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人心裏，用某種原則為承認條件，人才是共產黨員。是正常意義的人還是共產黨員，這是不能混淆的兩碼事，分屬兩個世界。共產黨從創立到今天也沒將此上升到區分的水平。
這個判斷把客觀事實當成主觀事實來定義。在任何條件下蔣彥永都是客觀世界的事實----人；只有在特殊條件下（心理承認）他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也不能抹煞他還是一個自然的人，他所表現出來的品性仍然可以是自然意義的。先生使用了「真正」一詞，可真正一詞的意義是什麼？對這裡的澄清很重要：真正是對事物初始質的追問，即不以事物的直觀顯現為介定的根據，而是追問背後的本質。如果這裡說的是人，所求證的就是做為物質之人的那些客觀性質，不是心理狀態。
所以：自然界裡或現實世界裡只有真正的人，沒有真正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並不直接地就是自然意義的人，而是自然人用一種特別的心理在人際聯繫上做的承認，是主觀態度，是人與人的聯繫裡的某種特定關係。但蔣彥永老人卻直接就是自然意義的人。
我請曾仁全兄能夠與我一道接受：世界上沒有真正意義的共產黨員這麼一個質的事實：只有在事關關係的條件下才有共產黨員----
因而這個命題把自然人的一些屬性等同成了黨性。蔣老人做的事並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這個特別的承認，而是因為他有常人心態，是自然的人性所驅動。有介紹他父親的文章，也是位一絲不苟的誠者，還有他在臺的親屬，他們的誠實、正派，是什麼黨的真正黨員？所以把他的行為解釋為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這個原因，解釋失當。
蔣先生的人格裡有兩點讓人敬仰：一是誠，二是正；這兩點都是常人天然的倫理理想，不是由政黨帶給人的。全中國的人都尊敬他，世界上的人也讚揚他，並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而是因為他是人，他在做為一個常人方面所達到的境界----人倫日用上達到的境界。這種尊敬與讚揚也不是用了共產黨這個標準，而是最一般的人性，人倫日用標準。
真正的共產黨員這個判斷就把蔣老人的好人品歸結為共產黨的黨性了，這就陷於與他的被拘禁的矛盾----拘禁他更是奔著黨性----同一個性不能決定出相反的事實。只要說的是性（不論物性還是黨性）就都是必然聯繫。黨當然不是必然產物，是人的選擇，但一個一經建成的政黨其性質與它的名稱間的聯繫卻是必然的。
所以說蔣彥永只是一個崇高、聖潔的自然人。
正是做為人際聯繫原則的共產黨懼怕崇高、聖潔----誠實，才拘禁蔣老人的。
雖說我堅持的是打倒共產黨這個立場，但不是為使性執氣，而是基於對共產黨這個名詞的理性認識，所以我也並不說共產黨是為著反人類，反崇高，反聖潔，反誠實，反對正義才創立的；並且我也承認馬克思是為追求公平和正義；並且還認為陳獨秀、毛澤東也是為正義所驅動才建黨的，但這裡所承認的只是他們的主觀願望，我同時還注意到在實踐中更具作用的卻是機制的聯繫：你不能不承認「共產」是個理性原則吧，而只是要理性原則，就按著不移的機制發生作用，不移的機制作用就是主觀願望所無法企及的。主觀願望是人才可能有的，是選擇的力量----而機制是不能抗拒的必然力量，良好的願望是出自做為常人的馬克思和陳獨秀，發揮作用的卻是他們創成的共產機制。做為共產黨學說的創立者的馬克思，做為中國共產黨創立者的陳獨秀，就已經不完全是原來的正常意義的人了。正常意義的人的意識是從生命裡發生，當然就是服從並服務於它所屬的生命----以生命為責任，表現為良知良心；而共產黨領袖的陳獨秀必須對共產這個純粹理念負起責任，人的良知就為黨性所代替。
「黨性」所內涵的是人承認自己為某黨成員，並在黨的理念下活動所帶給他的觀念變化。我敢肯定地說：蔣老人格中的意誠、心正這兩大品格都不是來自共產黨的黨性，它有三個來源：
一是來自人的所是，蔣老的人格就是一個「誠實」，其實，實也就是正，因為只有用來反映的與被反映對象的相符才叫實，真實是評價反映主體的；而「正不正」是以一個客體做為標準去評判主體意識是否與之一致。任何人在能用心之前就已經是人了，人心的所以形成就是由自身完成對自身的把握，所把握的是否是嚴格意義的自身，就是正，所有人的人格來源都是它的是人，這是最根本的。
其二是來自家族傳習，傳習有生命的物質傳承與家風的傳承，家風是耳濡目染；
其三是個人學養，他的所格之物、所致之知，培養著他的良知，他的意的誠，他的心的正，他的身的的修。
我也並不否認共產黨也有讓人向善的號召，儘管我早己看出「為人民服務」最初是個良好的主觀號召，但它澱化成的機制聯繫，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卻全是負值的，它的實踐後果就是人格分裂，但我並不說共產黨願望上沒有向善的主觀。我只是認識到：黨性不是由主觀號召所能規定的，而是由理性原則的機制必然地決定。我們得知道「人是理性存在物」這句話是我們所能看到的人的主觀原因的總原因，才能對所看到的原因做出恰當判斷。它是理性運用的前提，它先天地包含了理性是按照機制聯繫發生作用的這個更前因。
