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階段這樣矛盾的氛圍中，大紀元時報與博大出版社以全球徵文方式徵得了數百篇自中共建政以來種種千奇百怪的謊言實錄，並精選其中三十七篇彙集成《紅朝謊言錄》一書，目的在讓世人真正的瞭解中國共產黨說謊的本質，去除對其不實的幻想。
為了讓書中所述與理論依據相互印證，大紀元特別專訪台大政治系明居正教授，針對中國自毛周、鄧江直至胡溫的政治發展與其理論依據，深刻剖析中國共產黨的過去與未來。
馬列共產 神主牌位
記者：中共建政以來，自毛周、鄧江直到當今的胡溫，不管路線的或左或右，都不脫離其以馬列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路線。雖然經過五十多年血腥殘酷的實踐證明其荒謬性與不可行，但即便是資本主義色彩日益深化的胡溫時代，似乎仍堅持馬列的信念。
明教授：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是建構在對西方工業革命後遭受資本家壓榨的勞動階層的同情與不平之上，由於馬克思高度的煽動性與當時社會上殘酷的階級壓迫，在當時的歐洲普遍的為年輕知識份子所感動、所接受、所鼓吹。曾有人形容：二十歲前讀馬克思主義而不動容者，其人必無血無淚；但三十歲後仍為馬克思所煽動者，其人必無智慧。
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必然會經歷五個階段：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直到最後的社會主義共產世界。馬克思同時認為，當下正是資本主義興起之時，隨將而來的是社會主義的美麗新世界。因此馬克思主張以革命的手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人類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達到完美。
但是經過五十年的發展，馬克思許諾的美麗新世界一直都未降臨，社會卻隨著資本家與勞動階層不斷的衝突與妥協下逐漸產生了代議政治。接著在一九○○年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分裂出兩個路線，一個是以伯恩斯坦為首的「民主社會主義」，另一個是列寧的暴力共產主義；前者主張以民主的方式，平和漸進的實踐馬克思最終的社會主義理想。於是西歐與北歐國家產生了以選舉代替暴力的民主政治，同時一直平和地演變到今天主權在民的民主化社會政治制度。我們可以從他們所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重稅收政策等，找到馬克思理念的痕跡。
至於列寧則主張以暴力革命鏟除遂行共產主義的一切阻礙，建立以勞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經由階段性社會主義發展過程逐步實踐共產主義新世界的理念。我們從後續這兩派的發展，可以歸納出兩個取向：經濟發達的國家走的是前者，而經濟落後國家則是選擇了後者。毛澤東正是師承列寧，以血腥暴力、階級鬥爭揭開了中國近半世紀腥風血雨的紅朝謊言史。
而在整個暴力鬥爭史中，中共記取了國共鬥爭初期的失敗教訓，並師承蘇共全力發展組織、意識形態、情報滲透與軍事武裝，藉此鞏固併發展其勢力，可以說，中共極權暴政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靠的就是這四個法寶。直到今日，我們依舊可以見到中共在黨組織的嚴密性與情報網的綿密功力；而其意識形態的教條更是挾其強大的宣傳能量無孔不入地深入每一個角落，即便是海外也不放過。
「三民」政策 虛偽恩賜
記者：胡錦濤在就任國家主席三個月後發表「七一」講話時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所謂新「三民」政策。這與 國父主權在民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比較起來，其內涵似乎只點到了民享，而且還只是一種由上而下恩典式的民享，但卻也激起了中國民眾感恩戴德的廣大迴響。
