的女人，心中泛起的苦澀滋味益發濃厚、強烈。我憐憫、驚悸、迷茫，甚或還有莫名的悲愴！
湯大風風火火地趕回來了。一進屋時，他那背著光、堆滿了笑的老臉，毛茸茸的。他也矮矮瘦瘦的，一身骨頭架子似的軀幹再哈下腰去兩手握住或拽起來人的手，他湯大便只有人肩膀一般高低了。他緊握住我的手，並拉到他的胸口處。他的手粗糙得像鏽得麻麻扎扎的兩塊鐵，很有力。他的嘴裡發出像哈氣一樣的聲音。伴著這聲響和那粗糙的握力，他便把他渾身上下混合著上腥味汗酸味的熱情都給了來人。他是誠惶誠恐，實心實意的。
問他日子好過不。他嘴裡哈著氣，連說：「好著啦，好著啦……美得很！」說過這些話，他摸一摸身上穿的那件肥大的露出半個胸脯的圓領白汗衫，喃喃地說：「省上李書記託人給我帶來的。」
這件省委書記送給他的衣服，湯大一定穿得仔細，但幾年下來到底已成了抹布顏色。不過在湯大身上，這件抹布顏色的汗衫還算是有個樣的。套在他腿上的那條褲子，黑補丁又蓋上白補丁。他腳上的那雙勉強還跟著腳的鞋，也是前出腳趾頭後露腳後跟，好像兩塊破布蓋在腳背上。
問他幾個娃。他樂乎乎地去抱起滿地亂鑽的一個三四歲的男娃，說：「兩個。」
「只兩個嗎？」我不解，因為好像不止兩個。湯大不在意地說：「還有一個沒在家。」
「那這個不是你的？」我指著那個攔狗的小女子。
湯大迷迷瞪瞪地望著我，然後傻呵呵地搖起頭來。
後經人指點我才明白過來。「窗子不是門，女子不是人。」這當地俗語中原本包含著女子在家不算數的意思。
湯大要說早就有窮福氣。40歲上屋裡有了婆娘，第二年就得了一個女娃。以後沒幾年，老天爺開思，又給他添了一男一女。娃娃一個一個地添，日子過得可一年不如一年。在外，湯大當男人，是壯勞力。回家還得當半個女人。一二十年，飢一頓飽一頓的，炕上沒被，娃娃沒衣。可他還就活過來了。
算一算，湯大那個三四歲的男娃該是1985年前後生的。政府扶助了他，讓他喘過口氣來，他就又生了一個娃？我疑惑地問他湯大想個啥？
他嘴裡還是哈著氣，也不遮掩：「生個娃娃，李書記說違反了國法。好了嘛，違反了國法就罰嘛。沒的吃了，國家再給……」
「罰了你多少錢？」
「三百塊哪！」湯大挺心痛的樣子，伸出三個手指。
「你不還吃救濟款哪，哪兒來的錢？」
湯大這回只是哈氣，哈了好一會兒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說了些好不容易才讓人聽懂的話。大致的意思是：罰去的三百塊中，有剛給他的救濟款。錢不夠，家裡養的幾隻羊也賣了，羊是上一年鄉上對他的扶貧項目。錢還不夠，他又借了債。
家裡又添了人口，日子怎麼「美得很」？湯大也實在，說去年得了170塊錢的救濟款，吃了800斤回銷糧。今年春天只吃了160斤回銷糧。那意思分明是不滿足。
不滿足！明知超計畫生育要罰怎麼還生？明知人口多日子難過怎麼還生？這愚昧得不是不可理喻嗎！
我不客氣地問湯大：「國家不給你救濟款，不給你回銷糧，你怎麼辦？」
沒料到，湯大聽這麼問並不在意，說：「國家給了，就滿足，吃饃了；不給了，就不滿足，喝稀的。」
「這房是誰給你蓋的？」
「國家嘛。恩情大得很哪！是誰出的點子，我就不知道了。」
「蓋房用了多少錢？」
湯大搖搖頭。
「國家怎麼會給你蓋這房呢？」
湯大那紫黑紫黑的鬍子拉碴的臉定住了，嘴半張著哈氣也停了。他盯住我，似乎有了敵意。
鄉里、縣上、地區、省上、國家，湯大他到底在哪裡失去了理解能力？湯大心裏的國家又是個什麼東西？是一個虛無縹緲，無所不能的神？最起碼，國家是他的希望他的依靠他取之不盡的源泉。
湯大他是個爛干戶？老生胎？莫非真像有的人所講，共產黨養下了懶漢？
我一旦離開湯大，他的形象在我眼前便驟然模糊一團。他不是很簡單？簡單的頭腦，簡單的生活。可這簡單之中似乎又擁塞著異常複雜的內容。甚至，他的忠厚老實，也叫人捉摸不定。他真的懶惰嗎？是與生俱來的懶還是後來被養懶的？
我到處去詢問其中奧妙。有人說，湯大如此，但並不僅僅湯大如此。在定西，誰能到上面把錢要來，把糧要來，誰就是好幹部。有人說，定西太閉塞，人們對東西部的強烈反差無動於衷，什麼商品經濟的衝擊，什麼貧窮落後的危機，一句話：「好著呢！」便再也不想什麼。又有人說，定西定，甘肅定。定西不定，甘肅亂。這幾年甘肅安定，說「政策好、天幫忙、人努力」，關鍵是老天幫忙，風調雨順……唔，這個問題並非原先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一時尋覓不到滿意的解答，卻又不肯在頭腦中留下這樣一個巨大而沈重的問號，我決定再去找湯大。
在湯大門上我撞了鎖。四處去找找，我望見了他。
在一片墳地上，湯大穿著那件圓領汗衫跪在那兒摸摸索索地往前爬。
我一下覺得喉嚨裡有些哽咽，便情不自禁連連跳下幾道坡，直衝到湯大面前。
湯大驚訝地抬起頭來，「啊！來呀……」說著扔下手中的小鋤，用一雙沾滿黃士的手上前握住我的手。他那又堆上笑的紫紅的滿是皺紋的臉上閃著無數亮晶晶的汗珠，手臂上鼓起一道道青筋。
我的心突然告訴我：他不是懶漢。
這一回我發現湯大並不愚笨。七八年前，他去找過鄉上的幹部，但鄉上幹部說：「你死貓扶不上樹。」湯大說：「我怎麼是死貓？你扶了嗎？你光用嘴扶我，再也扶不上樹。你好好扶，我早發財了。」而二十年前，他就要求劃給他一塊地方挖一孔窯住。二十年來，他申請來申請去，最後倒弄成了鄉上救濟他蓋了房。這都是因為他懶嗎？
湯大急著做活，我便和他道了別。只走出幾步再回頭，見他已一門心思地蹲在地上鋤起草來。我心裏有些苦澀的味道。慢慢走上坡，又回過頭去望，我一下愣住了。
這是怎樣一種撼人心魄的景象啊！
天高極了高極了，碧藍碧藍的。黃黃的坡，一面又一面的，一直連接到了天上。在那高天厚地之間，匍匐在地的湯大只是一個小小的小小的黑點，像一隻小蟲爬在一片斜斜的乾枯土坡上。倘若我不是剛從他身邊走來，我絕對察覺不出他的存在。
