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破小汽車價格大幅度「跳水」背後的隱私

事實上，近兩年來小汽車價格的持續跌落，既不是專家們分析的「買漲不買落」，也不是生產成本、管理成本、甚至進口技術成本的降低造成，更不是專家們同英美比較後算出的中國小汽車價格還有降幅空間所致。當然，專家之所以敢於在眾目睽睽之下信誓旦旦地「顧左右而言它」，如果不是自身的無知，就是「明欺」中國人尤其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缺乏經濟常識。

近兩年來小汽車價格的持續跌落，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信號：它表明中國又一次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的經濟危機以通貨膨脹為主要特徵。

通貨膨脹表現為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但是通貨膨脹本身是不均勻的，一些商品特別是生活品的價格會持續上漲；一些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價格則可能下跌。自去年下半年開始，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的糧食、液化氣、蔬菜等價格直線上升，普通人家無不感到「物價」帶給他們的壓力。於是，大多數老百姓只能通過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渡過危機，這其中減少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自然而然地成為必然選擇。這也是近年來家用電器、黃金首飾等市場也一直「疲軟」的原因。

在專政或集權國家，通貨膨脹對政府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政府而言，只要制鈔廠開足馬力就可「渡過難關」。今年甚至連一元的新版人民幣，都開始發行起來。個中奧秘極其簡單：新鈔投入社會的數量永遠會大於舊鈔回收的數量，這個「剪刀差」永遠不會被執政黨主動去「填平」。

當然，光靠發行新鈔往往是不夠的，這樣憑政府強力「追加」的社會財富有時還需要洗白。洗的辦法就是發行國債。

國債是政府完成「原始積累」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不過，一說起原始積累，中國人往往想到並知道的是英國十七、八世紀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殊不知，國債也是原始積累的一種途徑。通過這一渠道受益的是政府和買得起國債的個人，國債的高利率其實就是對國民資金收入的「二次分配」，但大多數人由於「錢的原因」而參與不進來，所以發行國債某種層面上是讓富有的更富有，貧窮的更貧窮。歐盟限止各個成員國家的國債發行比例就是這個原因。

在一般人看來，還有一個錯覺，認為國債好像是政府「借去」的，其實不然，國債的說白了就是「透支」，但政府與個人不同的是，政府的「透支」永遠不會導致破產。因為政府可以循環透支，歷史上也還沒有哪一個政府因為「財政原因」就垮掉的。

正是由於國債的明顯副作用，發達國家一般都嚴格進行控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某一年，美國政府年度財政預算出現「缺口」，美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居然是讓全國公務員放假一個月以減少支出。－－當年央視特意幸災樂禍地進行過專題報導。出現這一情況是因為在美國、「除法律規定的撥款外，不得從國庫提取款項。」中國自然不可能創造出這樣的「案例」供它國作「笑料」用，因為我們國庫的就是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的就是政府的，政府的就是領導可以「當家作主」的，所以今年領導同志敢於一次就從國家外匯儲備中拿出1000個億來補貼三家銀行的虧空。

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自30年代以來再沒出現過蕭條，也就是沒有出現過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曾出現過一次較長時間的「經濟疲軟」，後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研究了中國的「經濟疲軟」後教導我們說，那就是「經濟危機」。為它進行的「治理整頓」餘溫尚在，為什麼這麼快又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稱為「經濟危機」的症狀呢？

這可能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白壁上的微暇。前蘇聯最後一代領袖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建設征程中一不經意就出現的或冷或熱的「經濟病」分析說：原因已經清晰可見－－社會在集權體制的束縛下幾近窒息，它注定要為意識形態服務，注定要承受龐大官僚隊伍的重負，已經精疲力盡。話說回來，如果沒有這一小小的毛病，全世界恐怕早就全部扯滿了社會主義的旗幟，地球居民們應該是在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上高歌猛進著。

斯密說，專制國家的政府，往往樂意經營壯麗堂皇的工程。因為這些大動作對領導而言，可以「壯觀瞻，邀聲譽」，但「實際上的效用，是受到漠視的。」無獨有偶，哈耶克也說，二戰前德國和義大利的那些壯麗的公路，看上去是非凡的卓越成就，實際是則資源被誤用的證明。

這些年來，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各級領導也總是一個接一個地為他們的子民推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政績工程」，不知疲倦。辦事是需要錢的，政府也不能例外。因此，與發達國家「藏富於民」相反，集權國家的最大目的是擴張財政收入，「財政收入」也因此從中央到地方都成為了領導的赫赫「政績」。一定時期內人民的「收入」總是有限度的，當「大頭」被政府抽走後，人民不陷入經濟困難反倒是不正常。對此，哈耶克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初就有著非常的預感：不少威權主義政府也是蠻能幹的，它們的成就並不遜色於當世，但當他們回望自己為人民建設的設定目標時，看到的將是一些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陷入了貧困。

從真理到謬誤只不過一步之遙，億萬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由少數人哪怕是英明領袖來確定。因為事實總是走向良好願望的反面。今天西方國家的人民已越來越不願意麻煩他們的「老大哥」－－政府，那裡的人民堅信：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西方國家也並不缺乏有雄心壯志和雄圖大略的領導，但他們誰也不會甚至於不敢哪怕稍微超越一點「職權」代表人民去行使權力，這也是市場經濟學的創始人斯密教給他們的信念：試圖指導個人以何種方式思維、生活、生存的政治家，是在僭取一種天賦他人的權力。

政策的透明是一種文明和進步，政府需要把它的實際狀況告訴自己的人民。輿論，不管是主弦律還是次弦律，都不可能鑄成持久不壞的枷鎖。政府不能老是把對於自己有用的東西灌輸給人民。小汽車降價的事實真像，或者經濟危機都不可怕。人民是可以和政府共渡難關的，只要不處心積慮地矇蔽人民。洛克說，對於統治者的失敗、一些錯誤和人類弱點所造成的一切過失，人民都會加以容忍，不致反抗和口出怨言的。人民不害怕錯誤，但害怕一再回到老的錯誤上去。歷史上，亞洲的進化過程無一不被政府的強力所阻止，中國文化和科技曇花一現式的繁榮也總是出現在動盪年代，甚至因此還造成了中國人「亂世出英雄」的幸福錯覺。政府就是這樣，能窒息一個民族。滿清已創造了巨大無比的先例，無需我們還來畫蛇添足。「讓後人復哀後人也」不能總是中國人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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