明教授：的確，胡錦濤所謂的新「三民」政策實質上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差得太遠了，它的確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恩賜。中山先生通曉西方各家的政治哲學理論，也親眼目睹了西方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國富民強，與因此而崛起的資本主義所形成的嚴重弊端。當中國歷經一八六一年的自強運動，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以及一九○六年在袁世凱與張之洞聯名請奏下而行的慈禧變法等三次政治改革的失敗，再綜觀西方國家民主化的歷程與推翻滿清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後，中山先生深刻瞭解單靠武裝與制度是不足以成功的，唯有思想與文化的改變才能徹底改革。於是在民國十三年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主權在民以及以私有財產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由下而上以民為主的民主思想。相較之下，胡所提的新「三民」政策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恩賜，所觸及的層面僅止於民有與民享的基本概念。但是這對歷經長達五十多年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民而言，自然是格外的珍貴，尤其是長期處於鬥爭對象的苦難知識份子，在右傾路線的寬鬆局面下，不但獲得了生計上的大幅改善，而在工作上也較能夠施展一些抱負，相較於文革之前的極度苦悶自然是有所「珍惜」。
迫害歷歷 期望依舊
記者：中國近代經濟正逐漸泡沫化，而官員貪污腐敗與對無辜百姓在信仰及權益上殘酷迫害歷歷在現，然而對於全球華人而言，卻仍對現代的中國寄予如此的厚望，是什麼因素使然？
明教授：百年來的屈辱感吧！中國人一直記得歷史上的中國，不只是武功的強大還記得她昌盛的文明。中國人在面對西方的挑戰時，一方面覺得受到戰敗的屈辱，另一方面覺得西方科技文明比自己高，這是中國人所不習慣的，因為中國在歷史上一向是文明的創造者與傳播者，很少是接受者。這是一個關鍵！所以華人期望中國再次強大燦爛，一種能夠表現在國家統一，軍事、經濟以及體育文化各方面的強大。所以中國人只要有一點苗頭就有很大的期望，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每次以民族主義煽動都能夠耍得通的原因，因為它讓中國「貌似」強大。回過頭來說，這也就是因為這一百多年來中國所受的屈辱太強了，強到無法承受，所以華人樂見中國強大，即便是「貌似強大」。這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使然，再加上中共文宣的凌厲攻勢，扭曲了「強大」的意義，誇大了不實的內涵，更助長了民族主義的火焰。
至於經濟泡沫化這點，中國大部分的百姓還沒看到，由於中共傳媒的嚴控與封鎖，有識者如何清漣等學者的大聲疾呼幾乎無法為鐵幕內的人民所知悉。（編註：請參考博大出版社河清漣女士著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
「社會主義」 遍地謊言
記者：鄧小平在啟動經改列車時宣稱他所實施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讓人們有些困惑：究竟馬列共產主義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差異在哪？中國現行與未來的政治體制走的又將是哪一條路線？「一切都是為黨的政治服務」似乎成了這個國家最高的政治指導原則。從《紅朝謊言錄》一書中可以看到幾乎一切不符合黨的形象、黨的利益的就必須用謊言合理化，用謊言埋藏，用謊言消滅，哪怕是再荒謬的謊言。遠看陳獨秀、瞿秋白，中看劉少奇，近看胡耀邦、趙紫陽，權傾一時，為黨盡瘁，但其最終的下場都是用最悲慘的葬禮埋葬在謊言中。
明教授：我們可以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中國所經歷的幾個重要的政治運動與血腥整肅中發現這些真相，並找到問題的答案。