哦，湯大，這黃土溝壑中的人，這和黃土溝壑同樣秉性的漢子！
黃土溝壑只會輸出，輸出了水，流失了土。但任著性子輸出，失去了元氣，卻又無力補充。湯大這般黃土溝壑中的人莫非也如此嗎？在自然的魔力和祖先的足跡踐踏得支離破碎、養分近乎枯竭的土地上，他們死守著流汗，像淌血一樣流汗。
為了活下去，他們拚命地開墾土地。為了活下去，他們把林木、草場斬盡殺絕。為了活下去，即便是終年蜷縮在土炕上的婆娘，也會顯示出不可扼殺、不可摧毀的繁衍能力。人們指責他們對土地的掠奪和破壞，但幾百年幾百年地掙紮下來，誰又曾不掠奪他們！
他們除了黃土什麼也沒有，沒有礦藏，沒有河流，沒有森林，什麼都沒有，只有黃土。在黃土裡播種，在黃土裡挖一眼水窖，用黃土壘起牆壁，用黃土造出生命。他們貧困而節衣縮食，他們憨厚而讓人覺得呆頭呆腦。他們以微薄的享受換取了在這裡活下來的可能性，他們用傻瓜一樣的麻木死守著祖宗留下的家業。
這就是我在甘肅中部認識的第一個黃土農民。
二
走出塵土飛揚的定西城，仍舊跨上西蘭公路，向東南，向通渭方向奔去。
平坦的公路上車輛稀少。公路兩側的夾道樹用全副身心蔭蔽著路面。車行得飛快，太陽在樹葉的空隙處跳來跳去，明明滅滅，像要把它的天真頑皮盡情泄露出來。但是，那兩排紛紛躲閃到後面去的樹幹遮掩不住一切，一旦讓目光越過去落到那些綿亙的荒坡禿山、交錯的乾溝柏壑之上，那太陽便一下變得老辣而殘酷！即便在這黃土高原看上去最溫潤的時節，那一面面在太陽的熏蒸之下乾渴黃瘦的土地，一如一張張久病不癒形容枯槁的人臉那樣令人戰慄。
我的心又被那種無邊無際的蒼涼感籠罩起來。在我這蒼涼的心幕上走來走去的不僅是湯大那樣一些每天在黃土裡爬出爬進的農民，也有另外一些能夠呼吸到從遙遠的夏季海洋吹過來的溫暖而濕潤的空氣的人。的確，在這深居亞洲內陸、又有高山環繞的西北腹地，溫暖而濕潤的氣流長途跋涉至此，早已成了強弩之末，能夠真正感受到它的到來的幸運者，確實微乎其微。
而一旦感覺到了沿海沁人心腑的濕潤空氣，這些結實的軀幹裡，端正的五官背後，不又出現了一片比他們站立的土地更為焦渴的曠野嗎？
這也許就是人的不幸。非個人力量可以更改的歷史的不幸。
歷史上，這西北腹地確曾數度興衰演變。但自唐朝中葉起便一蹶不振。海上絲綢之路奪去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切夢想。政治中心像黃河東去，不可逆轉地步步東移。高度的集權把經濟的重心也帶到了東部。這西北腹地就像沒用的肚臍一樣地被經常地忽略了。衰退緩慢而漫長。長達上千年的衰退以至清朝以來人口的激增，使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徹底地迷失了方向。
一代又一代地濫墾、濫伐、濫牧、濫挖，使定西的所有天然林木蕩然無存。但人們還是一缺食物、二缺燃料。肚子餵不飽，人們只能再向土地逼索。這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劇。這裡每人每年只打四五百斤糧食，卻相當於每人每年向黃河輸送了43噸多泥沙，每生產1噸糧食損失157噸土壤！沒有燃料就去鏟草皮、挖草根、燒秸稈。即使挖1平方米的草皮只能得到5兩草根，即使草場退化得20畝才養得住1隻羊，但活不過去今年又怎麼可能去考慮明年，
車猛地顛了一下。平坦得倒讓人不在意的路不知什麼時候已跑完了。車開始彎來彎去地爬那些不高不低的山梁。
路邊的高高大大、搭肩挽背的夾道樹也不知什麼時候跑失了。車每跨上一道山梁，那一派浩浩無邊的黃土的汪洋便毫無掩飾地袒露出它的痛苦情狀。我的心依然籠罩著濃重的蒼涼感。不時，我收攏目光，只去到無邊的黃土汪洋中去挑選那星星點點的綠意。
也是無意之中，我忽然覺得我捕捉到了什麼奇異的東西。是什麼？再靜一靜，望一望，想一想。的確，那偶爾出現在前方的路邊，又一晃而過的柳樹似乎在昭示點什麼。
是什麼？這間隔一段路才會突然而醒目地跑出來的柳樹。這些柳樹樣子很古怪，一個個短粗面敦實，它們沒有河邊垂柳那麼舒展的枝權和長長的披拂於空中的枝條。它們簡直就像是讓誰給攔腰斬斷，就在那主幹被斬斷的地方，無需任何過渡的枝杈，便猛然蓬蓬勃勃地噴出一團濃密的綠髮。
也就在我想到這一層的一剎那，我突然覺得這些植根在黃土的幾欲吞沒一切的巨大空間裡的柳，展示出一種劈面而來的生命感。它們不就像一支支指示出希望所在的綠色火炬，去照著這黃土汪洋中的路！
我的心似乎由此而被一片令人神清氣爽的濃綠所蔭庇。我向司機打聽這一帶是否還存有左公柳？答說尚有殘留，只是距此還有些路程。那麼這路旁身材短小、品性堅韌的柳又是誰栽下？搖頭。只答說這柳在路邊起碼已站立了五十年。
望到這柳，聯想到清末名將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時在驛道兩旁植下的「密如木城」的楊柳，我便又捉摸起了白老漢。這寡言少語的老漢的經歷，叫我怎樣地撕扯不清啊！甚至我今日經華家嶺前往通渭，也是為他的經歷所糾纏。
白老漢大名白尚文。他身上，似乎滿是些令人驚異的東西。他1948年參加革命，1949年就任一區之長，此後又做了通渭縣法院院長、副縣長、縣長。官越做越大，可叫老百姓把他掛在嘴上倒是在他去了官扛著鋪蓋捲上山種樹以後。
一個在「文化革命」中架了飛機、戴了高帽、挨了打，又在定西磚瓦廠蹲了牛棚的原縣長，1971年叫他去山高士冷的華家嶺管個小小林業站，他便連家也搬了去。幾年時間他悶著頭不聲不響。別人去那兒一看，竟嚇得一跳。
這華家嶺海拔2，000至2，400多米，屬於半乾旱半濕潤交錯地帶。自土改後這華家嶺上就年年春天組織農民種樹。合作化運動中「實現大地園林化」的口號一叫嚷開，農民在華家嶺上披星戴月地向荒山進軍。再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這裡的造林運動更進入了顛狂狀態，鄰近幾個縣的5萬農民，扛著大旗夾著鋪蓋卷大戰華家嶺。滿坡滿溝人山人海地鬧騰了一春，號稱造林幾萬畝。可到了第二年再去一看，「春天種，秋天拔，冬天熬了罐罐茶」，幾萬畝林連個影子也見不著。
