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事件發生，萬人諾諾，一士諤諤。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須對北大學生中的縱火犯提起公訴，然後在法庭上特赦；無公訴，不足以維持法治尊嚴，無特赦，不能體恤學生的愛國熱情。今天看來這是二十世紀開始時最為難得的理性，但在當時已經為民族主義情緒裹挾的知識界，沒有一點回應。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毆打；瀋崇事件之後，五四領袖胡適之在任何一個大學登臺，總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斷，已不能從容演講。西化打敗中化，俄化打敗西化，從五四運動分野出來的這支左翼運動呼嘯直下，如入無人之境。
多年之後回首，人們才看見驚濤拍岸，只是開闢了一個「丘九」傳統，「丘九」比「丘八」對中國社會的理性精神破壞更甚。
時至今日，大陸公開出版的漢語閱讀物中，只有在韋君宜的《思痛錄》中看到對這一傳統的深刻反思。她所屬的那一代人已經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運動為標誌登上政治舞臺，席捲蔣百裡之後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時，她終於說出了她這一類型知識份子最要緊的一句話：如果早知後來經歷的一切，她就不參加了！
「文革」是這個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惡性發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斷，其實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續。時之偉人，唸唸不忘的是五四遺囑－－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難免失敗，只有深入到社會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也會顛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會革命。恰好知識份子一個世紀孜孜以求，也有一個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從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到打引號的「文化革命」，歷史執意走完一個輪迴，才願重歸它的起點。
「改革」否定「文革」，並不只有經濟轉型的意義。所謂撥亂反正，應該是「撥」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與火之下的社會理性。遺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結，恰如俄羅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這就注定與「文革」相反的新時期－－「改革」，要拖著「文革」的濃蔭前行，顛顛簸簸，酒意難醒。當時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搶」，但是「打砸搶」卻被限定在一個狹小范圍，並沒有上溯至歷史深處，淘清五四以來的「丘九」慣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搶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兩翼，折一翼留一翼，諸多改革是干了再說，甚至干了也不說，改革因此而刪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鄰人羨慕，卻也因此收窄了社會參與。一代人的時間裏，從貧富不均到貧富懸殊，市場經濟未必是「原罪」，卻最可能成為「替罪」。
市場經濟歷來離文人遠，亦為歷朝皇權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經被消滅過一次，乾淨而徹底。民主是與市場經濟一起來到人間，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卻不要市場經濟。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也可以找到不市場經濟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專制，卻難找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民主。文人當不忘1957年反右，卻不能淡忘市場經濟被消滅的1956。1956是1957的鋪墊，在此之後，執政者才那麼坦然面對普天之下的腹誹：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二十年後，市場經濟第二次出現，如此市場經濟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卻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經濟，它一身而兩任焉：既通向舊體制，新利潤滋養老權貴；又可能蛻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體。
中國終於再生出「看不見的手」，卻還有「看得見的腳」。「腳」覆蓋著「手」，既釋放「手」，也扭曲「手」，「腳」與「手」一起扭。
蔣百裡前後，沒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沒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場經濟未必有民主，但沒有市場經濟，則肯定沒有民主。
改革發生歧義，開放也免不了爭議。也是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從窮國中的大國，一躍為大國中的窮國，大國心態催人揚眉吐氣：彷彿地球發生新了的造山運動，水平方向的發展一躍為垂直方向的凸起。
歷史有刻度：一個民族積壓有被侮辱、被損害的集體記憶，有一天它突然變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靜警醒的時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壯是這樣，同一時代的德意志則說「國家社會主義」。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雄赳赳跨進租界，讓白種人拉車，讓黃種人坐車，讓更多的中國人歡呼：打倒白色帝國主義！日本人這樣做，是出於大東亞共榮圈的驕傲，而中國人那樣歡呼，則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礙民族主義的酒性。
科索沃危機重新點燃新一代大學生的民族主義熱情，那一次「愛國主義」狂歡，也許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師長？卻使人想起「丘九」，想起義和團，還想起瀋崇事件。龍應臺為同胞民主辯護，同時剝離綠島上的民粹主義，卻在網上被萬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沒理性。兩岸少壯首尾相啄：一邊是民族主義加民粹，另一邊則還是民族主義加民粹，大家都是國家至上，再加某某主義。
八十年蔣百裡回首，中國是否已醒？幸虧還有國歌，起首一句頗理性：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危險的並不是戰時，而是在大國復興時：制度化低，可預期也低，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也都會發生，惟有歷史的鋒刃在暗中逼近。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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