一九四九年到五三年是中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它緩和了知識份子與資本家的抗拒力量。在這期間，中國在五○年參加了韓戰，用百萬中國人民的鮮血與生命為蘇共老大哥打了這場代理人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共除了鞏固其在共產國際上的地位以外，同時清洗了前國民黨投降後所殘留的軍隊勢力。戰況的慘烈在《紅朝謊言錄》中〈韓戰回憶錄〉有著詳盡的描述。接著，為了鞏固它的政權，在五一到五二年進行了所謂的「三反、五反」運動（反貪污、反官僚、反浪費，與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把對其政權具有威脅的政治勢力與資本主義勢力全數清除，在這次運動中因而被殺的人數達二百萬人。（編註：最離譜的是在反對偷稅漏稅這一部分，當初中共定義的逃漏稅追溯年限竟然為清朝光緒年間，一夜之間全上海的企業家幾乎全部破產，因此而自殺者處處可見，為避免債遺家屬而且死要見屍，當初自殺者都選擇跳樓而不投江。）
到了五三至五六年間，開始進行「化私有財產為公有」的「三大改造」運動：首先進行農業改造，以合作社方式並小農為中農再合併為大農，藉此將農地收歸國營。這期間由於農民的激烈反抗遭到中共的強烈鎮壓與屠殺。接者實施個體手工業改造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由於農改階段殺雞儆猴的效應讓這兩個階段很快就順利完成，從此，中國90％以上的大小私營企業俱歸國有或公私合營。這就是中共所謂的「由新民主社會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也是中共要達成馬列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過程。
到了五六年，原本是要進入另一個社會主義里程，但由於當時國際共產陣營興起了自由化的浪潮，而匈牙利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運動導致毛澤東對中國內部知識份子右傾的深度疑慮，所以在五七年展開了「反右」運動，其結果是打亂了原先的政治布局，也導致了隨後一連串的錯誤政策。
毛當時以「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鼓吹知識份子大鳴大放，最終卻以「香花變毒草」收場。四百萬人遭受反右牽連，其中登記有案被正式扣帽整肅者為五十五萬人，這五十五萬人可說是當時中國的精英分子，朱鎔基與劉賓雁便在其列。到了七八年鄧小平為了走資右傾全面普查摘帽平反，直到八四年，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註：未被平反的人數有多種說法，少則五人，多則5000或一萬人，但是無論如何，比起當年的55萬人，都是九牛一毛。所以反右是被大大的擴大化了。由此可見暴政的可怕）。也就是說，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標準，五七年反右運動中錯劃者高達99％。「羅織罪名擴大化」，這就是中共最拿手的整肅利器，因為五千人而整肅了五十四萬五千名無辜的知識份子，同時牽連了近四百萬的受害者。所以「反右」以後人人噤若寒蟬，造成日後當政治上出現各種光怪陸離的政策時卻無人敢言的現象，導致日後為官者肆無忌憚地撒謊，而老百姓則是生靈塗炭的悲慘局面。
紅朝歷史 腥風血雨
記者：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事件不少。
明教授：是呀！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為「改善人民生活，加速經濟建設」，頑固地展開了全國生產「大躍進」運動，開始實施人民公社：拆散家庭、男女分社、全體下鄉生產、搞公共食堂吃大鍋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吃不飽的社會，實施後的結果是糧食大量消耗，生產意願降低，官民巴結拍馬、吹噓浮誇的風氣日盛（為了虛報糧產甚至出現一畝田產萬斤糧的彌天大謊），導致基層官員素質的急遽惡化與生產能力的急速降低。而「超英趕美」的煉鋼政策，更是導致人民盲目煉鋼不事農業生產，造成「豐產而不豐收」的經濟上嚴重失調。煉出了數百萬噸的廢鋼不說，最後導致農業的全面停頓造成空前的大飢荒。八年抗戰中國死亡近兩千萬人，而中共在大躍進期間，短短三年便因為政策錯誤造成的飢荒導致了近四千萬人的死亡。為掩蓋事實，中共將其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從當時的氣象分析研判，這三年中雖然部分區域出現了局部性南澇北旱的經常性氣象，但整體來說在那段期間全國堪稱是風調雨順；這在《紅朝謊言錄》中〈「三年自然災害」來龍去脈解密〉一文，有詳細的統計數字為之佐證，而另一篇〈一人說謊，全省遭殃〉，更是描述了當時僅甘肅一省，由於省委書記的謊言就餓死了三百萬人的悲慘紀實。