說這華家嶺高寒風大吧，可哪一茬領導上任都認準要啃這硬骨頭。白老漢就這麼派上了華家嶺。幾年後人們看見了什麼嚇得一跳？沿公路一條百米寬、一百公里長的林帶愣叫他給弄得有了模樣。
他白老漢自己當然弄不出這條林帶。可老百姓種樹為什麼倒要把白老漢掛在嘴邊？若說當地老百姓念叨左公柳，是因為左公柳確有救命之恩。現代小說家張恨水對此便有明證。據說1934年張恨水行至甘肅，正值隴中大旱，飢民載道。此後他的小說《燕歸來》開篇的（竹枝詞）便如此寫道：「大恩要謝左宗棠，種下垂柳綠兩行。剝下樹皮和草煮，又充飯菜又充湯。」可白老漢這條林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恩惠？聽說是沒什麼。這不怪了？
未見白老漢的面，只聽到他的似乎平平常常的又似乎古古怪怪的事，我便深感迷惑。待見到他的面一談，我便更加迷惑了。
白老漢臉黑如炭。他那精瘦矮小的身材和那張好像被烈日暴晒又被風乾的面孔，絲毫不見當縣長或者當別的官那種領導氣派。倘若他和湯大站在一起，怕是要混為一談的。
白老漢60歲離休，已退下來了四五年。他不善談吐，不苟言笑，以至常常讓我弄不清我們的談話是否已經結束了。
開始，我還以為他農民出身，沒有多少文化。一問，他家窮則窮，但他父親、老哥勞動，供他讀書。他背著糧食，光著腳片子從小學一直讀到隴西師範學校。
開始，我還以為他會談些在華家嶺造林如何艱難、如何曲折的經歷。但問來問去，只知道他此前對植樹一竅不通，頭一年種下25萬株白楊樹苗，結果只活了4萬株。後來又知道他學會了自己育苗。缺水，就在新插下去的樹苗邊捅兩個小洞，一個洞灌進一碗水。然後呢？他點一下頭表示再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就這樣有一句沒一句地，我們面對面枯坐了整整一上午。但也不知是說什麼話提到了引洮工程。白老漢突然眼睛一亮，緊盯著我好一會兒，復又垂下頭去，說了一段長長的話：「1958年到1961年我就在洮河工程上。我當時還是通渭的副縣長，帶著一個工區幾萬人在那兒干。唉……土改以後，生產力解放了一些，老百姓家裡有了一些積蓄。上面高壓，你當個縣長，你不說大話，就要戴右傾帽子，說了大話，就考慮不了後果……地荒了，地力破壞了，生土變成熟土要幾輩子？老百姓的心也傷……」他一口氣地說下去。我曾努力聽，卻總覺得沒有聽明白。
車在六盤山的崎嶇山道上拐來拐去。山道彎得很急很險。不時，路邊那密匝匝的楊樹林又撲上來擋住我的視線。這就是華家嶺林帶了。似乎只有到了這裡，我才在那濃重的黃土腥味中聞到了絲絲縷縷的草木的清香。車爬坡放慢了步子，那一排排一行行直挺挺的樹便也緩緩地從我面前走過去。漸漸地，我覺得它們簡直就像一個個站立著的人，愈看就愈像。
我的心頭一緊。又想起那天面談中提及引洮工程時白老漢那雪亮的目光，想到他那思路不太清楚的一番話。
說來也巧，也就在此後不久，我偶爾結識了一個年輕幹部。他給我講的一段他自己的故事，或許是給我的一把打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門的鑰匙。
這個真實的故事大致如下：
他有一張敦厚或者說帶幾分傻氣的臉，臉上長著濃密的亂雜雜的頭髮和鬍子。他的業務能力不算差，林業上的論文寫得一本書厚。只是，他那兩條濃黑的眉頭聳起的眉毛，像是訴說著一肚子的委屈，又像思考著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無法回答的問題是他幾歲的兒子提出來的：「爸爸，你爸爸在哪兒呢？」他被問住。爸爸的爸爸在哪裡？天地良心，他一無所知。
大概還在他記事不久，他就記住了他爸爸去了什麼地方再沒回來。等他長大了，懂的事多了，他才弄明白，他爸爸是1958年去了引洮工地，一去便再也沒了音訊。人怎麼會不明不白就沒了蹤影呢？爸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從幼年到三十大幾，他一直在想。想像他爸爸去的那個地方。想像他爸爸的模樣。
兒子問爸爸的爸爸，他又何嘗不想爸爸。多少年的想像化作了一種內驅力，他終於到三十年前他爸爸去的地方找爸爸去了。
爸爸死了。的確是死了。他找了六七個當事人，最終都再明白不過地證明他爸爸死了。但他爸爸死了屍骨也該埋在哪裡吧？所有的當事人都搖頭，匆忙地避開他的目光。
彷彿是騎著毛驢一指便開始的這轟轟烈烈、拚死拚活、前無古人的引洮工程，幾乎調集了周圍各縣的大多數精壯勞力。結果，從無知開始的引洮工程以無知告終。但在這個過程中，無數人成為這無知的代價。
他的爸爸像他一樣結實，但他爸爸的心卻沒有結實到足以忍受引洮工程上的繁重勞動、精神壓迫和肚皮飢餓的程度。他的爸爸逃了，又被抓了回來，路途中和抓他的人發生了衝突。他爸爸成了罪人。
他爸爸再結實也無濟於事。在一間小黑屋裡關了十八天，用飢餓懲治了十八天後，他的爸爸死了。
他得知此情，不知從哪裡湧來一股邪勁，非要找到他爸爸的遺骨。他要盡孝子之心。他的願望很快破滅了。在一道斷裂開的黃土坡上，豁然暴露出一排雪白的頭骨，數數整整20個。天知道他們為什麼躺在這裡。當事人告訴他，在不遠處的一個大坑中，掩埋著幾千具餓死、累死、砸死、病死的遺骸。他的爸爸在哪兒？老天作證，只怕那些年月的可怕光景連老天也蒙住了眼睛。
也許，他的兒子再長大些，他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爸爸的爸爸為什麼一去再沒有回來。但是，引洮工程的慘烈悲劇就該總藏在那歷史的帷幕中嗎？
