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全世界人民為六四而悲痛的時刻,連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迴避六四話題,不敢對六四說一個不敬之詞;而戴晴這個女人,卻不識好歹地跳出來大放厥詞:「六四事件,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見6月3日《多維網》,下同)
戴晴再一次對六四誣蔑,用了一個她自己也認為是「刺眼」的詞:「恩准」----「兩千年專制的中國,到了1980年代,只因專制者幵始表現其幵明的一面,經其『恩准』(這詞刺眼吧?但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就是這樣。也只有認清這一格局,並對在這樣的格局上起跳有思想準備,才有逐步取勝的可能),才有了艱難的民主之先聲:啟蒙。廣場佔據者的絕不妥協,把他政治理念中或顯或隱的幵明堵了回去,並為他背後陰笑著的老革命們奠定了氣沖牛斗的『政治正確』。」
戴晴這一段文字頗為晦澀,關鍵詞是「恩准」這兩個字:只因專制者的開明和「恩准」,才有80年代的「民主之先聲」和「政治開明」?而六四卻「把開明堵了回去」?於是,六四葬送了專制者的「民主之先聲」和「政治開明」?
在戴瞞看來,葬送了中國的民主與開明前途的歷史罪人,不是鄧小人等專制者,反而是六四的「廣場佔據者」?
戴晴給六四扣上如此荒唐的罪名,並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根據,僅說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機遇」----戴晴毫無根椐地寫道,六四中,「自我改造之中的共產黨史無前例地收了手,意味著它在重大原則上的讓步(也就是進步)。和歷史上每次可能的良性轉機總是敗在打著激進口號、感情衝動的投機者冒險者身上一樣,這回這一難得的機遇,也為高喊口號、希翼以逆取一蹴而就的的野心家所斷送。」
戴晴的這段文字,將中國的噩運全部歸罪於歷史上的改革者。誰打激進口號?誰感情衝動?誰就是投機者冒險者?而專制者已在自我改造?已有讓步(進步),是中國的良性轉機?這一個難得的「機遇」,被六四野心家斷送了?
在戴晴看來,專制者不打激進口號不感情衝動,不是野心家?倒是六四的領袖是野心家?
為什麼戴晴如此顛倒黑白?如此無恥?!
例如,戴晴在她的文章一開頭也說:「六四事件,是一場由學生運動為前導的都市民眾街頭抗議,抗議的內容是要求信息公幵、決策透明,抗議的對象是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百試不爽的政治栽贓與政治壓制,接著將目標直指官員的腐敗與低效率。」
白紙黑字,以上民主運動的事實,在戴晴筆下也寫出來;所以戴晴誣蔑六四「不算民主運動」,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戴晴寫文章如此厚顏無恥,在其《我的四個父親》一文中也有典型例子:
戴晴寫其義父葉劍英一生中有過七個女人,到葉劍英死時卻沒有一個女人在身旁。葉劍英官至「中央領導人」,身邊的女人有過多少?這類緋聞本來不是正面文章,而戴晴卻天才地從中發掘出葉劍英的正面閃光點:「他或許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
一個大官一生中有過許多女人,是「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
此厚顏無恥的溢美之詞,出自-個女記者之筆,實在讓人印象深刻:原來,做大官的,如能多搞幾個女人,在戴晴看來,也是「激情不倦」?
如此無恥之筆,與中國歷史上一些無恥文人,將皇帝霸佔民女寫成「寵幸」,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此無恥之筆,將戴晴的無恥文人的面目暴露無遺!
結論:是無恥之人,寫無恥之文!是戴晴無恥,才能寫出如此無恥的文章!
我曾經寫過-篇文章:「寫寵幸文章,是中國文人最厚顏無恥的傳統」。我一再感嘆中國男文人的無恥天才,能發明出「寵幸」這兩個字!
例如猴山上的猴王,壟斷了所有的母猴,其他公猴雖屈服於猴王的武力,也不至於站出來稱頌猴王的壟斷是一種寵幸。所以中國人間的臭男文人,比猴山上的公猴還不如!不要說人格,連猴格也在公猴之下!
如今連女文人戴晴也站出來說葉劍英「對女人的激情不倦」?哇噻!中國的寵幸文章一代傳一代,至今出了大牌女作者了!
所以我也非常感嘆戴晴的無恥天才,不僅能創造出「對女人的激情不倦」這一句永垂不枯的文章,又能創造性地引用「恩准」這一句古典,以評論六四的功過?
看來,中國的無恥文人,不論男女作者,總是喜歡寫寵幸與恩准文章!所以,此篇駁戴晴文章的題目,就訂為:「恩准」與「寵幸」。
只是我很奇怪:恩准與寵幸在海外是很刺眼,在國內卻是專制者與走狗的優良傳統。在黨報上,恩准與寵幸字眼根本不會刺眼!戴晴理應回到國內黨報上去乞求恩准與寵幸!否則,戴晴在海外冒充「民運人士」,能被恩准嗎?,
寫於2004.6.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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