六二年毛澤東因為「大躍進」的失敗被迫交出權力，辭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掌權。由於毛澤東對權力的戀棧與野心，於六六年針對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官僚派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奪權鬥爭──「文化大革命」，並找了槍桿子林彪為靠山另立黨中央與劉少奇一幫人抗衡，當時的周恩來為了私利則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暗整劉少奇。在文革的前五年中，從中央到地方計有四百萬當權派精英受到空前殘酷的迫害，劉少奇的下場更是淒慘，在《紅朝謊言錄》中〈劉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嗎？〉一文裡，清楚描述了劉的悲慘下場。毛澤東的目的雖已達成，但是權力卻旁落軍人手中。所以七一年毛澤東開始鬥爭林彪，親密的戰友一夕間變成叛徒，林彪最終橫死大漠。七三與七四年鬥爭地方軍系，接著鬥爭周恩來，但因周勢力深厚未能成功。
後為挽救陷於崩潰邊緣的中共經濟，經毛、周協商，於七四年讓鄧復出任副總理，但是遭到以江青、王洪文為首的四人幫的抵制與惡整。七六年周恩來去逝，當年四月五日於天安門聚集的十幾萬悼念周恩來的學生民眾遭到四人幫以五萬多民兵進行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一夜之間血流成河，當時的實際傷亡數字至今仍是個謎，此為「四五天安門事變」。不久鄧小平垮臺。
同一年毛澤東身亡，華國鋒上臺，四人幫開始準備奪權。在葉劍英的協助下，華國鋒於北京發動政變逮捕江青一夥，並於上海同步鎮壓四人幫巢穴，七六年十月鏟除四人幫餘孽，至此，文革正式結束。總計在文革中因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者具中共官方估計達一億人以上，直接受到衝擊而死亡的人數則高達兩千萬人。
隨後因華國鋒崇拜文革堅持毛的路線，導致心有餘悸的元老舊識協助鄧小平於七七年復出，並於三年後鬥垮華國鋒。在這期間鄧小平舉起改革大旗啟動經改列車，並亟思對抗以華國鋒為首的極左路線。《紅朝謊言錄》中有關張志新的平反一案〈殺人者為何為被殺者平反？〉，其實就是鄧小平為了對付華國鋒，阻止左派的復出，拿死人為右傾走資路線作開路的先鋒，也從這裡引申出前面所提到七八年鄧小平為右派摘帽平反的作為。
隨後鄧小平扶植胡耀邦主政，但是由於胡耀邦的寬鬆政策導致鄧小平的不滿與猜忌，於八七年部署重兵拉他下臺，但是胡耀邦並未抗拒反倒瀟灑引退成為中共建政以來的異數，這對鄧小平而言不啻是拉錯了人還打擊了自己的聲望，也埋下了六四天安門事變的遠因。趙紫陽則在倒胡的過程中，為了自保與前途，使出了周恩來文革的招數，扮演落井下石的角色，並獲得鄧小平的青睞繼而崛起。
八八年至八九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而鄧小平「堅闖物價關」的決策直接衝擊了學生的生計，再加上知識份子對社會政策上諸多不滿而引發民運。八九年群眾以悼念胡耀邦為由，全國上百萬民眾群聚北京天安門，藉悼念表達了對當局施政的極度不滿，並要求鄧小平下臺。高亢的情緒、激昂的言詞、自由的呼聲終究不見容於當局，六月四日凌晨終於爆發了「六四天安門事變」，中共血腥鎮壓的結果，當日清晨就有上千名學生與民眾在廣場當場被擊斃（編註：有關傷亡數字眾說紛紜，根據當時臺灣當局的情報顯示，有三千七百多名學生、市民死亡，九千六百多人受傷，相較於其他媒體的報導，掌握了相當具體的數字）。由於趙紫陽當時反對鎮壓得罪當局而下臺並遭軟禁，而江澤民則在六四之前因鎮壓上海示威獲得中南海的信任奉召進京，咸信與策劃鎮壓天安門事件有密切的關係，江澤民也因此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進而取得政權直到今年九月。