汽車仍舊在山道上爬上爬下。山道邊仍舊站著那一行行一排排像人一樣挺立著的樹。那些樹，望也望不見頭。白老漢總說他到了華家嶺「一幹上就再也停不下來了。」「一看到樹心情就好了。」「樹長成了，感情深得很。」他到底是要讓這樹像人一樣挺直腰桿舒張手臂站起來、活下去，還是想讓那些曾經過早地倒下去的人像這樹一樣站起來、活下去？
聽說在華家嶺林帶存在了十五六年以後，有的研究者對它的價值作了重新評價，認為這個林帶在選擇樹種等方面有所失誤。白老漢的失誤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十五六年前他有什麼辦法來逃避這種失誤？
設在華家嶺最高點的林業站，白老漢住了九年的林業站到了。自然，站上的人又說了白老漢的許許多多值得稱道的品德和實績。顯然，當地老百姓擁戴一個並沒有帶來什麼眼前實惠的白老漢是有道理的。白老漢帶給老百姓的是一顆真誠而滾燙的心，是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埋頭苦幹、與民共甘苦的品德，是一種希望，一種隨著那黃土高原上最有魅力的綠色一同升起的真實而善良的希望。
我不會忘記白老漢在談到他帶民工去引洮工程時，最後那麼鄭重而坦白的一句話：「我當時不在通渭，在也就給抓起來了。」
通渭那裡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白老漢這樣的人竟也會因此而被抓起來嗎？就這樣，白老漢把我帶人了一個後來讓我整個身心都為之戰慄的世界。
此刻，通渭縣城已舉步可及了。
三
飢餓，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飢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農家。
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乾磨成粉嚥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裡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
死亡的感覺在飢餓的軀體裡膨脹。這一戶農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氣力。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他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是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裡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灶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怕極了。
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
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這只是我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中的一個。而這，則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這塊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
人為什麼吃人？幾乎所有人在初聞此情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個疑問。為什麼呢？有人說，人餓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活下去。為此，我詢問了我接觸到的所有人。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吃過人的人嘴裡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當我在通渭的最後一天讀到剛剛編纂完稿的《通渭縣誌》時，我以為我找到了一條起碼可以明白人為什麼吃人的捷徑。《通渭縣誌》：1958年 5月5日至23日，縣委書記席道隆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次代表會議。
6月，全縣抽調農村勞動力2．3萬人（佔總勞力17．8％），由副縣長白尚文帶隊，赴會川參加引洮工程（從岷縣古城溝攔截瀋河水上山，蜿蜒向東，經牛營大山、華家嶺、至慶陽縣董志塬，1961年停止，計畫未能實現）。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僅10天時間，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檢查團，全縣調集5萬農村勞動力（佔總勞力38．7％）從華家嶺、馬營、城關、碧玉、雞川160華里的公路沿線上大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嚴重影響了秋收、秋種、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導思想下，全縣20個人民公社擴建為14個人民公社，還提出「千斤（糧食單產）元帥升帳，萬斤（洋芋單產）衛星上天」的口號，致使脫離實際的瞎指揮、盲目蠻幹、浮誇風開始盛行。
