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會議，其實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緊急會議。其中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人為教授；另有章伯鈞、史良、葉篤義、閔剛侯、金若年與會。此會的倡議者、操辦者胡愈之，則在會議開始之際離去。會議由父親和史良主持。來自高校的教授們，一一介紹了校園內的情況。
費孝通說：「……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斗錯，聽了令人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
曾昭掄說：「中國知識份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過去以運動方式對知識份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國知識份子喜歡『清議』，應該給他們機會多講話和尊重他們，但黨不給……」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以出亂子。近來有些學生家長寫信給我，要我勸勸他們的孩子不要鬧事，我曾做過，但學生的表示十分堅決，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們做學生的時代一樣，不接受家長的勸告。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學生鬧事的原因是沒有出路。有沒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裡。」
黃藥眠說：「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階段，黨和非黨知識份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一切只有黨員可以信任了……黨對知識份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執行起來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聽者激動，大家熱血沸騰。父親在深感形勢之緊張的同時，倍感肩頭責任之重大。他認為：形勢的緊張是規律。此刻，民主黨派應該大力發展組織，提高地位，發揮作用；而中共則應該對民主黨派重新估價。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長期共存。
最後，父親講了話。他說：「蘇共二十大以後，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國共產黨員所遵循的唯一理論和行動的教科書－－蘇共黨史也要修改，現在沒有一個理論和實踐的標準了。在國際共運中，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另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承了列寧主義。這兩個人誰正確？這兩條路哪條暢通？只能由歷史來作結論。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是客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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