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國際報導，年復一年中國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中國政府自己的報導說，每年有1000多人被處死，但大赦國際及其他人權組織相信實際數字要比這個多出幾倍。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而是一個人治國家－－整個國家由一群碰巧屬於中國共產黨的人來統治，雖然其合法性在中國內部日益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需要經常讓人們恐懼他們的權力。造成這種恐懼的辦法之一就是採取公開處決.
1995年聖誕節前一週，在深圳－－這個離香港只有一界之隔的城市，鄧小平用來作為改革開放樣板的城市， 13名罪犯當著兩萬人的面被判處死刑。一個月後，1996年元月20日，又有14人被當眾處決。2月13日，又有16人被當眾處決，此前一週，在北京也有八名罪犯被公開處決。
在中國，周復一週，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種殺人的把戲循環往復。通過殺人來教育民眾是中共的官方傳統，中共說這證明了無產階級對階級敵人的專政威力，而中國人民卻有另一種說法：「殺雞給猴看。」
1984 年之前，公開處決一直按一套程式來操作。首先讓罪犯站在大車上或卡車後部遊街，然後當著成百上千個目擊者的面把罪犯槍決。1984年11月21日，中共當局命令終止這項慣例。理由是：《新聞週刊》寫過一篇關於中國執行公開處決的報導，當局感到有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當局命令處決地點應處於嚴密控制之下，罪犯不應再遊街。當局還禁止張貼佈告，發布「反革命犯」－－或稱政治犯，被處決的消息。
但是，一旦政府需要，這種國際形象的要求會隨時讓位給政權需求，中共仍然會採用這種方法來嚇退人民。鎮壓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這種情況。中共當局受到威脅，抗議活動從北京蔓延到其他許多城市，因此中共要採取措施，保證人民不會再上街遊行。其中一個傳遞信息的辦法就是執行更多的公開處決。在成都，那些被指控參與遊行的人被判處死刑，分兩批處死。
罪犯是一位是十八歲的男孩，另一位是五十多歲的工人。起先，官方通知他們說不久他們要被處死。接著他們被五花大綁，以防他們反抗或干擾行刑。那個18歲的男孩子，跟別的罪犯表現不同，別人都靠牆站著，他卻好奇地觀望著眼前的一切。這兩名要執行死刑的罪犯被拖向刑場，成百上千的警察和市民聚集在那裡。天下著小雨，他們被迫跪下等大家做好準備。最後他們就被槍決了。每個罪犯都被一個協助執行死刑者緊緊抓住，由另一個手拿自動步槍的人民武警執行槍決。檢查屍體確定都被打死，然後把屍體粗暴地反轉過來。年輕人當場身亡，年紀大點兒的那人還有點不確定。一個當官兒的警察在他的腹部踩了五、六次，把身體裡的氣擠出來，他馬上就死了。後來，又毫無尊嚴地在每個屍體上放了張紙條，寫著死者的姓名和罪名。以後警方會通知他們的家屬，向他們索要子彈費和火化費用，如果不交，連骨灰盒也拿不到。
處決罪犯並不總是通知家人，早先的共黨政府文件寫過一個叫楊培林的案子。1953年楊提出要與被捕的丈夫離婚。法院經過調查得知她的丈夫已於十一個月前被處決。該文件命令司法部門將罪犯處決的事情通知家屬，以免浪費政府的人力和物力。可得出，這樣的政策改變並非出於人道考慮。
在另外一組罕見的系列照片中，一個當官兒的警察手拿鐵棍兒站在一群罪犯的屍體旁。一個目擊該次處決的證人說那警察把鐵棍戳進死者的後腦杓，驗證是否已經死亡。有一個沒死，於是又被一個警察拿手槍補了一槍。通常情況下，被槍決的罪犯的屍體很快被裝進戒備森嚴的救護車，一進去就有義務人員根據死者中槍部位在頭部或是背部來摘取器官。器官被迅速地送往附近的醫院，病人（常常是外國人）已經在那兒等待器官移植。據人權組織估計，中國每年移植器官的90%來源於被處死的罪犯。
希特勒及其幫凶在他們的秘密文件裡避免使用「殺死」這樣的詞彙，而用「最終處置」取而代之。但是毛澤東卻不同。1951年元月17日，毛向他的幫凶（包括今天的重要人物鄧小平）傳達了以下的書面報告。「在湘西二十一個縣，有4600多土匪頭子、地霸和國民黨特務被殺死。當地政府不久還會再殺一批。我認為這非常必要。嚴厲打擊就是要毫不手軟地鎮壓所有應該被鎮壓的反革命。」
同年5月16日，毛指示:「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應該有個比例。在農村，不要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譬如，在北京這兩百萬人中，鎮壓了六百人。還有三百人要鎮壓。合計一千人就差不多了。」
吳弘達：這種行為應該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你親眼看到了中國政府是如何違反基本人權，褻瀆罪犯的尊嚴的。這種行為非常野蠻，有悖於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的，應當受到譴責。1983年9月，我親眼目睹北京政府處決了45人。成千上萬人聚在那裡像看大戲一樣，還有年輕小夥子和姑娘們。我感到悲哀，感到可怕。為什麼作為中國人，我們要接受公開槍決這種方式？我們為什麼不拒絕參與？我們真的需要這種公開教育嗎？公開處決是個基本的人權問題。很難想像文明社會面對中國持續至今的公開殺人悲劇會置若罔聞。