IO月，再抽調2．5萬多農村勞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繼續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調1．3萬多農村勞動力，赴皋蘭、靖遠大煉鋼鐵。這時，全縣「三秋」生產主要靠老弱婦幼，致使許多地方洋芋沒人挖，凍死在地裡；秋田沒運上場，霉爛在田間；冬麥沒種夠，秋犁地沒犁完。
同月，全縣又組織6萬多人，用「野戰兵團作戰法」大搞深翻地「放衛星」，多為虛報浮誇。
8月至12月，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辦2，759個，隊均2個。
是年，在「大躍進」思想指導下，全縣農業生產大計畫。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上面逼，下面吹，弄虛作假十分驚人，糧食實產l．15億斤，上報2．6億斤，徵購4，154萬斤（佔總產36％），人均口糧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眾以草根、禾衣、樹皮充飢，開始出現人體浮腫現象。
我正在《通渭縣誌》的字裡行間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門聲讓我好不心驚。我忙去開門，卻見門外站著一位身材粗壯、面目黛黑、神色和順的農村婦女。
請她進屋，她也默默無語。待她坐定，又隨便問了些話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婦聯主任，竟是我約見的幾位當地人士之一。見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問問她災難年月的經歷。
也怪了，1958年她卻像是專為來趕通渭的這場災難似的從鄰縣嫁了過來。那年她17歲。可進了婆家門不足一個月，她又跑了出來。她堅決要當村上的團支部書記，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歲還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時候，她就是這麼要強這麼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種各樣的人辦出了各種各樣荒誕不經的事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幹出了什麼事一樣，婦聯主任的那一股倔勁倒保全了她的一條命。1959年5月間省上培訓拖拉機手，儘管寺子村這裡山高溝深見都沒見過拖拉機，但她硬是報了名進了縣城。再沒料到，她只走了一兩個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斷了糧，待她半年後興沖沖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樣，沒有人哭，沒有人叫，村上人十個裡面已經餓死了三個。學得的技術頂不得飯吃，沒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樣餓，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然後就腫了，浮腫，腫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葉子一次次餓昏在路邊，險些死去。又再沒料到，她離開婆婆的那種要強那種倔又救了她。縣黨校叫她去學習，她便「學」回來一條命－－學習有飯吃。
這就是一個僥倖活下來的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的經歷。這不古怪？不離奇？我到底猜不透，這個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靜的農村婦女心中到底裝下了又還能裝下多少生命的苦水、歷史的雲雨。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樣的居然活下來的人們，坦然地平靜地面對著過去。就是提及那最慘痛的時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樣地坦然而平靜。
「1959年11月到臘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淚。餓死老人家的，餓死婆娘的，日子過得糊里糊塗。把人煮了吃，肉割來煮了吃……人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腫，中毒，不像人樣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裏慘的，吃過就後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裡住不下去，沒人理他，嫌他髒。」她依然那麼坦然那麼平靜，「沒了糧食吃，吃草葉子、樹皮，半個月就不行了。一點東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還能多活三四天……那時候餓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當時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產黨把人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不會把人往死裡餓。」
