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陳獨秀的「教授嫖娼案」

一場事後張揚的「教授嫖娼案」在上海發生，彷彿希區柯克的黑白電影，事隔多日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懸念。巧合的是，85年前的北京也曾發生過另一起「教授嫖娼案」，雖然撲朔迷離卻影響深遠。我在這裡只想追述那個遙遠的故事，一點也沒有將兩者等同的意思，更無意於為主人翁辯護或妄加指責另一方。
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湯爾和家燈火通明，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另兩位北大教員瀋尹默和馬敘倫正在這裡討論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湯爾和不是北大員工，但當時他是左右北京學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執掌北大也有可能與他有關，所以參與了這場討論。同樣，瀋尹默和馬敘倫沒有在北大擔任要職，卻與湯爾和私交甚篤，也具有一定的發言權。這四個浙江人之所以湊在一起召開這個臨時會議，是因為北京有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消息。人們幾乎都知道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卻很少知道他經常出入於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並以152票當選為評議員。按照規則，甲種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取妾」的要求。現在居然傳出陳獨秀的醜聞，自然要對他有所懲治。湯、蔡、瀋、馬四人連夜商量到十二點，方才散去。不久之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決定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教務長代替學長」這一體制更改本來定於暑假後實行，現在突然提前並且成為一場體面的人事變動。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雖然繼續擔任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學的關係卻從此破裂。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兩人在路上相遇，後者看到前者「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十六年後，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胡適主張把「公行為」和「私行為」分開：一方面認為公共人物(Public　men)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他們的私行為也有可能對公眾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贊成任何人把私行為當做攻擊某人的武器。在胡適看來，借私行為攻擊陳獨秀的真正用意是變相攻擊北大新思潮的領袖，3月26日的會議導致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湯爾和則認為陳獨秀本為「不羈之才」，不會安於教授生活，即使沒有這件事情，也會離職而去。不難看出，胡適的辯解有些道理卻不夠完滿，湯爾和的假設看似週全卻避重就輕。

在胡適看來，那一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教授嫖娼案」，卻成了一道懸置了85年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