從中共建政後一路下來的社會運動軌跡中，我們可以發現鄧小平想要改革，要走資本主義路線（從文革時鄧甘冒大不諱支持劉少奇右傾修正路線中可以看出），但又不敢批毛放掉共產主義這塊招牌，因為那等於毀掉中共過去幾十年來的建政史實和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所以鄧宣稱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藉此掩飾其一步步的走向資本主義的事實，只維持了少部分的社會主義架構，如黨仍牢牢掌控經營，以及土地依舊國有化，其餘多回歸私有。所以中國有人對鄧的經濟改革提出如是的評語：「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之前的社會主義路線都白搞了，最終卻又回到一九五五年沒收人民私有財產之前的景象。整個謊言也就由此而來，中共建政一路下來不斷的謊言，都不過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其實中國共產黨裡仍然有一些良知未泯愛國愛民的黨員，就像陳獨秀、瞿秋白、胡耀邦，只是他們愛國更甚於愛民，就說鄧小平吧，他可說是「抽象愛民、具體愛國」。從歷史上辯證地看，這些黨員因不得其法，走錯道路、用錯方法，去救一個他們所愛的中國，出於好心卻害中國害得要死，套一句中國政論家胡平的話：即便存心惡整都整不出這樣的悲慘局面。
總的來說，中國領導人過去搞的是馬列暴力革命的共產主義，而現在搞的是不敢講的資本主義卻又不想放棄那塊馬列的招牌。中國現在的體制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徘徊，所以毛當初的一句名言「中國向何處去」，也正被一些有識者重新提出。
人民公敵「信訪辦」 御用打手「公檢法」
記者：在近代中國社會迫害上最令人不可思義與震驚的，就是在廿一世紀的今天，自詡為現代化的中共政權對手無寸鐵一心修「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與其他正教信徒的大規模迫害與虐殺行為。而在這個過程中，「信訪辦」（編註：人民上訪請願的機構）與中共的「公檢法」（編註：公檢法是指中國的司法制度下三個機關：公安、檢調與法院）卻淪為欺壓百姓的機構與迫害的場所，幾乎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御用打手而非保護人民的制度。
明教授：打壓法輪功是與過去的幾場整肅運動採取了同樣的手法，是中共累積了多年政治運動的一貫策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與「羅織罪名擴大化」。就像反右運動為了五千人而羅織罪名擴大了一百一十倍的無辜者。法輪功修煉者有上億人，由於人數眾多觸及共產黨專政獨裁者，而卻整體遭受到江澤民羅織罪名擴大化的迫害（編註：在過去的幾年裡，江澤民及其領導的610辦公室先後在全國各地興建近300多個用於關押，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基地，約有幾十萬法輪功學員遭受關押和囚禁，並承受精神和肉體上的酷刑折磨），這根本就是文革的翻版；共產黨內部官倒腐敗者日眾卻不知檢討，這不是雙重標準嗎？究其原因就是江澤民過分執迷於權力，繼而產生的妒忌心理所導致。
至於「信訪辦」與「公檢法」這兩個制度，在瞭解了中共過去的政治鬥爭史後我們可以說根本就是為了服務共產政權而設的。在《紅朝謊言錄》這本書中有一篇〈民間信訪案例紀實〉就詳實地敘述了信訪辦與公檢法許多的劣行劣跡。
政治改革 趨勢難擋
記者：當前華人知識份子（尤其是中國大陸內部及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甚至部分西方智庫，對於中國共產制度存在一種雖不滿意但必須接受的論調，他們怕的是中共的崩潰造成內部的社會秩序的瓦解，進而導致全球整體運作機制的崩解。
明教授：中國知識份子在心態上仍存在著對於大中國的渴望，同時對歷年來的政治運動與整肅迫害所存在的殘酷印象至今猶揮之不去，尤其是文革、六四與對法輪功和其他正教的血腥迫害手段，因此他們對共產黨政權仍然存在著深深的恐懼。同時相比之下，現在比過去寬鬆一些，基本上知識份子也還受到些尊重而有所發揮，社會走資開放後百廢待舉，因此知識份子收入更是增加了，大中華情懷也因為中國「貌似強大」的假象而得到補償，所以在當前局勢下部分知識份子會有「雖不滿意但須接受」的論調。
至於制度的崩解那是必然的，這可以從國際的壓力與歷史的軌跡中看出。蘇聯與東歐人心的改變，經過實際訪問與專家們的分析指出，其實有一大部分是透過西方廣播媒體將自由民主的訊息傳播到鐵幕國家的人民所導致。隨著時代的變遷，再多的干擾也無法阻絕自由的聲音，而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動力。