我只是望著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麼。
《通渭縣誌》：1959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縣政府草擬了挽救通渭嚴重局面的三張佈告，很受群眾歡迎。但在後半年八屆八中全會以後，被視為「右」傾思想的產物，未能貫徹執行。
4月，人口開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縣糧食實產8，300多萬斤，虛報1．8億斤，徵購3，800多萬斤（佔實產45．6％）；人均口糧20來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當時的省、地、縣委不承認通渭的實際問題，反而一律認為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糧食問題上搗鬼。組織「千人整社團」，在農村普遍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錯整了一批幹部和群眾，並翻箱倒櫃，遍搜糧食，拷打群眾，致使人們持續浮腫、外流、死亡，許多地方出現人相食。
歷史容易失落，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回憶歷史。
「人相食」，當我在縣誌的這一歷史段落終於找到這種字樣時，我的頭腦中突然湧出紛紛揚揚的思緒。也許後人會由衷地感謝編纂這部縣誌、記錄這極端特殊的歷史事件的人們。因為，我們已經失落了許多歷史，而容易失落的歷史在這裡終於沒有失落。
我已見過這部縣誌的主要編纂者張尚質。他說他對娃娃談起餓死人、人吃人的這一慘狀。娃娃聽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麼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為真的在張尚質心中卻斧劈刀斫一般。當年，他是《甘肅日報》的記者。災後他才隨省委工作組到通渭放糧，搶救災民，他寫了通渭飢荒死人的內參，而這篇內參又險些給他扣上右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說實話，這是他的家鄉，他的家鄉啊。他看到了什麼？路邊、田裡，到處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
二十年過去了。但這一切他怎麼忘記，怎麼能忘記！
在縣誌的編纂中，他用的只是簡略了又簡略的筆法。那「千人整社團」、「萬人鬥爭大會」是怎樣的喪心病狂、胡作妄為啊！他們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櫃、掘地挖牆地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
要麼整死，要麼餓死，只能在這兩者之間選擇。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
「這是今古奇觀！今古奇觀啊！就是那滅絕人性的惡行，當時的工作組記下了128種！」張尚質說著說著，抑制不住地悲憤地要喊，站起來喊。
《通渭縣誌》：1960年1月8日，縣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組，抽調110名幹部分赴陝西、青海、寧夏、新疆等地進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肅省委決定，逮捕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書記張峰、陳景虞及有關負責人17名，其他縣委縣政府負責人都停職檢討。
12月，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研究了「通渭問題」，認為通渭縣發生如此嚴重的飢荒問題，省、地、縣委都有責任。接著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組250人，醫療隊128人，調醫藥136噸，放回銷糧3，300多萬斤，救濟款330萬元，棉布110萬市尺，棉花6萬多斤，迅速安排了群眾生活，醫治因飢餓所致的8萬多病人。
12月25日，縣委決定，在全縣14個人民公社分別成立兒童福利院，收養無依無靠孤兒1，200名。
冬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陸續解散。
年底，全縣造林面積比1957年底減少82％，林木保存面積僅佔原有的4％。
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人民群眾災難深重，吃國家回銷糧4，000多萬斤。
我在《通渭縣誌》中看到了白老漢。我忘不了他，自然也忘不了他的指點：「要瞭解通渭問題，去找王振。」王振老漢在哪兒？這是我到通渭打聽的第一個人。