1995年聖誕節前一週，在深圳－－這個離香港只有一界之隔的城市，鄧小平用來作為改革開放樣板的城市， 13名罪犯當著兩萬人的面被判處死刑。一個月後，1996年元月20日，又有14人被當眾處決。2月13日，又有16人被當眾處決，此前一週，在北京也有八名罪犯被公開處決。
在中國，周復一週，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種殺人的把戲循環往復。通過殺人來教育民眾是中共的官方傳統，中共說這證明了無產階級對階級敵人的專政威力，而中國人民卻有另一種說法：「殺雞給猴看。」
1984 年之前，公開處決一直按一套程式來操作。首先讓罪犯站在大車上或卡車後部遊街，然後當著成百上千個目擊者的面把罪犯槍決。1984年11月21日，中共當局命令終止這項慣例。理由是：《新聞週刊》寫過一篇關於中國執行公開處決的報導，當局感到有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當局命令處決地點應處於嚴密控制之下，罪犯不應再遊街。當局還禁止張貼佈告，發布「反革命犯」－－或稱政治犯，被處決的消息。
但是，一旦政府需要，這種國際形象的要求會隨時讓位給政權需求，中共仍然會採用這種方法來嚇退人民。鎮壓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這種情況。中共當局受到威脅，抗議活動從北京蔓延到其他許多城市，因此中共要採取措施，保證人民不會再上街遊行。其中一個傳遞信息的辦法就是執行更多的公開處決。在成都，那些被指控參與遊行的人被判處死刑，分兩批處死。
罪犯是一位是十八歲的男孩，另一位是五十多歲的工人。起先，官方通知他們說不久他們要被處死。接著他們被五花大綁，以防他們反抗或干擾行刑。那個18歲的男孩子，跟別的罪犯表現不同，別人都靠牆站著，他卻好奇地觀望著眼前的一切。這兩名要執行死刑的罪犯被拖向刑場，成百上千的警察和市民聚集在那裡。天下著小雨，他們被迫跪下等大家做好準備。最後他們就被槍決了。每個罪犯都被一個協助執行死刑者緊緊抓住，由另一個手拿自動步槍的人民武警執行槍決。檢查屍體確定都被打死，然後把屍體粗暴地反轉過來。年輕人當場身亡，年紀大點兒的那人還有點不確定。一個當官兒的警察在他的腹部踩了五、六次，把身體裡的氣擠出來，他馬上就死了。後來，又毫無尊嚴地在每個屍體上放了張紙條，寫著死者的姓名和罪名。以後警方會通知他們的家屬，向他們索要子彈費和火化費用，如果不交，連骨灰盒也拿不到。
處決罪犯並不總是通知家人，早先的共黨政府文件寫過一個叫楊培林的案子。1953年楊提出要與被捕的丈夫離婚。法院經過調查得知她的丈夫已於十一個月前被處決。該文件命令司法部門將罪犯處決的事情通知家屬，以免浪費政府的人力和物力。可得出，這樣的政策改變並非出於人道考慮。
在另外一組罕見的系列照片中，一個當官兒的警察手拿鐵棍兒站在一群罪犯的屍體旁。一個目擊該次處決的證人說那警察把鐵棍戳進死者的後腦杓，驗證是否已經死亡。有一個沒死，於是又被一個警察拿手槍補了一槍。通常情況下，被槍決的罪犯的屍體很快被裝進戒備森嚴的救護車，一進去就有義務人員根據死者中槍部位在頭部或是背部來摘取器官。器官被迅速地送往附近的醫院，病人（常常是外國人）已經在那兒等待器官移植。據人權組織估計，中國每年移植器官的90%來源於被處死的罪犯。
希特勒及其幫凶在他們的秘密文件裡避免使用「殺死」這樣的詞彙，而用「最終處置」取而代之。但是毛澤東卻不同。1951年元月17日，毛向他的幫凶（包括今天的重要人物鄧小平）傳達了以下的書面報告。「在湘西二十一個縣，有4600多土匪頭子、地霸和國民黨特務被殺死。當地政府不久還會再殺一批。我認為這非常必要。嚴厲打擊就是要毫不手軟地鎮壓所有應該被鎮壓的反革命。」
同年5月16日，毛指示:「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應該有個比例。在農村，不要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譬如，在北京這兩百萬人中，鎮壓了六百人。還有三百人要鎮壓。合計一千人就差不多了。」
吳弘達：這種行為應該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你親眼看到了中國政府是如何違反基本人權，褻瀆罪犯的尊嚴的。這種行為非常野蠻，有悖於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的，應當受到譴責。1983年9月，我親眼目睹北京政府處決了45人。成千上萬人聚在那裡像看大戲一樣，還有年輕小夥子和姑娘們。我感到悲哀，感到可怕。為什麼作為中國人，我們要接受公開槍決這種方式？我們為什麼不拒絕參與？我們真的需要這種公開教育嗎？公開處決是個基本的人權問題。很難想像文明社會面對中國持續至今的公開殺人悲劇會置若罔聞。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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