「共產」是一個理則，因而也是機制聯繫----並不是任何樣態都可以叫做「共產」，關係聯繫中只有其中一種叫共產，因此「共產」作為聯繫樣態就只允許自身唯一，它的唯一性轉換成實踐就是只准自已存在----專制；民主也是關係概念，它的機制性卻允許各種相悖原則，轉換成實踐就是不同意見的並存。儘管共產黨也有讓人行為端正的號召，但主觀號召面對不可抗拒的機制力量那是絕對的蒼白無力。
為什麼《人民日報》向江澤民叫板的文章會說：「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這裡就暗含著機制性作用：胡溫做為肩挑民族責任的人，責任使他們感受到「矛盾凸顯」，責任迫使他們的智力面對矛盾，感受到矛盾；如果換上其他人就不一定構成這種機制，比如像我母親那樣的九十多歲，又耳聾的家庭婦女，決不會處在與責任的聯繫中，感覺不到「矛盾凸顯」。文章所說「矛盾凸顯」就只是一個實際的經驗事態，並沒有看到其中的機制聯繫：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擺在那裡，不問你主觀想不想做此認定，只要你來擔這副責任，就會碰上它，若不想垮臺，就非改革不可，這就是機制的作用。
對此是所有理智健全的人都能承認的。可是，對共同承認的中國的現實，在如何擺脫危機，找出出路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回答，因為發生機制作用的「要件」不一樣：像江澤民就恐懼改革，因為所有改革不管是否自覺到，它都是向正、向實的方向的接近，總是對虛的邪的東西的排除，上海幫就是一批邪種，滾刀肉，任何正義、真實氣象的奠立，都意味對他們的清算。在江澤民肩上既沒有對民族的責任，甚至也沒有對共產黨的責任，他們僅僅是在為自己的命運找退路，就得拚命阻擋改革。
而胡溫呢？在客觀上是國家民族的中樞，所有的困難都必集中到他們肩上尋求克服，所有的矛盾都流匯到他的責任裡尋找化解，能不能在江澤民的舊窠裡找到出路呢？如果能夠找到也就積不成危機了，所以機制的力量逼迫他們勢必求助改革。但造成改革必須性的真正根據是什麼，卻是他們並沒弄清的，因這是潛隱的機制詐用，只能認識不能經驗獲得。其實就是社會理念在機制上的失真實與失正義。這個機制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人要走人路與社會卻讓人服從不相干的意識形態，就是人造意識形態與人路的衝突。
無論改革者自覺到與否，改革都是增大社會理念裡的正義與真實的含量----因為不實、不正，社會才陷於矛盾與危機的。人類的道路與人類的性質只有相符不相符這一種關係，相符必是正的、真的，一切不相符都是虛假、邪歪，只是矛盾的具體性掩蓋了這個機制性。無路可走這個現實逼著他們去找出路，所以他們只知道找出路，卻不一定知道出路就是讓社會真實和正義----共產黨既要共產，就弄不懂機制之學。他們可能會發現一些有效出路，但在短暫的有效性背後卻是更深刻的危機。就因他們並沒請醒到：任何改革的必須性都是由社會理念的失真、失正所引發，改革就是向真實、正義的靠攏。
如果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不這樣來改革了，而是把社會理念果決地建到真與正上。也不會用這樣的文章來叫板，而是赤裸裸地引進真實和正義。因他們的改革不是擁抱真實與正義，只是為尋找當下出路，所以就跟上一句：「不該變的決不能變，一變則自我瓦解。」----這是宣布他們的改革是以不顛覆共產黨為前提，因而他們的改革並沒把「共產」這個理則當成認識對象，追問它到底是真理還是邪理，他們是對共產的不垮負起責任的改革，所以主觀要求再強烈，後果卻還是反向的。因為人的道路只是對人負責任，離開了人倫日用，所有改革都是枉然！而讓社會真正地真實與正義，又絕對沒有「共產」的話路。所以他們的改革就不會有任何成效，反而孕育新矛盾。
他們擔心什麼東西的自我瓦解？----元朝建的天安門，經了明朝三百年，李自成的大順十八天，異族清政權三百年，中華民國（含復僻、割據）的四十年，又經歷了中華人民只和國的五十五年，它也沒瓦解；
干共產黨市委書記的葉利欽、干共產黨特務的普京，又幹上了俄國總統，做為自然之人他們並沒瓦解，因此胡溫的「自我瓦解」是盲概念，不光是欺人，也欺自己。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敘述：人是物質事實，除了用外力消滅，它不會因觀念的更換而瓦解；
而共產黨是精神事實，本來就沒有存在性，是皇帝的那件新衣，不瓦它也是解的！還對它的瓦解擔哪份子心呢？這是胡錦濤的莫明。共產黨的瓦解只是人心中某種聯繫的終結，廢除，無礙於任何客觀事實的常態！它垮了又怕啥？正是胡錦濤肩上有共產黨這副虛無的擔子發生機制力，所以他們要改革的願望就為他們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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