在離通渭縣城70里路的一個山谷裡，我放輕了腳步走進一個靜得像睡熟了的小山村。王振老漢閑居在家，隨隨便便的，但他的衣著和舉止，卻多多少少保留著做幹部時的樣子，他老了，說是六十有四。望望他那冰雪蓋頂般的一頭白髮，再看看他那張像被雨水割出千萬道溝窪的坡地一樣的臉，我想任誰也不敢說他的一輩子過得順順噹噹、簡簡單單。
我們雖聊得輕鬆自然，但我卻還是驚詫不已。王振老漢談起通渭問題時的那一番剖自，竟和白老漢一般無二：「我是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撤了我副縣長的職，打下去當一般幹部。1960年二三月，省委決定逮捕席道隆和其他16個縣裡的幹部，我就是那第17個。因為我在水庫下放勞動，把我放過了。不然也得抓起來。」
白老漢和王振老漢這共同的僥倖背後該藏著那不言自明的必然嗎？我和王振老漢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也許遠遠地離開了那些升降沉浮的散淡生活，反倒使王振老漢更直截了當地去審視過去。
「那像一場夢，糊里糊塗地幹了那些事。其實，從1959年春季就餓死了人，1959年前半年已經餓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還繼續在死。1962年秋收洋芋下來，人的肚子才飽了。就是席道隆，對死人也是悔恨的。」他說：「我席道隆把群眾捆住了，你上面領導對群眾下了刀子。」1960年宣布抓17人以後，公社一級的幹部又抓了39個，以後又提審了300多人。93％的基層幹部都撤了職。群眾心傷了，幹部的心也傷了。後來人們就說，「共產黨幹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產黨的幹部，我們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辦了壞事，在錯誤政策之下，越積極辦的壞事越多。唉－－」王振老漢長吁一口氣，像是胸中積鬱著再也吐不淨的惡氣。良久，他說道：「有的幹部一輩子做不成什麼事情，白老漢是干成了一件事的人。」
《通清縣誌》：1961年至1963年春季，市場糧價高貴，每市斤小麥由1957年的一角七分漲到五六元；洋芋由三四分漲到五角；清油由七八角提高到十五元；一個油餅由一角漲到兩元。
10月11日至16日，召開通渭縣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白尚文為縣長。
l962年5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2月北京二千人會議精神，中共定西地委釋放席遺隆等17人出獄，並恢復名譽陸續安排了原級別工作。
l月至5月，全縣狼害成災，傷108人，死33人，傷亡牲畜44頭，羊2，966只。
1963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基本解決了通渭人民的吃飯問題。
讀下去，再讀下去，似乎我便歸回到了一個我似曾相識的地方。1964年「四清」運動，l965年社教運動，1966年「文化革命」開練……通渭吃著回銷糧、救濟款卻一步不差。
我罷手了，儘管我還不忍心裏手。但說實話，我的神經繃得過緊，已不時地像要出點毛病。
在通渭幾日，只要跨出房門，走到街上去，我那過敏的神經便會哆哆嗦地從頭到腳直立起來，似乎全身都睜開了眼睛。我再聽不得笑聲，一有笑聲傳來我即脊背發涼，彷彿從那笑聲中望見一副猙獰的面目。若遇有滿面赤紅或垂頭行走的人，我又非要辨認一下他的或她的臉，彷彿那上面留下過殘忍的痕跡。當然，我自知這毫無道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我的皮肉乃至我的五臟六腑都燥熱難忍。
是碰巧也是不可避免，我去查閱了甘肅中部五百年來的災難史。我這才知曉人曾經受了多少苦難而人又能忍受住怎樣的苦難。我似乎這才更懂了湯大，更懂了白老漢，更懂了通渭縣誌辦公室主任的悲憤，也更懂了那位婦聯主任的平靜、坦然。
也許只消在這部災難史中挑些定西、通渭的段落出來，便再也無須多言了。
明萬曆十一年（1582年）定西、通渭大旱，民大飢，轉鄉流離。
明萬曆四十年（1618年）通渭荒疫並作，死者枕藉。
明崇禎十三、十四年（1641－1642年）通渭大旱，民大飢，斗粟價有二百錢，民捕鼠羅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換食，後流亡者不計其數。
清道光十二至十六年（1832－1836年）通渭連旱五年，民大飢。
清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戰爭加瘟病，民大飢，人相食，狀極慘憫，斗粟價十千有餘。民國十七年（1928年）定西大旱，秋夏無收。全省大旱。
民國十九年（1930年）定西旱。災民三萬。哦，還有密密麻麻的一片又一片的可怕文字：夏秋無收，隕霜殺麥，山崩地裂，黑泥湧出，春大旱，秋大水，收穫甚微，瘟病流行，餓殍盈途，死者無算，等等等等。
這就是我們苦難的農民，這就是我們民族的苦難。幾百年幾千年的進化，在那民大飢、人相食的災難中不轉眼就回到太古中去了？進化如此艱苦卓絕，路途漫漫，而退化又如此輕易短促！
文明竟如此易碎嗎？而破碎的文明又會帶來什麼？
通渭百姓餓怕了，死怕了，便不顧一切地生孩子。1964年到1974年，全縣每年都要生出來兩萬人。儘管在那場災難中全縣1/3的人餓死的餓死，逃亡的逃亡，但到1982年人口普查時，全縣人口竟從1949年的23．8萬人增長到35．l萬人。
人多了，糧少了。1949年，通渭人均產糧7O8斤，口糧500斤以上。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每年的人均產糧降到339斤，口糧227斤。一年227斤糧食夠誰吃的？如此，每年通渭便要吃國家回銷糧2，414萬斤，每人可攤73斤。