而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自一九九一年起一夕之間陸續解體，在這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端倪，也沒有任何專家學者預見會如此的突然。既然共產黨的崩解會發生在蘇聯與東歐，那麼走同樣政治路線的中國就沒有例外的可能。再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經歷那麼長久的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勢必也會引起政治的變動。以同是華人政治實體的臺灣為例，從農業步入到工商業，從國家干涉的計畫性經濟到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在歷經如此巨大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後，臺灣人民對於政治改革意願的高漲與訴求，國民黨當局是擋也擋不住的，這可溯自於一九六九年臺灣「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開始。隨後改選聲浪日增，最終為全面改選進而推展至政治體制完全民主化的變革。
所以經濟與社會的變遷勢必會引發政治改革，溫和的如西方伯恩斯坦民主社會主義的興起與臺灣的政治改革，激烈突變的如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瞬間瓦解，體制的不同自然造成其間的差異。因此，回顧歷史的軌跡，中國沒有理由不會改變，世人也沒有理由不去接受或抗拒這種改變。
中共部分高層與知識份子認為，他們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較於同是馬列門徒的蘇聯與東歐，是不同的發展路線，是不會產生如此變遷的。這樣一廂情願的想法只是暴露了這些人根本沒有認清自己政黨的來龍去脈與本質，沒有看清世界歷史的脈動與意識到中國國內即將爆發的巨大的潛在壓力。
胡溫「新政」 有待觀察
記者：中國的政治環境猶如一個大染缸，對於貧下中農出身，形象親民愛民的胡溫而言，是否能夠免俗而出污泥不染？
明教授：中國共產黨是有一些如胡耀邦等清新之士，但是染缸的意義就是逃出去的機會不大，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共沒有官員敢站出來對抗政治環境中那麼多的不合理與矛盾的政策和作為。列寧說：黨是在不斷的清洗與淘汰中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師承列寧，不斷以黨的教條清洗跟不上黨的腳步的追隨者。胡溫是否能免俗而出眾我們不敢說，但設想，當輪到他們在操縱染缸的時候，能否保持清廉呢？所以我們很難說，只能說是期待吧！
民主開放 力挽狂瀾
記者：最後，想請教明教授，如果中國共產政權最終如前所述將面臨崩解，那麼中國政府究竟該如何面對才會有機會挽回他的政治頹勢？
明教授：西方工業革命創造了新興的資本家，而其中多數是沒落的貴族，他們成功後以錢易爵，對外取得政治上的發言權，對內則是剝削勞工。知識份子則協助勞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黨，開始暴動奪權。於是資本家與貴族開始與勞工和解，權力也逐漸釋出，隨後，以選舉方式產生議會民權的概念逐步穩固。由於彼此人數上的懸殊，權力開始向人民傾斜，國會力量開始強大，於是社會政治開始變遷，開始多元化、平民化、世俗化，終於在英國、西歐與北歐發展出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且順利地傳到北美，最終以帝國主義方式痛苦地傳到了亞、非、拉三洲。在亞洲，日本是輕易地經歷過去了，而中國就在這痛苦中掙紮了一百多年，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中產生出來的。這是一部人類史也是一部中國近代史。
如果中共近代領導人沒能看清楚這條發展的路線，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依然採取抗拒的態度，那麼它肯定是會被淘汰的，殷鑒不遠，東歐與蘇聯搞了半個多世紀的一黨專政，最終還是被淘汰了。中國究竟該往何處去？建基於資本主義經濟上開放的民主制度，這就是他挽回政治頹勢最終的答案。
（大紀元記者萬子青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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