也許，《通渭縣誌》還將編纂下去，但又怎麼才能寫得下去？「吃飯舔碗，通渭人的出產。」這餓出來的習慣，看上去怎不令人鼻酸。然而，日子能這樣舔著碗過下去嗎？
四
通渭遠了，很遠了，我心中密佈的愁雲卻久久不散。
在甘肅中部這塊貧困的土地上走得越久，走得越累，才益發體會到貧困的滋味。在這裡，我再也難聽到東南沿海的喧囂與騷動，再也難覺察到那飄拂在中國大地上的新鮮的流動的精神氣息。在這裡，一切都是那麼令人難於忍耐的遲緩，一切又都是那麼令人筋疲力竭的沈重。難道，從這土地遲緩而沈重地喘息著的胸膛裡呼出來的全是失望？
白老漢沒有失望，湯大也沒有失望，甚至連通渭那些傷了心的人們也不曾失望。但是，讓頭腦中那智慧之人跳動起來的希望又在哪裡呢？
在天水，當那大地灣的名字令我怦然心動的時候，還有另一懷思緒索繞在我的心頭。
有人對我說，現在這裡的農民，膽子大得很！只要他們認準要幹的事，天王老子也攔不住。現在他們認準要種果樹時，沒有苗木市場一下子就鬧出了幾個，沒有新品種樹苗就借上錢高價買了來。天水市的秦安縣是個有名的人多地少的貧困縣。歷史上就是因為缺糧燒了瓦盆去換糧，才有了那句「秦安瓦盆賤，三分錢擔一擔」的俗話。而秦安人在外後來就乾脆被人喚成了「瓦盆」。也就是這些吃不飽肚子的「瓦盆」，如今要拿出十萬畝土地種果樹。秦安縣的鄭川鄉鄭川村，現在就沒人種糧食了。
農民膽子再大，但大到了敢不種糧食，這自然要引起許多方面的注意。據說，一撥又一撥的調查組、考察團到了鄭川鄉，聽來聽去農民只講那麼一句理：「地少地薄人多。過去一個壯勞力勞累一天還不如雞下個蛋。一畝地好年景才打三百斤糧食，還餵不飽－個肚子，眼下每人只有六分四厘土地，怎麼鬧個活？」
對這些敢不種糧食的農民，不同的意見還在，尖銳的批評常有。而這些膽大包天的農民做什麼去了？
他們都在。我一到鄭川鄉鄉政府，便見到了鄭川村的頭面人物。怪不，他們不是村長，不是支部書記，卻是農民果樹專業研究會的兩位理事長。
據說，村裡開行政會，支部書記挨家挨戶地求爺爺告奶奶，到日子能來個半數就「美過火」。可研究會有個大會小會，只寫小小一紙露布，悄沒聲地往街頭一貼。好了，到時辰男女老幼，人來得了得！
也怪，這兩位一呼雲集的人物，這會兒不言不語，不吭不哈，木本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那架式倒像蹲在地上一般。乍一看，他倆絕無出眾的地方。個子高的，說是叫鄭谷換，現年63歲。一頂已發烏的舊草帽遮蓋住他那缺失了水分的瘦長臉。臉上一道道深深的皺紋像刀刻上去的一樣。倒是他的一雙眼圈紅紅的眼睛，在草帽下骨碌過來骨碌過去，很顯出些活泛勁兒來。另一位個子矮墩墩的，人很結實。只是黑黑的臉龐上再也找不出一絲一毫的富余表情。他的兩隻眼睛轉到東再轉到西，只像是要找個落腳的地方，最後便停在他自己的那雙破膠鞋上。他叫路積善。
聽旁人講，鄭谷換上過報紙。他去年扶貧門戶，7戶的人均年收入超過了300元的脫貧線。因此，他今年2月到省上參加了個扶貧先進代表表彰大會，可風光啦！回村便把事的那福絮叨個沒完。既然如此，我便提起了這個話頭。
鄭谷換這老漢一聽上蘭州開會，頓然來了精神。坐在椅子上，腰也直了背也不彎，開言沒兩句又停住嘴，把舊草帽從頭頂摘下來，擺開會議上作報告的架式。
「到蘭州，福享到了天盡頭。彈簧床子，軟得很。一躺一個窩窩，舒服得很。在家再好還要倒尿盆，住上賓館就沒有尿盆倒。還有電梯，忽上忽下，快得很！」鄭谷換老漢比劃著，說得眉飛色舞，鼻尖上沁出了不少汗珠。
「您過去沒到過蘭州？」我忍不住問。
「去是去過。那是要饃去；這是享福去。」鄭老漢望望我，怕我不很懂，又抖著衣服袖子說：「年輕時候去蘭州，衣服成個圈圈，袖子成個簸箕。身上的垢痴不知有多厚。干幾個月活回家，沒錢還要執火車。」
「現在有錢啦。」我應和著。
「我是承認的萬元戶，承認的。」鄭老漢瞪大眼睛，探過身子來說：「我到供銷社入了股。供銷社說了，『你買不到的東西優惠你。』那好，我入了8，000元。」
8，000元，這在貧困的秦安縣怕不是個小數目，在以往家家戶戶吃回銷糧的鄭川鄉也該是個大數目了吧？我想再細問問，哪知鄭老漢竟像孩子似地一下漲紅了臉。
「登上報的，我就12，000。這可是登上報的。」鄭老漢嘟囔著，渾身上下好像都不知怎麼擺放。
「那實際上呢？」我追問道。
「實際上，不多，不多。八口人六畝地。五畝八我種上果樹。蘋果這才剛挂果。去年，去年就是兩畝桃子賣了8，000元。我還承包著育些樹苗子，去年收入6，000元。我還……哦，好多了，一萬四五，就這了，就這些了，報上都登了，我得留下餘地，我……」
見鄭老漢這藏頭露尾、弄巧成拙的狼狽樣子，在場的人已笑倒了一片。
我半開玩笑地再逼問了一句：「一萬四五，還有埋伏吧？」
「再沒、再沒。」鄭老漢兩隻手一齊搖擺著隨後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一臉尷尬來。大概他也覺察出他說著「再沒、再沒」時的那樣子分明表現出了「還有、還有」。
真想不到，這鄭老漢，這鄭川村的頭面人物竟如此可親而有趣。我們越聊越有興致。說到興頭上，索性，走！上家去看看！
先到了路積善的家。
路積善是個內向人，剛才半天沒掏出兩句半的話，眼圈卻總轉悠著淚。過去，鄭老漢日子窮，但好歹有5個勞力，1974年以前的好年景一人怎麼也能分個100多斤小麥。路積善可就慘了！7口人一個半勞力，年年干下來年年爛（虧隊裡的錢）。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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